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7.21兩周年 反思異見中的異見

文章日期:2021年07月25日

【明報專訊】適逢7.21兩周年,想起關於「黨鐵」的兩宗小事。

上月尾,屯馬線通車鬧得熱烘烘。不少香港人,看到「屯馬L」在車站內激動,破口大罵,說是不是已忘記7.21、

8.11、8.31、長短釘等大事。我也以為,杯葛港鐵行動仍然生效,醒覺了的,要不是罷坐、用自己方法制裁「黨鐵」,要不就是一臉無奈地被迫屈服於淫威之下。總之「黨鐵」與「喜悅」兩字,已成水火。其實,談「黨鐵」的惡,必須回到地產霸權之中,但已遠離此文範圍,先略。

第二宗小事更是細如微塵。香港藝術家林嵐在「黨鐵」站內的作品面世,她也激動,在臉書感嘆自己作品可以被「黨鐵」保存50年、下一代也可欣賞云云,再加大量自己名字的hashtags。我好奇一問,這個時候怎會在萬惡的「黨鐵」站內高高興興地辦展?林嵐回:why not?這個回應倒是有點意外,因為我覺得如果是因為「窮呀LLM」、「簽咗約焗住做」等之類的說話,我是非常能夠同情的。作為band仔,圈子內為了生計需要用音樂做苦差也常有。借70年代開始流行的進步運動所言,sex work is work,art work很多時候也只是work吧,絕大部分人都為餬口而每日比社會X緊,無分貴賤。

■ 太包容的「黃色文化圈」

說林嵐,其實是想說個有趣現象。屯馬L被痛罵,但文化界好像完全沒有因「黨鐵」藝術品而討論過。朋友說得好,香港band仔,今時今日根本沒有唔黃的餘地;我估計,如果有樂隊現在在「黨鐵」開騷,應該會被監生鬧死。好大原因是因為band文化重視empower無權勢者,現代藝術界卻比較跟權貴與authority有着微妙的關係(可能除了street art)。好奇問問身邊的藝術家朋友,都是會做些非常有政治意識作品的人,幾乎一面倒覺得此時此地搞展覽不合適,但又不願意在公共領域討論,說林嵐是個好人,又做過關注基層的作品。我從來沒質疑藝術家是否好人,正如警察也有好,有些也真的會扶阿婆過馬路,但討論個別具爭議性事件是重要的。忽然驚覺,好像文藝界裏頭,一些到肉的評論原來漸漸缺席,我們好像已非常習慣對「自己友」有讚冇彈(或對人稱讚背人彈)的生活方式。我先粗淺地形容,我們這班有進步意識的文化工作者,或者不知不覺構成了一個過於互相包容、甚至縱容的「黃色文化圈」。

年紀較大的讀者,應該會記得2011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打擂台》。電影與裏面一句「唔打就唔會輸,要打就一定要贏」tagline,被當時得令的80後文化圈熱烈推崇。個人覺得電影其實相當平庸,tagline也平庸,這樣的作品能取下大獎只能說是反映到獎項主辦單位與時代的某種特質。印象中影評人四維出世曾經在本報撰文說電影壞,竟引起連番筆戰。四維出世一向重視電影的make-believe,對不能夠說服他的電影毫不留情地批評。這個make-believe是很難具體言說的,因為有些人難please,也有人看完超人就會披上袍跳樓學飛,不知道有什麼好筆戰。雖然不完全認同四維出世每篇狠辣的影評,但他熟電影語言,文章經常流露對本地電影「恨鐵不成鋼」的複雜情緒,多年保持孤狼式評論風格,非常難得。但這種筆風原來在香港很不受歡迎,除了引來文人筆戰,他也常在討論區被痛罵。罵他的,又好像大部分都不是電影人,較難進入電影角度來辯論,多是訴說自己一堆喜好與心愛的作品被批評之下產生的情緒。

然後我慢慢發現,有些作品好像是不能夠批評的。像黃修平的《狂舞派》系列、被捧成政治寓言的《十年》(又是最佳電影)、曾經被讚譽為很本土的彭浩翔作品等等。再加上政治打壓、本地電影票房疲弱,因此只要稍為有(在香港的context下)政治正確的作品出現,就只可以讚,熱烈造勢動員大家支持。我不是電影人,較熟悉音樂與次文化,會做電影配樂,也算是追求真誠電影的觀眾。2013年《狂舞派》首映,又是一輪激讚;看畢,坦白說,由電影海報到電影本身,對我而言都非常難看。覺得難看有什麼問題?每個人有不同reality,當大家在追TVB的什麼《衝上雲霄》時,我正跟着朋友拿發電機到街上搞音樂會鬧警察、因工廈文化空間問題與政府周旋,因此我也可能是難please的觀眾。但因為電影氣勢如虹,竟然真的會怕了不敢公開評論。有趣的是,跟身邊的文藝朋友私下談《狂舞派》,不少人都會提起「黃修平是個好人」。香港多一個好人當然是美事,但作品不拿到陽光下評論好與壞,其實會否害了這個「好人」,少了一個好導演?

或者是文化差異問題。說回較熟悉的音樂,年輕時在英國生活,適逢Arctic Monkeys首張專輯Whatever People Say I Am, That's What I'm Not面世,全國大熱。猶記得電視主持訪問剛成年的Alex Turner,輕輕鬆鬆就說覺得專輯is rubbish,大家笑起來。這個就是胸襟。那時就學會,原來批評作品與批評人,可以是分開的,不用介懷。回港生活才發現不少文化人都客客氣氣,識字的,喜歡在評論中引大量的什麼洪席耶(Rancière)、福柯(Foucault)等去讚作品。這些文化理論大師的批判工具,許多時只淪為形容詞,其實有點本末倒置了。香港音樂圈的評論也不見得開放,深受文青追捧的My Little Airport 2016年在台上說「我覺得全部女人都係臭X」,不少多年來曾經撰文推舉MLA的文人,都是女性主義者,卻不見有什麼討論。我不是女性主義者(順性男大概只能是支持女性主義者的男性吧),也感難堪,卻被勸喻「你私底下同佢傾」較好。為什麼台上公開的言論不能夠公共地批評?我不知道,原則上覺得已公開的作品、言論,我們有責任放在公共領域上討論。

「終於有人肯講了」

為什麼在公共討論重要?原來有些有異見的人,是會懷疑是自己有問題。例如Rubberband,也是因為「黃」、「不妥協」而被追捧。早前舉辦音樂會,又湧現大量激讚的文章。我試聽幾首熱門名曲,坦白說,都捱不過完整全首。做音樂的會懂,這種曲風、編排、格式、唱腔、錄音混音,都是香港主流音樂會用的選項,而這些選擇都是為討好封建腐爛的本地樂壇產生的。行內人叫這些做「魚蛋歌」,即是做音樂像唧魚蛋,不談營養,一式一樣。這種工業式生產音樂的文化,背後有它的意識形態,而獨立音樂人就是不惜捱窮、犯法,拚命要拒絕這種聲音,是故一聽就反胃。可能Rubberband真的很「黃」,但對我而言,都只是汁調得辛辣一點、黃一點的魚蛋吧。有band友見我批評Rubberband,見面時竟然道謝,說「終於有人肯講了」,大談這些「黃色」pop sound難頂、Mirror難頂(外國資料顯示pop idol目標觀眾其實是10-18歲,顯然香港屬於例外)、Viu TV「唔知邊度黃」等等。這些言論,band友一直不敢於網上發表,怕惹來麻煩。也有即將移民好友有話不敢說,只能私訊我,說離港唯一開心的事,是終於可以脫離不停講Mirror與《大叔的愛》的人與媒體。

■ 為什麼無人肯講?

也不是頭一次聽到「終於有人肯講了」這句話,每次聽到、讀到,心情也很複雜。為什麼會沒有人肯講?我猜想,是因為說了會有後果。在香港,批評其他人的愛好,除了有機會挑起筆戰、網絡世界被圍罵,也可能會被圈內人杯葛,少了工作機會。香港地方細,文藝圈更細,容易被小撮人操控,因此許多敢言的,不是用筆名,就是根本就不用吃這行飯。如許煜。2013年許以文化組織DOXA活躍,搞針對香港藝術與仕紳化的論壇與出版。許說,因為敢言,惹來不少本土文化人討厭。如今許教授成了國際知名哲學家,沒閒跟文人泥漿摔角,有點可惜。我仍然覺得,這些討論是相當重要(甚至現在是更重要):文藝界應該拒絕什麼,合作會帶來何種危險,是複雜又嚴肅的事。有時覺得,談論文化與權貴政府的合作與拒絕,一定程度上似談茹素:肉食蠢人可能會說,蔬菜也有生命喇,咁你菜都唔好食啦笨。我猜想,討論的基礎可以是我們怎樣向ethical逼近,選擇盡量道德,就算不能全素,多菜少肉也是好事吧?最non-ethical又不是必需的,如魚翅,可免則免。文藝討論,一定程度上同理。

如果這年代,「黃」代表異見,我們不自覺地製造出來的「黃色文化圈」,其實比「黃店」出現得更早。文化人很可能要反思當中或許潛藏的封閉、禁忌,因為異見中其實還有異見。如果我們真的有不容許負評的文化,這些珍貴的異見種子或許就被殺死了。如果出現有ground有論證的負評,我們更加要好好珍惜,不用批評一下就怕藝術家會死,這種保護主義有害無益。或者我們也可以參考「黃色經濟圈」某種特質,舉例說餐飲業。香港飲食文化比文藝更established更普及,大家也非常敢於說某某「黃店」難吃、為市場扮「黃」、服務態度差、背景音樂難聽(這個我說的)等。重要的,是我們能夠說明為什麼這間店的奶茶如屎水、音樂聽到耳仔出血,但仍然會願意去幫襯,而不是什麼也說好本土好好味老闆好好人。政治追求與味蕾的integrity,香港人很快就懂區分,才放回這個黑暗時間中秤,作出選擇。

文藝也有文藝的integrity,那音樂的integrity是什麼?試舉一例。讀者或許還記得美國saxophone手Kenny G曾經在傘運現場打卡,之後被小粉紅痛罵,於是光速割席,smooth過他的拿手smooth jazz,澄清自己不支持運動。不少人大感失望,說以後不會再聽Kenny G、銷毁其唱片收藏等。當時我就感到奇怪,為什麼2014年還會有人聽Kenny G?還會就他的表態感到失望呢?爵士樂大師Pat Metheny就曾經公開狠批他「走音、連smooth jazz也玩得超廢、聲音難以置信的作狀犬儒、fxxked up,至少有1000個比他好的saxophone手,卻不知為何他會這麼成功」。最惹毛Metheny的,是Kenny G在Louis Armstrong的名曲上,逕自加插他的「lame-ass sax solo」後賣,Metheny稱是「當代文化新低點」,呼籲爵士樂迷杯葛。這種人,又有什麼可能拒絕中國市場去支持運動?其實這種政治表態,一定程度上是要有抵抗資本主義的覺悟;香港護旗歌手,不過是忠於大市場罷了。毋忘初心,他們的初心當然是搵錢。或者香港音樂圈之中,「作狀犬儒」的人真的太多,我們已很難辨識到音樂(不是說歌詞)的integrity。但當楊千嬅讓你失望、陳曉東讓你失望、一個個主流歌手讓你失望後,是否應該檢討一下自己一直以來的品味?現在,黎明刷邊球「留地球打怪獸」,又獲得陣陣掌聲(或者又會引來文化人賜文讚賞)。我不斷言黎會令香港人失望,只希望大家不要再將希望錯放。

應×則× 趁還可以公共討論

不久前認識到年輕畫家,約開會,她打死也不願意坐「黨鐵」,寧願捱個多小時的巴士。或者,作為文藝中坑,有些在媒體有自己評論地盤、有些有教席、有些多展覽演出機會,我們有責任好好運用這種機會,實踐所剩無幾的出版與言論自由,不要令比我們更有批判潛力、更不甘於妥協、卻苦無機會的後輩感到孤單。「黃色文化圈」其實可以是美好的,這個「圈」可以不止是對抗惡魔的保護罩,還可以讓我們實踐民主討論,精進自己。理性評論的話,本來就不應該有什麼事不能夠批評。只要我們不做「小粉黃」,不寫「黃」鱔稿,不縱容包庇,多接納異見,有建設性的批評就直說,就會令「黃色文化」(誤)更強壯。有人不客氣批評empower過你的「黃」戲、「黃」劇、「黃」歌等,會令你感到不適的話,grow the fxxk up。如果批評「好人」的作品等於「壞」,那就做個率直坦白的「壞人」好了。背後閉門議論,私底下細細聲講,坦白說,不久將來大概都要被迫進行吧?好可能,我們已是最後一代能在公共領域暢所欲言的文化分子。時日無多,大是大非,有話直說,痛痛快快,直至不能,好好demonstrate一下香港文化評論可以到達的高度與闊度。

文˙黃津珏

編輯•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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