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19年秋天，我不過是一個於硝煙中採訪的專題記者，那時正值反修例運動最為熾熱的時候。一次，我訪問一對抗爭者情侶，兩人約定在周末前見面，男生下星期生日，女生端來一磚值十塊錢的雪芳蛋糕預祝一下：「因為不知道周末會不會被捕。」女生是這樣告訴我。聽罷，我默然，接不到話來。
一天，我收到男生的電話，說在人群中與女生失散，他猜想她被捕了，急得隔着聽筒嗚咽起來。一直與受訪者保持適當距離的我，立即上網幫他找一找有沒有媒體拍到女生的情况；他飛奔至警署找她。後來確認位置了，他說要到她家幫忙「執屋」……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這個名詞，那是我寫短片《執屋》的起點。
後來愈來愈多人被捕，身邊朋友有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執屋」經驗。
「嘩！原來我個朋友有4個studio，一晚執完4個，命都無。」
「他爸爸問我，他兒子行得多前？我唯有答：Uncle，他防守。」
「他的家有個夾萬，只要陌生人行過，就會不停發出警鐘聲，怎樣執？」
於是，我糅合了身邊很多朋友的收拾經驗，決心寫一個關於「執屋」的劇情故事。
助人理清撕裂紛爭與傷痛
因為幫助他人收拾物品，往往會窺探到人的喜好、脾性與情緒，知悉你前所未有接觸的一面——在我的短片中，媽媽打掃時，初次接觸到念醫科兒子原來是義務急救員；爸爸協助兒子女友清理物品時，發現兒子的兒時童軍制服，捨不得丟掉。「執屋」的「執」，也有梳理、斷捨離的意思，寫劇本落筆之際，覺得如果家是比喻香港，望短片幫助他人理清各種撕裂帶來的紛爭與傷痛。
聽我述說整個創作意念，你就知道，我是一個安全系數頗高的人。無意描寫政治，只想講人性的狀態，專心說同一屋簷下的黃藍之爭。我是做夢也沒想過，我的短片不能如期放映，成為一齣疑似「禁片」。倒是我的監製有想過，他一直碎碎念我，現在的香港，有什麼不可能發生？
自從5月中收到消息，知道我的短片未獲電檢批核，而據大會所轉述，其他人的短片獲電檢批准，宛如馬路遇上綠燈般順利，我的心情由忐忑，慢慢轉為煎熬。
一方面，我自覺短片拍得不好，自己表達政治環境（不是立場）的方法過於簡單直接，講到明是2019年，好愚笨、唔夠skillful，大概因為我寫劇本、拍劇情片的經驗確實不夠，不懂避重就輕。回望過來，劇本寫於2020年4月，我對香港的時局，實在有種哪來的樂觀。
另一方面，我曾經覺得，如果最終真的不能播，想盡量低調處理就算，退一步，或許真的會海闊天空。最後各種百感交集的情緒混雜起來，成為一種意難平。
最多只是忠於自己
那個深秋，我和團隊曾經這麼努力地燃燒假期、金錢、青春、健康投入去拍攝，那是我人生遇過其中一個最美好的經歷。我學着告訴演員我的想法，然後他們灑盡熱血地演；我的副導演時常露出一副很窮困的樣子，唯有roll機時雙眼總是閃閃發亮，我不知我還會不會拍劇情片，但是我會永遠記得這些lesson learnt，教我如何成為一個對世界更有感覺的人。
現在，短片未能如期在戲院放映，未能在放映後聽聽觀眾對我的欣賞或唾罵；甚至連那個未能放映的「死因」都不明不白，只因刻劃過反修例運動的時代，就足以讓一齣短片看起來如此難以容忍？老實說，我們不特別反叛，最多只是忠於自己。
沒有界限的紅線
到了6月11日，我才發現，很多事並不由我選擇怎樣反應，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接住時代給我的安排，原本做好低調的準備，卻被電檢條例的新修訂逼大家迎來一場沸沸揚揚的關注。沒有界限的紅線，令一齣短片未知因由地未能如期上映，有傳媒說，這或許是香港的第一齣，但我們心裏澄明，絕對不會是最後一齣。
一直很喜歡伊朗電影《惡與他們的距離》，電影由4段短片組成，第二段寫的是軍人為了逃離不想執行死刑而越獄，有一幕和女朋友駕着私家車逃亡，然後音樂響起，是Bella Ciao一曲，訴說黎明前的情緒。看畢電影，極度深刻，其後才知此片在當地禁播，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又和「禁片」的距離有多遠？
如果忠於自己會有代價要付，我想對我土生土長的城市說一句，「可以伴你不管福或禍，這樣已是很足夠」。
（作者為第15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本地競賽作品《執屋》導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