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市:政治動盪就要走? Z世代未必咁諗

文章日期:2021年07月11日

【明報專訊】「香港社會總有個習慣,會將移民潮世代經驗當是全個香港的經驗,把政治環境判斷及移民順理成章放在一起,其實年輕人唔係咁諗。」人人都話因為政治環境差要移民,唔通真係「人人」都咁諗?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從社會運動前後進行的研究發現,對年輕的Z世代(24歲或以下)來說,「遇到政治動盪就要走,在上一輩人眼中比較理所當然,但在他們身上不是」,在前面幾個世代腦海中如「常識」一般存在的想法,已經斷了纜。

30歲以下港青想移民與政治關係不大

社科系亞洲研究課程上周舉辦研討會,3個講題3種角度,透過研究與觀察看移民人心,究竟是不是我們聽慣聽熟那回事?

鄧鍵一以焦點小組(focus group)及問卷調查了解年輕一代對移民的看法,早在2018年他參與中大教授馮應謙的研究「未來軌迹:香港年輕世代對將來的想像、視野、抱負」時,已有問及當時15至30歲一群怎樣想像移民與他們的將來,「那時發覺他們對移民有看法,但與政治無關,如較精英的人會想去歐美或在跨國公司工作;還有另一種是很後物質的想法,因為在香港實踐不到理想,如開間cafe,就會好想去台灣,但再問如果政治環境好差,你會唔會考慮走?這個問題對他們而言很新鮮,會hea答『好差咪諗吓囉』。」

作為80後的他說,「我們這一輩人或再老一輩,因為政治理由離開香港是像常識的事情,在他們身上,這套論述好似甩咗。」今年1月他與馮應謙、趙永佳、梁洛宜在《香港.格局.變異》一書再發表2018年進行的電話問卷調查研究,訪問803名15至30歲年輕人,比較在香港土生土長(580人)與內地出生受訪者(197人)的移民動機,「發覺香港土生土長青年的移民動機,基本上與政治考慮關係不大,反而新移民青年對政治因素(自由狀况、政治制度民主化)比較敏感,覺得如果香港政治環境變差就會走,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有關考慮可能是就業環境、物價、樓價」。

延續3代人的移民潮論述斷纜

去年5月當社會出現《港區國安法》的討論,他再以焦點小組探討,「當時已有社會運動背景,但說到移民,對他們來說仍不是順理成章的,如他們會說,『去到好危險好似新疆咁咪走囉』,又或『點解唔留低見證呀?』政治環境好與壞,對他們會否移民仍沒有關係。」在2020年5月及6月的電話問卷調查中,他就對反修例運動的態度、對未來立法會監察政府職能的看法、對中國大陸未來政治經濟前景的看法,調查受訪者與移民動機的關係,得出幾個不意外的結果,「對30歲以上的人來說,(1)愈支持運動,移民動機愈高;(2)對未來立法會監察政府職能愈樂觀,移民動機愈低;(3)對中國大陸未來政治經濟前景愈樂觀,移民動機愈低。」不過這些關係,在30歲以下的人身上卻不成立。但會否是年輕人移民意欲不高?調查中被問到如果有能力會否移民,15至29歲的群體卻有近半數人選擇「多數會」及「一定會」,這個比率隨年齡下降,30至49歲是四成、50至69歲是三成,70歲或以上只有一成多。

政治不穩就移民,很合理吧!但鄧鍵一就以上研究指出,這種移民潮論述延續3個世代,到Z世代已經斷裂。「以世代角度去看,第一代人因內地政治動盪走難來港,本身是移民;然後是嬰兒潮世代,就算自己沒移民,但有移民潮的集體經驗,都會理解;下一代就算未必親身經歷移民這個決定,也會見到父母移民,或成長時知道身邊很多人移民。在這三代人,因為政治原因而要遷居,這個集體經驗構成個人經驗的一部分,去到Z世代就消失了。」

「這套論述對他們而言沒有正當性,點解政治環境變差就要離開,而不是留下?反而是一件要解釋、討論、對話的事情。」

回流後再走港人 寧犧牲事業換家庭生活

而恒大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顏樂燊則把焦點放在另一個不太被談論的群體身上:80、90年代移民的香港人,當他們的後代從外國回流香港後,為何選擇再走?鄧鍵一看世代對移民想法斷纜,她就發現這群在「太空人家庭」成長的小孩,長大回港並成為父母,為小孩與家庭打算未來時,會受自身經歷影響,「他們走的原因與90年代移民者有些不同,以前90年代離港,既是驚九七,亦因當年香港的大學學位不多,就會把細路掉去外國攞張沙紙,回來更吃香。而現在這班人在外國長大,知道在那邊的生活如何,有另外一套思想,如他們的成長環境比較多空間、沒香港大壓力,就想小朋友也有這樣的生活。」

「太空人家庭」成長 着重生活模式

「看很多勞動人口移民的文獻,會提及是為經濟、想賺錢而移民,就像過去港人家庭為累積最大資本,父母在香港工作,小孩在外國讀書,形成太空人家庭,但這群人不是這樣,我會形容為lifestyle-based,是着重生活模式而決定移民。」她的研究有個有趣卻悲哀的發現,縱使這些3、40歲的年輕父母擁有外國護照,收入多屬中產階級的上層(upper-middle class),在一般人眼中可能大把選擇,亦的確因有「後路」而為小孩教育舉家再遷徙,但同樣面對兩難掙扎:「他們覺得過到去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性)是低的,個個話可能搵唔到工做,或當半退休,對事業前景頗悲觀,但更多時間見細路仔就冇所謂啦。」

移民主要為孩子教育籌謀

顏樂燊的研究訪問分別在2015、2016,以及2019至今進行,針對已回到或計劃遷回他們年少時離港的移民地如英國、澳洲、加拿大,並身為父母的一群,受訪者共51人,問及社會運動前後,政治環境對受訪者的影響可有變化?她說:「看不到很大分別,政治影響都有提及,但不是他們移民的動機,主要是為小孩教育。」少年與父母分隔異地,影響着他們籌謀未來的想法,有些人認為這樣可令小孩學會獨立;有些不捨孩子複製自己如被家人遺棄在外國的孤獨;有些顧及與父母相處時間不多,如今不想遺下在港的雙親;也有些人認為既然父母當年也是離祖父母而去,現在自己不過是走相同的路。

自2020年下半年到今天,香港社會及政治環境已大變,政治因素在此前的移民研究裏似乎不明顯,不過鄧鍵一預想,「去年4、5月與現在的氣氛差好遠,當時受訪者豁達一些,有人會講笑咁講,『人生經歷過白色恐怖喎,都係一種經驗吖』,其他人也不反駁,起碼他沒想過走,不過唔知佢𠵱家仲講唔講得出呢句」,「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當這件事對他們不是順理成章,不是道德上不證自明,他們怎麼看這件事?如果政治判斷不構成移民動機,那由什麼構成?舊的解釋如在global city(全球城市)之間流動、嚮往小確幸生活,還是否相關?尚待進一步研究觀察」。

留日生活難適應 「10個有9個回港」

能以英語交流的國家是港人移民熱門選擇,說到鄰近的日本,可能亦有個迷思:正呀,嘢又好食、地方又乾淨,根據日本政府統計數字,現時連香港人在內,留日中國人有78萬。可是曾在2000年至2012年留日生活的恒大社會科學系講師陳洲不諱言想像總是太美好,「留學生畢業後分兩條隊,直接回家或在日本繼續留下。」他說日本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很多空置房屋,現時日本移民政策主要經留學、工作、投資,不排除未來亦有機會開放更多居留渠道,但留日生活面對的問題,亦導致「10個有9個選擇回港」,「有些東西是在日本容易得到手,如一間屋、生活環境、自然環境,是去日本的香港留學生所追求,但遺憾的是,即使有這樣明確的目標,理論上工作幾年可以得到手,但因為工作環境、文化背景、語言問題種種壓迫,中途挫敗回來,等不到5年取得居留身分,亦是絕大多數回流香港人的情况。」他舉例日本職場慢慢培養人才的文化,他親身做營銷工作的經歷,亦需花1年多在工廠了解工人運作機器流程,「香港人點會甘心用三五年青春去做低層工作?」

另外連日本人也未必能完全掌握、向客人所說的敬語,又成一大難題;「日本亦有好多鄰居之間的關係,如一張垃圾徵費通告睇完要簽名,再交給下一戶、丟垃圾可以分12種,收垃圾的日子也不同,種種適應問題可能令留日的外國人萌生去意。」不過同儕鄧鍵一身邊倒有留得低的例子:年輕家人讀過中學後預計在港向上流機會不高,往日本進修再找工作,當地職場正可為他提供安穩發展階梯,陳洲笑言「那他或許就是少數的一成人了」。

【移民篇】

文˙ 曾曉玲

{ 圖 }資料圖片、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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