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生命書寫的目標不是要寫好一個人的生命，而是接觸其他人的時候，可以如何更深入地認識和感受他人，擁有同理心。」「生命說」課程顧問曾淦賢如是說。「水煮魚文化」推廣「生命書寫」，藉文學介入社區，請中學生訪問老年人並做文學創作，既要兼顧事實，又要有共感的能力。回顧香港昔日生命書寫作品，總是有距離地觀看家庭與社會變遷，發掘個人與自我，會不會形成新的書寫風格？
由水煮魚文化製作有限公司舉辦的「生命說」回憶書寫及藝術創作計劃，近日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成果展，活動其中一部分是關於「生命書寫」的課程。「生命書寫」由英文Life Writing一字翻譯過來，在香港並不常見，今次就有作家關天林及曾淦賢擔任課程顧問，負責設計課程。曾淦賢說香港學校也經常提到生命教育，但很少談生命書寫，也要考慮如何引導學生讓「文學」融入到作品中，而不只是記述事件生平的記敘文，所以也花心思安排了賞析的文章。
對於關天林來說，生命書寫的關鍵詞是「回憶、敘事、傳記」等。記者參考英國牛津大學的生命書寫研究中心對生命書寫的介紹，生命書寫的寫作形式包括而不局限於傳記，內容由寫一個人的人生到一個人生命中的一天，虛構到日常的繁瑣事，由物件和機構講到個人、家庭及組織的生活。所以生命書寫寫作和研究的形式有傳記、回憶錄、信件、日記、期刊雜誌、人類學數據、親眼見證及說明，這些都可以是生命書寫的一部分。在實際應用上，人們用藉生命書寫一詞，歸納較能讀到個人生命的作品，由此去理解大屠殺、事件見證、性別議題。亦有作家藉書寫自傳，藉文學發掘自我，公元四世紀聖奧古斯丁的著作《懺悔錄》或者一九七○年代羅蘭巴特的《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都是例子。
文學敘事可活化回憶
跟其他藝術形式，如畫畫、雕塑等不同，關天林認為：「文學本身『敘事』的元素很重要，文學有個強大的力量，重新整理、活化和重組人們的回憶和事件，使之成為有生命力的故事並可以一直傳承下去。」由於工作坊對象都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學生，而書寫的對象是生活在香港的老人家，關天林及曾淦賢都傾向以香港作家的生命故事作品教授學生，如作家西西的《候鳥》和《織巢》兩部曲，講述她由上海來到香港，經歷的生活變遷，文章亦反映香港城市的特色。曾淦賢特別提到香港的工人文學，工人直接記錄自己的生活，可以看見當時的社會面貌。
關天林再舉例，他們會用淮遠和張婉雯的作品。淮遠寫的文章，回憶自己年少時如何作弄老師，也會結合社會背景如六七暴動書寫，經過轉化、吸收和潤色等，風趣幽默地分享軼事。他們選讀的張婉雯文章，從她的祖父輩開始說起，用非常短的篇幅講一個人的半生，字裏行間的歷史滄桑感洋溢。由此讓學生了解到在適當的剪裁串連後，可以用行雲流水的文字，講好一個人一生的故事。至於曾淦賢，他還喜歡用女作家吳煦斌的作品，例如她的《看牛集》，用片段和事物如村屋的閣樓、磨豆漿的行為，去講人物的性格。還有黃仁逵寫小人物的故事，如寫獨居老人的〈打牙祭〉，講他一日的生活和如何煮食，隱晦地帶出人物對亡妻的思念。他也會借用記者做人物訪問的文章，例如《果籽》、《飲食男女》的報道，這類型文章比較做到深入淺出，生動一點。
保持距離的聆聽者
由生命書寫這一個文類入手，關天林也觀察到香港的生命書寫作品有些共同的特色。「我覺得有些中國傳統特色，例如家族、家庭的東西，是排得很前的。」很多香港作家在講自己的故事時，會由上一兩輩開始說起，關天林認為這一點與香港歷史有關，很多人在四五十年代走難來到香港，這一個遷移史是很多個人生命重要的部分。另一個特點是，作品通常有一種距離感，雖然文章中會見到香港自己的歷史，但觀照的角度會比較抽離和冷靜；相對之下，很多中國作家寫自己的鄉土和童年時，會有一種大歷史、史詩式的大格局，更熱情澎湃。他說淮遠會用諷刺和自嘲手法，張婉雯就從他人的故事說自己的故事。由此分析，關天林說：「會不會是因為香港人本身的身分角色，並不是太投入，或者習慣處於歷史敘述的邊緣？當他做個人的敘述，都會是這個取態，站得『邊一點』，抽離一點，這個距離讓人可以看到多一點事情。」除了觀察之外，書寫上也會融入更多破碎的片段：「那種穿插未必是很嚴密、很嚴謹的，但就寫到更多的片段。」
如此距離感，在教導學生訪問老人家，再做文學創作的過程中，是意想不到的重要。今次參與計劃的學生都是中一至中四的，他們的角色先是一個聆聽者，之後代人立言，學生可以選用第一人稱創作，但重要的是掌握寫作的論理，不可以「生安白造」，都要有根有據。曾淦賢說他會請學生根據受訪者談及的年代做資料蒐集，例如從圖片了解昔日碼頭和渡海小輪。關天林補充說中學生學寫作，通常很有表達自己的欲望，講他人的故事時會擺放過多個人情感落去就會不夠客觀或滲入太多。曾淦賢也提到學生很容易覺得每一件事都要寫得很仔細，他會教學生們取捨，可以做一個年表記錄老人家的人生，給自己參考，但不一定要逐件事詳寫。
個人的文學介入他人的社區
在今次展覽現場，會見到學生為老人家做一件藝術作品，例如盒子、小誌、立體書等，而相關文章就在藝術作品前可見，可以從不同角度了解老人家們的故事，其中一些相當感人。有個故事「水煮魚文化」總監羅樂敏說很深刻，劉叔叔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就是太太，她因為金融風暴患上抑鬱症，後來患上癌症離世，他替太太安排海葬，每年會在海邊思念太太。另一位長者國林叔，因為做白內障手術之後不用再戴眼鏡，所以外表看起來年輕了很多，所以自稱為「國林仔」。縱目所見，不少學生在寫作長者時會提到自己的感受，本來自己對於老人家有些刻板印象，可能是比較固執、難以溝通等，但訪問過後卻改觀了。
文學介入社區，羅樂敏坦言是眾多社區藝術形式中，門檻比較高的一種。關天林也同意，因為文學是相對個人、孤獨的一件事。為了訪問和寫作可以更易進行，他們也會提供一些媒介和出發點，引導學生切入寫作，例如物件、食物、旅遊等等。關天林和曾淦賢都不約而同提到，在這個計劃之前，他們曾舉辦「紀生傳死」——傳記閱讀及創作計劃，當時計劃的學員沒有那麼年輕，其中一個作品兩人都印象深刻，用「麻將」記錄受訪者的故事，又曾有人用中藥藥單串連受訪者的生命事件。今次展覽由中學生負責書寫，可能會比較簡單直接，曾淦賢覺得也有好處，因為有時教授文學創作會太要求學生隱去自己，但了解自己的感受，也是能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的起點。
用同理心書寫作禮物回饋
內容上，曾淦賢也不想學生避開比較沉重的話題，例如負面和不順遂的經歷，也應該要幫老人家記錄下來，「我跟學生說，不要刻意寫一篇漂亮的文章出來」。關天林也特意提到「敘事治療」，在理論上，受訪者能夠透過聆聽者願意聆聽，敘事時能釋放自己壓抑的創傷，藉重組事件和回憶的次序，講述故事，可以重奪自我的控制權，理解人生意義。他參考過一本書，名為《沉默的一百種模樣：跨越時代、地域與文化，尋訪關於身體、戰爭、災變、性暴力與精神創傷的無聲告白》，作者爬梳史料、訪問與實地考查，了解人表達人生特定的情緒或經驗的空間如何被剝奪，沉默與發聲之間，人又怎樣藉敘事尋得慰藉與共鳴。此處足見書寫與文學的重要性。
關天林希望學生了解到「有另一種講故事的溫度，未必是很熱切、很貼近自己內心的事情，而是別人的故事，經過你的沉澱、消化，重整出來的東西」。由一個生命理解另一個人的生命，以書寫作為禮物回饋對方，比起不少老人院請長者填表格寫故事，是一個人性化得多的過程。曾淦賢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很自我、很個人的時代，是媒體和藝術也很自我的時代，重新去做這些事情讓他們了解長者如何過生活外，最重要是培養他們主動了解身邊人事物的能力。」他對於如何讓學生擁有同理心念茲在茲，也不敢說這會是一個新的文學風格。記者倒是覺得，「生命書寫」會是香港文學中值得研究的一個分支。
【學生作品（節錄）】
林伯伯性情和藹，談話時總透露出一股由心而升的平靜與大氣，沒有給予我這無所適從的年輕人絲毫的壓迫感。我向來相信磨難對於人格的塑造，他這樣的穩重性子，與一顆不輕易為外物所動的心，必然飽受生活的不順的捶打，與嚴冬寒霜的侵凌。
他的內心剖白證實了我的想法，自少年時期開始，命運便向他投以淡漠的眼光，「不被眷顧」的印記，亦就此深深的烙在了他的身上。
「假如您有一次機會可以重新開始，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您會希望自己擺脫這些苦難，生活在一個教育資源比較發達的時代嗎？」
答案是出乎意料的。老先生以堅定而溫和的語調予以問題否定，並娓娓道來他的觀點。簡單來講，他的心境累積，說是堪比蒼茫大海也不為過。他豁達到了一個地步，世事的煩憂，曾經的往事都如雲煙般散去，而他只深深擁抱着他熱愛的生活。
訪問之前，我根本未曾想過，自己居然會同林伯伯的思想產生共鳴，他長期參加義工活動，以自己的方式回饋這個社會。他對所有問題的回答，下至日常吃食，上至理想追求，不管有無正確答案，我都相信是他實現了知行合一的懇切的結果。倘若將林伯伯的的思想凝練成一句話，那便是：「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觀天外雲捲雲舒。」——史想 華英中學 二甲班
賽馬會「生命說」回憶書寫及藝術創作計劃成果展
日期：即日至六月二十八日
時間：早上十點至晚上八點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五樓（灣仔港灣道二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