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禁片」的距離

文章日期:2021年06月13日

【明報專訊】2019年秋天,我不過是一個於硝煙中採訪的專題記者,那時正值反修例運動最為熾熱的時候。一次,我訪問一對抗爭者情侶,兩人約定在周末前見面,男生下星期生日,女生端來一磚值十塊錢的雪芳蛋糕預祝一下:「因為不知道周末會不會被捕。」女生是這樣告訴我。聽罷,我默然,接不到話來。

一天,我收到男生的電話,說在人群中與女生失散,他猜想她被捕了,急得隔着聽筒嗚咽起來。一直與受訪者保持適當距離的我,立即上網幫他找一找有沒有媒體拍到女生的情况;他飛奔至警署找她。後來確認位置了,他說要到她家幫忙「執屋」……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這個名詞,那是我寫短片《執屋》的起點。

後來愈來愈多人被捕,身邊朋友有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執屋」經驗。

「嘩!原來我個朋友有4個studio,一晚執完4個,命都無。」

「他爸爸問我,他兒子行得多前?我唯有答:Uncle,他防守。」

「他的家有個夾萬,只要陌生人行過,就會不停發出警鐘聲,怎樣執?」

於是,我糅合了身邊很多朋友的收拾經驗,決心寫一個關於「執屋」的劇情故事。

助人理清撕裂紛爭與傷痛

因為幫助他人收拾物品,往往會窺探到人的喜好、脾性與情緒,知悉你前所未有接觸的一面——在我的短片中,媽媽打掃時,初次接觸到念醫科兒子原來是義務急救員;爸爸協助兒子女友清理物品時,發現兒子的兒時童軍制服,捨不得丟掉。「執屋」的「執」,也有梳理、斷捨離的意思,寫劇本落筆之際,覺得如果家是比喻香港,望短片幫助他人理清各種撕裂帶來的紛爭與傷痛。

聽我述說整個創作意念,你就知道,我是一個安全系數頗高的人。無意描寫政治,只想講人性的狀態,專心說同一屋簷下的黃藍之爭。我是做夢也沒想過,我的短片不能如期放映,成為一齣疑似「禁片」。倒是我的監製有想過,他一直碎碎念我,現在的香港,有什麼不可能發生?

自從5月中收到消息,知道我的短片未獲電檢批核,而據大會所轉述,其他人的短片獲電檢批准,宛如馬路遇上綠燈般順利,我的心情由忐忑,慢慢轉為煎熬。

一方面,我自覺短片拍得不好,自己表達政治環境(不是立場)的方法過於簡單直接,講到明是2019年,好愚笨、唔夠skillful,大概因為我寫劇本、拍劇情片的經驗確實不夠,不懂避重就輕。回望過來,劇本寫於2020年4月,我對香港的時局,實在有種哪來的樂觀。

另一方面,我曾經覺得,如果最終真的不能播,想盡量低調處理就算,退一步,或許真的會海闊天空。最後各種百感交集的情緒混雜起來,成為一種意難平。

最多只是忠於自己

那個深秋,我和團隊曾經這麼努力地燃燒假期、金錢、青春、健康投入去拍攝,那是我人生遇過其中一個最美好的經歷。我學着告訴演員我的想法,然後他們灑盡熱血地演;我的副導演時常露出一副很窮困的樣子,唯有roll機時雙眼總是閃閃發亮,我不知我還會不會拍劇情片,但是我會永遠記得這些lesson learnt,教我如何成為一個對世界更有感覺的人。

現在,短片未能如期在戲院放映,未能在放映後聽聽觀眾對我的欣賞或唾罵;甚至連那個未能放映的「死因」都不明不白,只因刻劃過反修例運動的時代,就足以讓一齣短片看起來如此難以容忍?老實說,我們不特別反叛,最多只是忠於自己。

沒有界限的紅線

到了6月11日,我才發現,很多事並不由我選擇怎樣反應,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接住時代給我的安排,原本做好低調的準備,卻被電檢條例的新修訂逼大家迎來一場沸沸揚揚的關注。沒有界限的紅線,令一齣短片未知因由地未能如期上映,有傳媒說,這或許是香港的第一齣,但我們心裏澄明,絕對不會是最後一齣。

一直很喜歡伊朗電影《惡與他們的距離》,電影由4段短片組成,第二段寫的是軍人為了逃離不想執行死刑而越獄,有一幕和女朋友駕着私家車逃亡,然後音樂響起,是Bella Ciao一曲,訴說黎明前的情緒。看畢電影,極度深刻,其後才知此片在當地禁播,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又和「禁片」的距離有多遠?

如果忠於自己會有代價要付,我想對我土生土長的城市說一句,「可以伴你不管福或禍,這樣已是很足夠」。

(作者為第15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本地競賽作品《執屋》導演)

文˙莫坤菱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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