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李詠怡和李立峯以辯方專家證人的身分，在國安法首案庭上作供。學術概念與方法，頗為罕見地出現在證人台上，直接又公開地勾畫「光時」口號社會意涵的演化，並與各種詮釋角度交鋒對辯。大學的課堂知識，竟然走進法庭，社科學人均感奇幻。舊生傳來短訊，他在20多年前修讀李詠怡的課，研究院一對一導讀，師生定期討論指定讀物，他說那是中大校園的美好回憶，回想前事，感動不已，並說，Things change but things don't change。香港翻天覆地，熟識的面孔變臉，但仍有不少香港人的信念沒變。
讀到李立峯在庭上簡潔有力地解釋各種研究方法，尤其是較不為外界認識的質性研究，我自己也感到詫異，然後是會心一笑，再然後是一陣暖意；無論判決如何，知識份子盡言責，在建制之中盡力拓開思辯的空間，實在難得，兩位教授花了很大的心力，為他們的專業與信念作見證。
呼應節拍 形成團結的意義
供詞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辯證「光時」口號的多義性，在社會處境中有起始、有發展。「光時」何解？不定於一專，歷史文獻中的「光復」，有別於那幾年不滿水貨客而叫喊過的「光復上水」；到反修例冒出這個口號來，又到2019年底每晚10時在各區家居窗口喊出來的「光」/「時」和應，再發展到今天會因口號而被捕，人與社會互動，集體情緒與政權的拉扯，都令這8個字包含了複雜多變的意義。如果一口咬定「光時」有一個正確無誤的意思，也許可以達到某種管治目標，卻不能通過社會科學的驗證。
有基本社科訓練都會明白social production of meaning是怎樣的一回事，但公眾未必認知。今次在法庭展現出來，引起不少市民的興趣。當李立峯向法官解釋focus group的方法學，那不就是研究院質性方法學的課堂討論嗎？他解釋有關流程，其實不難理解，但比較「高階」的是，當法官問及focus group只有40人有沒有代表性，以及怎知參與者是否口是心非，李的回答就牽涉到比較艱深的社會意義生產過程，但他卻能簡潔解釋箇中深意。Focus group不是「問心事」、不是測謊機，不是追求某人心底的最終答案，而是安排一個現實的討論處境，觀察參與者如何使用「光時」口號，其意義正正就蘊含在對答之中。
正如李立峯所言，我們腦海中「光時」有很多面的意義，我們會在對答中調節，在不同的處境，把合適的一面表達出來，而過程中，市民參與，互相學習，共同建構意義。例如，2019年中後期，一個市民叫「光XXX」，然後等其他人回應「時XXX」，呼應的節拍是慢慢形成，並催生了一種互相連繫的團結的意義。這種意義的生產也是動態累積而來。
李引述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的說法，相信引起不少港人（包括我）的同感。他/她大概是說，起初抗拒「光時」口號，說不出口，覺得與「港獨」有關。但慢慢可以喊出口號，覺得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自由和公義的精神。記得在西環一帶，聽到示威者第一次叫這口號，我自己就有抗拒感，覺得格格不入。後來慢慢感受到市民以此口號，表達訴求，想要挽救消失中的核心價值，內心的抗拒感慢慢減輕，相信這也是不少普通市民的感受。
承傳學術能量的新傳
李立峯這次作供，令中大研究社群的師兄師姐們百感交集。談到價值、精神，中大，尤其是我熟悉的新傳學院，一代一代的研究生與學者，累積了幾十年，承傳了學術與社會關懷的傳統。法庭上有關意義建構的討論，令我想起青年時代的李立峯、譚蕙芸、邱林川和當年還年青的我，在qualitative research的研究院課程中，充滿對學術的熱情，對社會、文化、人性的關懷，課堂不是演講授課，而是思考、辯論一個社群如何生活共存、如何分享文化意義、社會邊緣人是怎樣生存下來的、主流文化是如何變革更新的……法庭上的討論，有如海市蜃樓，倒影20多年前在課堂的光景。
我在中大讀碩士那年頭，開「質性研究」課的，是李少南教授。量化統計學生都略知一二，但質性研究對我來說就很神秘，當年同學們都想揭開這塊神秘面紗。李教授的課很有生氣，尤其是同學們互相做life history訪問更是印象深刻。我博士畢業回母校，就接手這門課，一直到幾年前退休才交棒。多年來沿用李少南的框架，再加入ethnography及ethnomethodology的人類學單元，目的是進一步貼近社會現場，研究人與人之間是如何建構意義和價值。Ethno，就是人們，Ethnography就是走入社群，共鳴共感，把生活現場呈現出來。而Ethnomethodology，就是研究人們如何用各種方法（ethnomethods）建構文化及社會生活。
當年我和研究生年齡相差不遠，教學相長，最深刻的是譚蕙芸的百分之二百投入（她研究地鐵站「斯文」露宿者是「瞓身」之作）。還有李立峯、邱林川和徐概，被稱為三劍俠，經常在新亞人文館的角落，作嚴肅的學術討論。到現在，我腦海裏仍然記得他們3位在人文橋和圓形廣場的身影。
夾縫中呈現社會肌理
我想說的是，中大新傳的研究社群，本身也在創造自家的ethnomethods，大家互相學習、承傳、慢慢化身為傳統，是一套有血有肉的學術價值觀。我本來是個沒有太大學術熱誠的人，入讀中大，受教於李少南，繼承了他的質性研究課程。論文師傅是陳韜文老師，師徒30年，陳教授是我人生和事業的關鍵人物，他冷靜分析時局、熱情關心社會、重視比較研究、鍾情於簡而美的邏輯推理，對我影響甚深。中大新傳的學術社群，講一套，做的也是那一套，學術上追求專精，但又強調社會參與，在社會現場檢視自身做學術的適切性與解釋能力。當研究生期間，就被老師們拉進撰寫社會評論的小團隊，定期在報章發表，由90年代延續到今天（我已退出，今天陳韜文、蘇鑰機、李立峯、陳智傑、鄧健一還在寫）。
一個社群有內在的邏輯與不成文的傳統，在維繫和承傳一套變動的價值與精神面貌。中大新傳這個社群，面對香港政治結構大變，傳統不斷因時制宜地轉變，尤其是今天社科學系承受政治風浪，山雨欲來，挑戰更大。但可以這麼說，李立峯在香港跌入低谷之時，仍在發揮新傳團隊的學術能量。他的單篇論文源源不絕，也出版大學不甚重視的專書，花心力參與社會，在報刊撰寫評論文章，做電視節目主持……新傳社群的social engagement，都有嚴謹的學術基礎，盡言責，講道理，不作尖銳對抗，社會參與大體上都源於學術研究的基礎，源於對社會對人文的關懷。
Ethnomethods深藏社會生活的肌理。政權輕易把社會機構打垮，例如香港電台、《蘋果日報》、立法會、區議會，換人、DQ、抽起節目、凍結資金，三兩下工夫可以打爛招牌。但扼殺公民社會裏一些深入骨血的信念、價值、習性，則要一段更長的換血過程，人們甚至可以默默堅持十年、廿年、卅年……在這種變遷過程中，不必以樂觀與悲觀的情緒，左右分析的角度。如果香港的強權政治一直收緊，再延續2、30年，香港精神沒有社會條件承載，過去的核心價值將慢慢凋謝，只能殘留於遺民的記憶。但歷史變化無人能料，而我們所說的ethnomethods是有生命的，在不同的社會壓力之下，人們會在夾縫中滋長和調節不同的生存之道，以更靈巧的方式，守護香港得來不易的文化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