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情上面:為學與做人——時代的考驗

文章日期:2021年07月18日

【明報專訊】李詠怡和李立峯以辯方專家證人的身分,在國安法首案庭上作供。學術概念與方法,頗為罕見地出現在證人台上,直接又公開地勾畫「光時」口號社會意涵的演化,並與各種詮釋角度交鋒對辯。大學的課堂知識,竟然走進法庭,社科學人均感奇幻。舊生傳來短訊,他在20多年前修讀李詠怡的課,研究院一對一導讀,師生定期討論指定讀物,他說那是中大校園的美好回憶,回想前事,感動不已,並說,Things change but things don't change。香港翻天覆地,熟識的面孔變臉,但仍有不少香港人的信念沒變。

讀到李立峯在庭上簡潔有力地解釋各種研究方法,尤其是較不為外界認識的質性研究,我自己也感到詫異,然後是會心一笑,再然後是一陣暖意;無論判決如何,知識份子盡言責,在建制之中盡力拓開思辯的空間,實在難得,兩位教授花了很大的心力,為他們的專業與信念作見證。

呼應節拍 形成團結的意義

供詞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辯證「光時」口號的多義性,在社會處境中有起始、有發展。「光時」何解?不定於一專,歷史文獻中的「光復」,有別於那幾年不滿水貨客而叫喊過的「光復上水」;到反修例冒出這個口號來,又到2019年底每晚10時在各區家居窗口喊出來的「光」/「時」和應,再發展到今天會因口號而被捕,人與社會互動,集體情緒與政權的拉扯,都令這8個字包含了複雜多變的意義。如果一口咬定「光時」有一個正確無誤的意思,也許可以達到某種管治目標,卻不能通過社會科學的驗證。

有基本社科訓練都會明白social production of meaning是怎樣的一回事,但公眾未必認知。今次在法庭展現出來,引起不少市民的興趣。當李立峯向法官解釋focus group的方法學,那不就是研究院質性方法學的課堂討論嗎?他解釋有關流程,其實不難理解,但比較「高階」的是,當法官問及focus group只有40人有沒有代表性,以及怎知參與者是否口是心非,李的回答就牽涉到比較艱深的社會意義生產過程,但他卻能簡潔解釋箇中深意。Focus group不是「問心事」、不是測謊機,不是追求某人心底的最終答案,而是安排一個現實的討論處境,觀察參與者如何使用「光時」口號,其意義正正就蘊含在對答之中。

正如李立峯所言,我們腦海中「光時」有很多面的意義,我們會在對答中調節,在不同的處境,把合適的一面表達出來,而過程中,市民參與,互相學習,共同建構意義。例如,2019年中後期,一個市民叫「光XXX」,然後等其他人回應「時XXX」,呼應的節拍是慢慢形成,並催生了一種互相連繫的團結的意義。這種意義的生產也是動態累積而來。

李引述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的說法,相信引起不少港人(包括我)的同感。他/她大概是說,起初抗拒「光時」口號,說不出口,覺得與「港獨」有關。但慢慢可以喊出口號,覺得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自由和公義的精神。記得在西環一帶,聽到示威者第一次叫這口號,我自己就有抗拒感,覺得格格不入。後來慢慢感受到市民以此口號,表達訴求,想要挽救消失中的核心價值,內心的抗拒感慢慢減輕,相信這也是不少普通市民的感受。

承傳學術能量的新傳

李立峯這次作供,令中大研究社群的師兄師姐們百感交集。談到價值、精神,中大,尤其是我熟悉的新傳學院,一代一代的研究生與學者,累積了幾十年,承傳了學術與社會關懷的傳統。法庭上有關意義建構的討論,令我想起青年時代的李立峯、譚蕙芸、邱林川和當年還年青的我,在qualitative research的研究院課程中,充滿對學術的熱情,對社會、文化、人性的關懷,課堂不是演講授課,而是思考、辯論一個社群如何生活共存、如何分享文化意義、社會邊緣人是怎樣生存下來的、主流文化是如何變革更新的……法庭上的討論,有如海市蜃樓,倒影20多年前在課堂的光景。

我在中大讀碩士那年頭,開「質性研究」課的,是李少南教授。量化統計學生都略知一二,但質性研究對我來說就很神秘,當年同學們都想揭開這塊神秘面紗。李教授的課很有生氣,尤其是同學們互相做life history訪問更是印象深刻。我博士畢業回母校,就接手這門課,一直到幾年前退休才交棒。多年來沿用李少南的框架,再加入ethnography及ethnomethodology的人類學單元,目的是進一步貼近社會現場,研究人與人之間是如何建構意義和價值。Ethno,就是人們,Ethnography就是走入社群,共鳴共感,把生活現場呈現出來。而Ethnomethodology,就是研究人們如何用各種方法(ethnomethods)建構文化及社會生活。

當年我和研究生年齡相差不遠,教學相長,最深刻的是譚蕙芸的百分之二百投入(她研究地鐵站「斯文」露宿者是「瞓身」之作)。還有李立峯、邱林川和徐概,被稱為三劍俠,經常在新亞人文館的角落,作嚴肅的學術討論。到現在,我腦海裏仍然記得他們3位在人文橋和圓形廣場的身影。

夾縫中呈現社會肌理

我想說的是,中大新傳的研究社群,本身也在創造自家的ethnomethods,大家互相學習、承傳、慢慢化身為傳統,是一套有血有肉的學術價值觀。我本來是個沒有太大學術熱誠的人,入讀中大,受教於李少南,繼承了他的質性研究課程。論文師傅是陳韜文老師,師徒30年,陳教授是我人生和事業的關鍵人物,他冷靜分析時局、熱情關心社會、重視比較研究、鍾情於簡而美的邏輯推理,對我影響甚深。中大新傳的學術社群,講一套,做的也是那一套,學術上追求專精,但又強調社會參與,在社會現場檢視自身做學術的適切性與解釋能力。當研究生期間,就被老師們拉進撰寫社會評論的小團隊,定期在報章發表,由90年代延續到今天(我已退出,今天陳韜文、蘇鑰機、李立峯、陳智傑、鄧健一還在寫)。

一個社群有內在的邏輯與不成文的傳統,在維繫和承傳一套變動的價值與精神面貌。中大新傳這個社群,面對香港政治結構大變,傳統不斷因時制宜地轉變,尤其是今天社科學系承受政治風浪,山雨欲來,挑戰更大。但可以這麼說,李立峯在香港跌入低谷之時,仍在發揮新傳團隊的學術能量。他的單篇論文源源不絕,也出版大學不甚重視的專書,花心力參與社會,在報刊撰寫評論文章,做電視節目主持……新傳社群的social engagement,都有嚴謹的學術基礎,盡言責,講道理,不作尖銳對抗,社會參與大體上都源於學術研究的基礎,源於對社會對人文的關懷。

Ethnomethods深藏社會生活的肌理。政權輕易把社會機構打垮,例如香港電台、《蘋果日報》、立法會、區議會,換人、DQ、抽起節目、凍結資金,三兩下工夫可以打爛招牌。但扼殺公民社會裏一些深入骨血的信念、價值、習性,則要一段更長的換血過程,人們甚至可以默默堅持十年、廿年、卅年……在這種變遷過程中,不必以樂觀與悲觀的情緒,左右分析的角度。如果香港的強權政治一直收緊,再延續2、30年,香港精神沒有社會條件承載,過去的核心價值將慢慢凋謝,只能殘留於遺民的記憶。但歷史變化無人能料,而我們所說的ethnomethods是有生命的,在不同的社會壓力之下,人們會在夾縫中滋長和調節不同的生存之道,以更靈巧的方式,守護香港得來不易的文化遺產。

文˙馬傑偉

編輯•王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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