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時代人生潮起潮落，世事倏忽變化，人在其中或不得不抓緊什麼，如作家紅眼所說，寫小說於他，恍如船錨，是自小陪伴自己的習慣，從船上拋擲，一起一落，安定自己的心。印象中的紅眼，百足咁多爪，寫小說創作之餘，近年亦多見他在不同平台上寫影評、寫流行文化、寫電視劇集……評論文字、訪談文字、創作文字，多得追趕不上，行有餘力更身兼藝文刊物的編輯、主編，總是走在時代前端，緊貼時代。近日得知他將要出版新作《伽藍號角》，收錄短篇小說十三則，讀他介紹新作的文字，最記得裏頭他寫：「寫小說仍然是我寫作生活裏最快樂的事情。」
由十二年前初出版處女作《紙烏鴉》起，紅眼一直希望以雀鳥命名書作，十二年間也出版過一些類型小說、創作集，曾中斷此命名習慣，這次則回到原初，那少年時代對文學的想像——「十六七歲時寫小說給我好自由的感覺」，如鳥。
書集以伽藍鳥（鵜鶘，俗稱塘鵝）命名，紅眼解釋，「日本人覺得伽藍鳥有靈性，牠們會在寺外聚居，似有佛性，聽得明佛偈」；日本傳說如此有靈的鳥，在中國《詩經》當中，則帶點對現實譏諷的意味，有說體型較大的牠毋須沾濕翅膀，只要伸出脖子便能吃魚，這「似在諷刺離地的中產或官員」。雖然後來讀中文系的他嚴謹地補充，這只是「解讀之一，學術分析上存有爭議」，但無疑這說法吸引着他——「可能《詩經》唔止關於情愛？放在今日，寫情歌好似方皓玟咁都唔止關於情愛」。把伽藍鳥的隱喻，放到香港近年紛擾的大環境，使他這兩年間不斷思考，作為一個作家、作者，寫作還有什麼意義？
近年社會變化速度極快，文學如此不合時宜的藝術，如何回應時代，或是不少文學創作者正思索的事情。紅眼笑言，「寫『藍絲廢老』其實幾有趣，現實中你未必認同他，但你不認同，更需要去寫他」，寫這種故事，代入那些角色人物，於他而言更能具體地書寫一個時代。文學固然非關政治立場，不囿於、更不從屬政治，在如此世代，紅眼關心的是，如何交出一部視點獨特、而又能觀照社會現實的小說？在他成長時期的香港文學，他認為一直缺少母題，「大家在說的總是城市冷漠、孤單、無主體」，但身處此時代，「你便有了主體──一個匱乏的主體，而這匱乏的主體，就是你不能言說、永遠的一個創傷」。要如何勾勒這個主體，是紅眼認為現時更值得思考的事。
寫元朗故事
新的作品集《伽藍號角》，不乏近年的社會運動甚至是疫症等描寫，其中一篇篇幅較長的小說〈擊壤路之春〉，寫及背景設置在社運與疫情交集下，圍繞一段路上所發生的故事，當中寫到的包括粉麵店老闆、中年貨車司機、南亞裔便利店員及他土生土長的南亞朋友、炒散的獨立劇團成員、喬裝警察打劫的四人組，以及中學生等，黑色幽默的筆觸底下，更多許是居於該區近三十年的作者，長久經驗累積下來、寫來不至「心虛」的元朗。筆者在採訪當天早上才發現我們將要到的元朗小店，正位處擊壤路附近。談及這段路，紅眼想起年前採訪當時剛出版《北京零公里》的陳冠中一句讓他深刻的說話──回應紅眼「你終於為北京寫小說」的感言，陳冠中說：「對啊，終於住到一個階段覺得自己寫這個地方不會心虛了！」
平日工作雖游走本地不同地區，卻只有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元朗，讓紅眼感覺寫來「不心虛」，如「在心中有個藍圖」一樣，他說，尤其元朗聚集了不同人群，「政治光譜很闊，年齡落差很大」，例如聚居其中的有「新移民、老人、南亞人、原居民、年輕人等」，這地方除了讓他感到很特別，也有深刻體會，致使他反覆書寫。除了元朗，在他心目中另一個寫來不會心虛的地方，是數年前赴台念書時居住了三年的台北小社區。他明言對這兩個地方，特別情有獨鍾。
回望首個獲獎小說，紅眼憶述當初也在書寫元朗，當時錦上路鐵路站即將興建，他便以小說〈錦上路的牛〉記載村民遭遇拆遷的不同反應。印象中紅眼寫文章很快，對潮流時尚有敏銳觸覺，且在媒體生態瞬息萬變下工作及生存，總予人向前直奔的輕快形象，但言談間卻發現他常回首過去：談十六七歲時憧憬創作的初心、首個獲文學獎的小說，再然後是，兩個經常重現的小說人物——陳天偉、高海俊。
筆下人物重現不同小說
原來自中學時代為校園電視台創作廣播劇起，這兩個人物便一直陪伴他至今。其他人物如許雅婷、何湘琪、何美芝等，讀過他小說的讀者該會留意到，他們老是輪迴般在不同位置、不同時空，以不同形態再生重現。曾任其編輯的筆者，讀小說稿時總是頭暈目眩，到某刻很想知道那些小說人物設定是否連貫，紅眼答說，「那些小說人物或有原型，但不是固定的」，他再以科學角度解說，「在量子力學的世界裏，他們有時可能是同一個人，有時可能完全不同」，看我依然糊里糊塗，他說，人物或許是作者的投射、分身、不同面向的自己、不同時段的經歷，或是別人的遭遇。後來他細思再說，關於角色設定的狀態，「可能跟現實生活有關，正如你相隔數年後再見一個人，你可能會覺得他（她）面目模糊，甚至變成另一個人」，所以有時是我們對那些角色的「一廂情願」。
這種塑造人物的想法，難免與紅眼對身分轉換的着迷，以至他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游走各個場域的置換特質作對照。無論小說內外，他對被定型皆有所抗拒，就如他說「不知自己是記者、編輯、影評人，或其他什麼」，更故意讓寫小說的他，與其他身分區隔。他以一個精神分析學裏借用莫比斯環的概念，詮釋這種身分位置的轉換，「驟眼看像一前一後」的兩點，但它們其實皆在同一環上，是「一體兩面」，互為影響。
重寫舊作 與十來歲的自己對話
在新作《伽藍號角》裏，不少小說也有face-off（換臉）暗示，一些人物的臉並不固定，譬如說〈東方燈塔〉、〈造雨人〉，讀至尾段你會發現，某些角色以不同形式換臉。而原來這種設定，也可追溯至紅眼在少年時代，最初創造高海俊和陳天偉這兩個人物時，一個關於face-off的故事。以現在的說法看來，紅眼無忘初衷，常與過去的自己打照面，而這次更在一篇頗血腥暴烈的小說〈海明威的貓〉中，嘗試與十來歲的自己對話。初版在十多歲時寫，把小說擱下十多年後，這次雖說剝皮拆骨地重寫又重寫，但當年被放在抽屜底的故事，最終是這次「最花心力」創作的小說。「這十年八年，我一直在跟別人講一個故事：有個女仔呢，佢唔肯剝自己對襪，有個男仔就懷疑佢係咪有六隻腳趾……」在昏黃燈光底下，再重新聽一遍這個故事的初段時，感覺恍若它仍有魔力，隨時間再度變遷。這個紅眼中學時開始構思的故事，在走至雙倍年紀的今天，他七除八扣地改寫，放進現時的故事框架內，「感覺就像在跟十五六歲的自己對話」，小說中的兩個女主角亦已不止是兩個女主角，「也像是兩個我，許雅婷是十來歲寫的，關於初戀；何湘琪那前往台灣路上的外遇經歷，則是後來寫的」。
談到血腥和恐怖，或是類型小說的操作，自覺因理科出身，是半途出家不正統的文學作者，紅眼說，在另一角度看，「文學小說」或也是類型之一，尤其在文學比賽裏，寫何種角色、題材，牽涉什麼元素會得獎等，「其實自有它的操作運算」，在這層面上，他認為與類型小說相似。紅眼再舉例說譬如Stephen King，「大家認為他寫恐怖小說，但其實不然，他本身不喜歡寫恐怖小說，只是賣得好便一直寫下去」，也譬如是東野圭吾，他們好些作品──例如《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和《人魚沉睡之家》，有類型小說的情節或操作在內，但紅眼想反問的是，「是否就代表沒有文學性呢？」反而有時他認為，在類型創作上的突破，以及內裏那文學性的探挖，甚至比傳統文學作品更為深遠。
以動物作隱喻 古今皆有
回到文首伽藍鳥的隱喻，小說創作如何在當今社會現實下不離地、不置身事外，紅眼似乎在小說集裏提出了其中一種逃逸路線。《伽藍號角》一些短篇小說皆以動物為題，例如〈鼠疫〉、〈殤豬〉、〈殺雞〉等，紅眼回溯並笑說，「可能我細個被母親強迫背誦成語啦」，「啃食」整本成語字典的經驗，讓他往後能輕易羅列一串與動物相關的成語，繼而發現，原來除了《動物農莊》是部政治隱喻小說，「其實中國大部分與動物有關的四字成語，也有類似典故」，而且數量之多，「明顯是由於過去無論任何朝代，也有威權，無辦法暢所欲言時，便以動物作隱喻」。他自言自己其實「很中國、很傳統」，雖然念中文系時「無心向學」，但他特別喜歡讀《山海經》。而《山海經》裏總是有七頭八腳的妖怪，他問為何會如此？當時系內一位教授曾啟發他，「今天我們可以講狼心狗肺，但當時可能未有這詞彙，那麼你怎樣形容人很兇惡呢，可能是他有四個狗頭狼頭」。即是說，動物在那年代已是個喻體。他接着再以「黃帝大戰蚩尤」等為例，說明當時人們如何以動物或怪獸的描寫，承載對社會政治現實的批判。紅眼再說：「今日你做文學創作，其實可以重回那思維，當你無法寫某些文字時，可以問，什麼是最根本的喻體？」
進入自由褪色、言論受箝制的時代，問紅眼如何看待未來的文學出版，他比預期中更抱有希望地回應──觀乎你從哪角度去想，「從社會現實的話，一定更艱難，因為審查和政治憂慮」，客觀因素上必然是障礙重重的，但從另一角度想，他說，「你要寫得更聰明更好」，意思不止說要擺脫那紅線，而是在這時代，「反而有更多事情，更值得、更需要用小說去描繪」。以往紅眼經常思考小說的功用或價值所在，直至近一兩年他發現，「當其他領域的聲音被減弱時，小說其實是個讓子彈飛、暗渡陳倉的形式」，「當我們在想如何在小說形式上有突破時，其實小說被需要這件事，現在正正於香港發生，你用這個想法的話，現在其實是寫小說的大好年華」，即是說，現在是小說更被大眾需要的時代。
也寫影評的他，再以電影作為例子──拍主旋律的導演，「其實也有暗渡陳倉」。近年被一些人唾棄的王晶，是紅眼經常講的一個例子，「他在這個年代拍《賊王》（《追龍II：賊王》）、今年四月《金錢帝國2》（金錢帝國：追虎擒龍），講六七十年代香港貪污，有四大探長、警黑勾結」，他接着說：「竟然可以在二○二一年四月上一部關於警黑勾結、收賄，然後無法無天的香港！」所以他說，政治與創作，從來應該分割去看，「每個時代的創作也有一個轉身空間，另一種被解讀的可能性」。
採訪快要結束時，紅眼收到編輯傳來的信息追他下午交影評稿。維持一段很長時間每天交一篇（甚至更多）稿的紅眼說，工作去到某個臨界點時，「其實我很需要寫小說，它給我轉身的空間，像是尋回一種節奏的形式」。「但永遠匿埋寫小說又沉不住氣」，要寫其他文章的紅眼說，在其他流水作業式的工作之間，也在社會現狀、媒體生態與自身生活轉變速度太快之時，寫小說予他的已非少年時代的自由感，現時它更像是船錨，讓他沉澱下來，安定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