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也許有人認為，不管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的學生說什麼，無論是否「同情」或「感激」刺警案的梁健輝，無論是否「哀悼」，大學高層，以至國安處，早已預備了一套鬥垮學生會的說辭及手段，畢竟之前校方已有所行動。如今，學生會幹事會及評議會成員被迫辭職，大學高層甚至說不承認及驅逐學生會，特首還鼓勵要繼續追究。
但我仍然禁不住想，學生會中人當初是否有另一個更好的說法及做法？要評論此事，有點陷入兩難，好像只剩下兩個可能，要不是同情共感，跟港大學生及不少民眾一起「哀悼」，就要跟一眾權貴、特區及北京政府一起指摘學生會「美化暴力」、「挑戰道德底線」。兩者之外，是否有另一種可能？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的學生，在建制派幾乎眾口一詞譴責悼念獻花的市民時，還通過這份決議，似乎像是一種不能自制的情感表達以及渲泄，想跟大家痛哭一場，多於是一種有計算的策略，因此，稱之為刻意「美化」或「挑戰」，並不準確。甚至可以說，港大學生的做法根本沒有策略可言，對組織與個人亦如是，他們不可能沒有看到建制上下在出事之後便已是殺氣騰騰。決議公布幾天之內，在諸種有形無形的壓力下便撤回、道歉及辭職。如果有什麼策略，可說是近乎政治自殺。
急冠恐怖主義 令人感應悲情
在社會氣氛的感染下，個人情感的總體渲泄，不管此情在道德是對是錯，皆屬常見。梁先生既是兇手，重傷了警察，又即場自行了斷，我們只能根據警方透露，知道他對警察的不滿，詳情不知，事件性質含糊，容易惹人詮釋及自行投射。過去幾年的警民衝突，事後只有示威者被罰被打，警察暴力的問題被當權者徹底否認及壓下來，警隊頭目更步步高陞；加上過去一年多的國安法大逮捕及關押，又怎會不激發出人對一名向警察行兇的市民投射各種情緒與想像？而警察、政府及建制急不及待冠以「恐怖主義」，更讓人把事件只往政治方面拚命去想，拚命去感應當中的悲情。
港大學生與許多人（有時筆者也不例外）一樣，迴避了一個艱難的問題：在公眾情緒壓倒一切之中如何追求公義？對所有人來說，這都是不容易面對。但作為一個大學學生會，一個公民團體，這個責任是無法迴避的，它比一般人的責任更大，要提出公論，包含了我們認同的公共價值及公義原則，但又該如何處理一種澎湃的公眾情感直撲過來？
最簡單的回答是去除一切情感，只需大公無私，近乎機械地應用原則作判定。先不說這是否可能，近年政治哲學界卻鼓勵人們關注情感，美國哲學家納斯邦（Martha Nussbaum）是最著名的一位。她在大學裏教導法律系學生一門名為「法律與文學」的課程，她認為，無論是一位法官、立法者，還是一個要提出公論的公民或團體，都需要有文學想像，這種想像的關鍵，不是會讀文學作品，而是有能力聆聽、訴說及想像別人的故事，感受別人的情感，而非機械地應用原則。
群眾呼烈士 沒深究其故事
在社會中自命掌有管治權的人，多數自信能由原則出發，甚至可以把情緒判別為錯的、危險的。例如，政府自問把梁健輝的行為定性為犯法毫無疑問，然後，進一步指為「恐怖主義」、「沒人性」及「不道德」，但是，原則令人拒絕想像及聆聽當事人的故事。因為梁已死去，執法者固然對他的故事沒多大興趣，只想以此來說明「黑暴」的可怕。但是，連不少悲從中來的反對派群眾，也未必願意認真了解及想像當事人的故事。把梁冠以「烈士」、「義士」，只是信手拈來的政治聯想及修辭，容易觸動集體情感，但並沒有深究，一名普通上班族，何以絕望至用這種隨機殘殺及自殺方式，刺傷一名不認識的警員，然後自盡？
行刺一名無人認識的警察，其實與起義革命等都沾不上邊；而且，有沒有人想過，梁的父母聽到兒子被眾人稱為「烈士」，會覺得妥當嗎？會感到較為安慰嗎？梁先生甚至沒有把自己的故事、訴求完整向世人說清楚，只留下一些讓我們聯想到與如今政局相關的片言隻語（國安法、警暴、沒自由、反修例期間的疑案等等）。他究竟經歷了什麼？他在怎樣的情况、心理及精神狀態下做出這非理性的行動？他為什麼覺得非要用這方式表達不滿？這些問題我們不會有確切的答案。所有人其實陷於一種類似佛家說的「無明」狀態，卻又不願意承認，只是急於給他「義士」或「恐怖分子」的帽子 。
建制論述未多提受傷警員
社會上出現的同情，是一種類似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所說的「不完整的同情」，作為旁觀者，我們無法與當事人產生直接互動，卻又產生強烈的同情共感。梁健輝固然已逝，無從探問了解，至於受傷的警察，在不少反對派眼中更是一件代表國家機器的零件，不止不會同情，甚至根本沒有興趣了解他，只會憎恨他。但有趣的是，就連政府及建制派，除了循例探望之外，在論述上也沒有多少觸及他，以及他的同袍，只忙着高舉法律、權威、道德。一個血肉之軀在公眾地方突然被人施以致命的襲擊，他真的可以像媒體報道般說的「無事」？前線的警員真的就是鐵人，是國安法的尖兵？依靠身上愈來愈重的裝備，以及上級無條件的力撐，便真能克服任何創傷？前線巡邏的警員真的不會害怕類似的隨機襲擊，對路人可疑又有敵意的目光以及竊竊私語，不會感到焦慮？
以上的提問其實是渴求想像與敘事，理解複雜的人性（而非輕易指摘別人為「無人性」）。納斯邦借用亞里士多德的看法，認為文學想像讓人設身處地感受別人的故事，探尋各種可能，當中涉及認同及情感。她認為，敘事特性較強的文類，例如小說，尤其與公義的判斷相關。小說裏通常有完整故事，但現實卻未必有，尤其是作為旁觀者的我們，任何想像的故事都不能宣稱為絕對真實，但我們起碼要承認自己的「不完整」，同時想像各種應對而不是逃避現實的敘事，並作出判斷與行動。
集體政治衝突被迫演化
整件事不在於該不該同情，也不在於同情誰譴責誰。我們看到的，是香港的集體政治衝突已被迫演化了，在日常高壓消音之下，個人化、非組織化、突發的街頭暴力事件有可能偶然爆發。最近，我一個中產專業人士朋友跟我閒聊時說，在街上看到密密麻麻的警察佈防，有時腦海中也會出現暴力幻想。七一刺警案進一步在香港扯開了一道本就無法癒合的傷口，旁觀者也感覺到痛，但卻找不到或不打算治療，有時連直面它也不太願意。而政權卻反其道而行，連哀悼也想判為非法及禁止。
但說到底，七一刺警案不是義舉，更不是什麼恐怖主義，我也感到傷感，但不會「感激」梁先生。在我看來，這事件是我們這個敗壞的社會及制度的徵狀，稱此為「禮崩樂壞」太輕了，說是北京及特區政府破壞香港的社會後果也未夠完整，它是人們絕望及放棄尋求公義的非理性衝動，作為旁觀者的我們，深深陷入當中的無力感及哀傷。
當權者沉溺在建立國安體系的狂熱之中，期待港式政治震盪治療法能治好香港；不少反對派市民則在「死亡」中反覆感受悲痛、哀傷與絕望，放棄有意義的公共言行，而威權政府最希望得到的，其實正是公民社會的自暴自棄。我需要在壓垮我們的情緒混亂中，找回真實的故事與想像，追尋公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