{盡做紀實達人}謝明莊 以影像為窗 觀照大時代

文章日期:2021年05月23日

【明報專訊】光影作坊的方長展示枱上放着最新出版——封面粗糙灰沉,書名「回應時代」四個大字不斷重複,像極了日復日的平凡景觀。封面右方有一銀色小方格,把書捧在手上,恰巧將頭頂的燈光折射,觀者於是就有了被按下快門曝光一瞬的刺激。鏡面方格也許象徵相機擷取畫面觀景窗,面向世界,也同時讓人瞥見了自己模糊的身影,就如策劃人謝明莊在序言引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前攝影策展人John Szarkowski的隱喻──照片可作為一個窗口,透過它探索外部世界的存在和現實;照片也可被視為鏡子,是攝影師的情感表達,將自己投射在世界景象上。光影作坊聯合創辦人兼主席謝明莊早前被《文匯報》點名批評,稱他是「街頭騷亂的鼓吹者和參與者」。他不明所以,卻沒太大感覺,反觀自己覺得只是被流彈擊中的其中一人。置身槍林彈雨的時代,一個攝影師如何思考手上的四方盒,那道既影照世界又反照自身的觀景窗?

紀實攝影不只限於新聞圖片

光影作坊以推廣攝影為目標營運,場內除了展覽廳,也有兩排頂天大書櫃,放滿攝影理論與照片集。他招呼記者坐在通道末端的小沙發,自己在書櫃間抓來一把短梯,一屁股就坐在上方,「唔緊要,坐櫈我反而唔舒服」。他的就地取材,盡見攝影記者在採訪現場不拘小節的氣魄。曾在《星報》、《壹週刊》和《太陽報》工作,他其實並沒停留在攝記崗位太久,「那是我的工作,但我不是太滿足只在媒介裏出現的新聞圖片。我覺得就算是紀實攝影,都可以有不同的呈現方法和可能」。他說,工作讓他看到新聞攝影的限制,「始終要回到事件,以及呈現事件時,你要相對地客觀,這是新聞的本質」。他自言有創作欲望的人必然會不滿足,希望透過紀實影像講出自己關心的事,未必是直接指向事件本身,更想帶出整個時代的氣氛。

《回應時代——攝影與藝術》緣起自光影作坊主辦一系列講座,以倒敘方式,回顧六四、九七回歸、二十三條、天星及皇后碼頭、傘運的五件香港歷史大事中,攝影師和視覺藝術家分別如何呈現和回應。從二○一四年傘運打頭陣,辦到第三場,反修例運動便一觸即發,謝明莊馬上反應過來,把它也納入計劃中。講座當日,嘉賓和台下觀眾傾得肉緊──謝明莊提問對運動中攝影記者鏡頭多是經常指向警方,是否客觀持平,攝記陳朗熹說行家的立場是誰有動作就拍下;漫畫家黃照達則指政治漫畫的本質就是立場為先;觀眾卻補充,認為持平與否其實與讀者解讀有關,舉例如示威者進入立法會的照片,不同立場的人會有不同感覺。謝明莊大歎妙極,有感香港教育從來忽略影像教育,而這是生活在影像世代卻誤信「有圖有真相」的縫隙,說光影作坊的成立正是為了讓大眾認識影像的威力如何刺激人欲望、口味、消費模式和價值取向。

黑暗中有光

講座內容輯錄成書,而書的末頁,放了謝明莊的作品《黑暗中有光》。畫面中,盤子上擱着一張全黑相紙。他為這幅概念性創作解話,指傳統黑白相紙的感光物料,一旦接觸到光就會慢慢呈現黑色,是化學反應。二○一九年香港人都看過太多社會事件的相片,使人逐漸麻木,正如過度曝光令相紙變黑,「好似好負面,但點解呈現黑呢,是因為有光。這就是我對二○一九年感覺的總結,好唔開心好懨悶,但其實仍然有希望」。

由此談到影像回應時代的方式,他認為攝影可以超越紀錄,興致勃勃地以書中展示多樣的可能說明,或直接或間接,或強烈或溫柔。他低頭翻揭,瞭如指掌地停在他正想解釋的例子,首先談到高志強回應六四和七一的攝影——《倒數1000日》捕捉樓宇間連結大廈的電線和零星雀鳥飛過的畫面,《再見英國大不列顛》則拍下婦人向大海撒溪錢的一幕。他認為高志強的影像均不指向特定事件,而集中呈現時代氛圍、港人和個人情緒。高氏在講座上也自白,即使是八九年北京的運動中,拍攝的出發點不是北京,而是他更關心的香港。

說回自己,謝明莊對紀實攝影的深刻思考也正正始於一九八九年的經歷。當年他在五月底跑到北京,一天晚上經過天安門廣場,拍下了一張對他日後取向影響攸關的照片——毛澤東肖像被換下、重新掛上的一刻。「我後來才知道原來當日下午有人潑了墨上去,所以有人夤夜更換。這張相記錄了更換相片的這件事,平時你去天安門廣場一定會看到張相掛在這個位置,但這個畫面對我來講,呈現的不單單是這個事實,而是整個政權的轉變或搖動,因為最significant的symbolic icon不在原來位置。」被搖撼的同時是他當時對攝影的既有概念,「對我來講,紀實攝影可以由事件提升到反映時代的層次。這是我對紀實攝影的追求」。

在報社當過圖片編輯的他,曾因審美、道德等取捨與同事爭拗,對過於直接的表達顯然有點抗拒。收錄在個人攝影集《記述》中的《馬照跑》是他離開《壹週刊》後,一九九五年突破的嘗試之一。其時許多新聞圖片都以馬場內賭馬盛况表達「馬照跑,舞照跳」的回歸想像,謝明莊卻花了長時間,在不同跑馬日到全港投注站門外以寬角度拍照,連同周邊社區拍下,計劃在五十年後再影一次,看看是否真可如承諾般不變。回顧作品,他指出一項巨大改變,編號831的一張——「這個投注站是赤鱲角機場地盤流動投注站的車。想維持工人買馬的欲望,讓工人在工地也可買馬。」他又展示另一輯舊作,如傘運期間的一天清晨,他睡不着而沿告士打道一路往銅鑼灣步行拍下的一輯相片,一張接一張,呈現大馬路上人流的變化,其中幾張無車無人,「在電視、媒介見太多衝擊場面了,但我present一條無人的街,你就associate到是一件什麼事」。以無見有,空寂大街反讓觀者追憶現實影像。他認為攝影對時代的回應方式,可以是表達氣氛,可以是投射未來,也可以是對現實提問,視乎手執相機的人如何使用這件工具。

沒多少人知道,這位攝影師投身紀實攝影的起點竟是話劇。他笑說自己自小就發明星夢,母校是學界少有擁有劇團的中學,每一年他都會在學校禮堂台上擔當話劇主角,受盡掌聲。畢業後他就投考電視台藝員訓練班,想換個舞台在公仔箱裏繼續發光發亮。因為他的半臉被口罩遮蓋,輪廓看不清楚,記者問他年少時是不是很有明星風範,他不直接回答,笑笑用例子回應,「同期有劉德華、黃耀明」。在班上表現不俗的他,其後得到電視台的兩年合約。兩年間大部分時間卻只在片場行行企企,沒有正式的角色,更沒預期的即時掌聲。因為有糧出但很少通告,他沒事做就跟中學同學到觀塘職業訓練中心讀攝影。

西瓜種植帶來啟示

後來的際遇漸漸改變他對自己的想法。離開不屬於自己的舞台後,一九八六至八八年,他拿着日打兩份工攢下的三萬元開展兩年旅行。回憶那趟歐亞及中東之旅,他邊把眼珠子往上滾,好不容易將連串地名數盡,依然深刻記得旅途中的兩件事——他在以色列南部農莊工作半年,看見了西瓜的播種與收成,「我之前未試過種嘢,原來好神奇,你將一顆種子放在泥土,三個月後,它就變成了西瓜。但西瓜放在那裏其實沒意思的,有人食了,變成人的養分才有意思」。他說基督信仰影響他對西瓜啟示的理解,「西瓜要變成養分有少少跟耶穌的經歷相似,犧牲自己釘上十字架才完成救贖」。另一次,特意到以色列看子夜彌撒的他因為提早到埗,誤打誤撞走進教堂看紀錄片《耶穌傳》,「最震撼是看完開燈時,發現整間教堂原來只有我一個觀眾。得一個觀眾你都放?」此行在他心裏撒下了的種子,返港後在他於酒店當攝影師,為餐點、房間和生日會拍照期間,無聲地長成了再也無法忽視的碩大西瓜,「不應只想自己想點,其實應該要做番一些貢獻社會的事,好老套,可不可以做一些幫到人的事?」在電視前旁觀北京學生運動的他,便向酒店請假動身赴京。

後來輾轉加入了《壹週刊》,成為正式的攝影記者,拍攝新聞專題。說起近月被《文匯報》點名的經歷,他說自己心情平靜也許跟從前採訪經歷有關,「採訪過好多不同的事,compare我之前上報的事,其實不是好特別。」他記得採訪深圳大爆炸,第一次看到了屍體;又試過和記者從香港飛上海,上海飛蒙古,採訪西北旱災,繞一個圈就回港,「好多時都是周末上大陸做古仔,星期五走,星期一返落來就埋稿出街」。最難忘一次是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當時福建有軍演,他和記者屈穎妍到當地視察,就被公安帶走,囚禁整整一星期,這兩名記者失蹤的事件更登上了報紙頭條。

「採訪有好多嘢做,但我唔係好滿足只影新聞圖片,所以一九九三年尾我跟自己講,要做個練習。」早在兩年的旅行完畢時,謝明莊的攝影題材已開始轉向聚焦香港。他發現自《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香港有點不一樣了,但轉變很大的那兩年他卻適巧離港旅行,回來後更感格格不入,便細心觀察,開始以一系列街拍記錄我城。一九九四年,居住坪洲的他,每天上班下船前都對會展因擴建而填海的景象拍一幅照,為了反覆提醒自己,攝影在可堪預測的工作模式以外,還可以是什麼,作品其後在個展《香港九四》中展出。

作品與現實背景重疊 觀者需對焦

展覽展出的作品雖然都以當下香港為題材,純然的記錄不是他想做的事,藉着這些影像,他思考的是攝影的限制。翻開《記述》,他讓記者看看一件透明作品,「這張相其實是一個地方的representation(再現)。有趣的地方是,我影到中環廣場,而這個展覽就在中環廣場舉行。觀眾行入這座建築物裏,看見空間環境的真實存在,也看到空間環境的representation」。刻意印到透明素材上,是為了讓照片與現實背景重疊,「好多時睇睇吓會睇咗後面,被其他東西分神了。觀眾就要調節他們的眼睛,究竟要看什麼,其實同影相一樣,影相要對焦,選擇影什麼」。此外,他也以整卷菲林拍攝船隻泊岸的過程,反思單一圖像完整反映現實的可能。

對影像創作自由仍感樂觀

從小在觀塘長大的謝明莊,對社區充滿感情,昔日居住秀茂坪的他每天搭車到裕民坊,步行到地鐵站轉車上班。今天區內重建,新商場YM2落成,他坦言自己不敢走進去,「我有少少不想去面對」。光影作坊其實自二○一○年起每年招募參加者一同為裕民坊拍攝未拆到建成的轉變,企圖記錄變化。問遲遲不敢踏進YM2的謝明莊會不會覺得面對事物消逝,攝影角色始終被動?他樂觀說,雖然牽涉攝影師的主觀抉擇,照片至少能讓人確認某些曾經有過的經驗是真實的。會不會擔心這種介入現實的方式在《國安法》下受到限制?,他對紀實攝影的創作自由依然樂觀,指影像是抽象的,從書櫃上抽出兩本購自去年的攝影集——蘋果日報出版的《榮光歲月》和大公報出版的《哭泣的城市》,兩者的拍攝對象雖然截然不同,「通常講的是文字獄,圖像的話要加好多論述先得。好難睇一張相話你有問題,除非明顯到無其他可能性,但無乜可能做到」。他提起《鏗鏘說》中杜琪峯在訪問裏講過的一句話,「所有創作都是在limitation下去做的」,無論有幾多錢都係,一千萬都是一個限制,問題是在限制裏如何去做,有十蚊做十蚊的事,有廿蚊做廿蚊的事」。他認為世界上沒什麼完全不受限制,所有物質本身都有自己的限制,任何媒介也有自身局限,「你不會超越到個限制,你只不過在限制裏面嘗試講你想講的,做到最多的事」。他說,可以做的是相信自己的看法,影多啲,然後擺出來,「在限制下盡做」。

文˙ 潘曉彤

{ 圖 } 曾憲宗、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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