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以學術盡做 無關樂觀悲觀——訪李立峯

文章日期:2021年08月01日

【明報專訊】當下香港滿佈政治紅線,連出版一部繪本童話書都有可能被捕。由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編著的《時代的行動者》,開宗明義談反修例運動群像,於風聲鶴唳的當下出版,不可能說不敏感。李立峯還要剛剛上庭做完《國安法》首案的辯方專家證人。

「過去一年多,問我有無壓力,其實本來是無,但自己有無顧慮都好,確實身邊開始有人會『關心』你、讚你,嘩你真的『好勇』,仲敢出書呀?你就開始想,原來這是一個你需要想的問題。」李立峯一笑置之。

《時代的行動者》從去年3月開始籌備,李立峯回想,當時還是疫情初期,亦未有《國安法》,目標是找一群學者和記者參與,編寫一部面對香港讀者、以學術探討反修例運動的著作。「編寫一部學術書,跟報刊專欄寫文章不同,起碼是一年幾的漫長過程。但好明顯,這一年幾無論環境、氣氛、形勢,其實都變得很不一樣。」籌劃至今,以學術書來說,時間算短,但香港變化實在太快。學術研究本應是大後方位置,但退避三舍的人愈來愈多,留下來的人,像自嘲經常被鬧過分樂觀的李立峯,便突然好像走得很前。「不能否認今日社會氣氛是令人焦慮的,我亦不能代表書中所有作者覺得完全安全,不用顧忌。所以你揭開本書,便見到有些作者是用了筆名,是有原因的。」

「但去到這一刻,雖然氣氛有轉變,我仍不覺得有什麼原因導致不可以繼續做學術探討。」這句話可圈可點。訪問同日,《國安法》首案裁決,被告唐英傑煽動分裂國家罪名成立。而李立峯答應為唐英傑上庭作專家報告,解讀「光時」口號,距今不到兩周。

蘋果倒台,港台被整頓,許多學人傳媒人,包括林行止、蔡子強都決定休筆,不再寫評論,既是迴避《國安法》紅線,亦難免心灰意冷,覺得再寫都無用,而且文章已追不上政治局勢的改變。但李立峯反而覺得,學術文章正正因為它反應較慢,時效性低,至少今日仍然有得做。

時局雖快 學術分析仍然有得做

「學術文章的 production cycle 可以很長,其特質與一般要追時效性的新聞寫作不同,它針對比較理論性的問題,而不是為了追上當刻正在發生的事情。譬如書中第一章寫傳統社運組織,就是想處理一個基本問題,在無大台、無central leadership的社會運動裏,不代表沒社運組織的蹤影。社運組織的位置,與群眾的互相溝通,誰是主導,都是理論性問題,跟2021年或再之後發生的事情無關。你可以認為這些基礎問題是脫離現實狀態,2019、2020年的香港,在學術寫作框架下只是一個案例,是可以用同一堆問題去問台灣太陽花,甚至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社會運動,它不受時效性和後面發生的事情影響。」李立峯轉念一想,接着說:「但唯一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是學術文章寫到最後,你總要落結論,當觸及如何展望未來,你本身所想像的未來可能已有改變。」

《時代的行動者》的出版,除了政治敏感,對某些讀者來說,都帶點事過境遷、為歷史爭取結案陳詞的感傷。但無論反修例運動是否已告一段落,李立峯強調:「一本書不能總結一場社運,亦不是我們想做的事。任何學者都無可能寫一本書,為運動下一個definitive的結論。」他自覺作為編者,僅為著作提供一個研究方向及其架構:「一場社會運動是可以從很多方向入手研究,而2019年香港爆發的社運,最值得探討的特點,是它近乎全民動員的狀態。到2020年5月,我們都有做民意調查,結果顯示45%的香港市民認同自己有參與過這場運動,無論是去過一兩次和平集會,貼過連儂牆,總之任何形式的參與。其實一般社運講到參與率有10%到20%已經高,而這場運動卻在大半年內有百分之四十幾的動員率,比對全世界任何一場社會運動都是相當高。」

「另一有趣現象是,反修例運動跟過去的七一、六四遊行不同,在七一、六四,你的參與身分是香港市民,但在運動裏面,會有很多特殊的社會身分,譬如有公務員集會,有記者遊行,有教師,早期一點有較少見到的牧師,有銀髮族遊行,還有母親集會,中學生拉人鏈,大家都會highlight 自己屬於哪個社會範疇、行業,又經常說有不同戰線,有公會戰線,有國際線,所以它的內部是由很多不同範疇的行動者,分不同戰線,藉此介入社運。」

而編著《時代的行動者》一書的最初設計,就是用不同類型的行動者作為切入點,再找不同記者和學者參與,各自思考和處理與社運相關而不同類別的問題,從而在學術框架下解讀整場反修例運動。「與其說這本書是要總結這場運動,不如說它想嘗試帶出一些可能性,一些思考的空間。梳理一場運動,可能對我們如何理解未來,會有着某些影響或者啟示。」

書中劃分8種行動者,包括傳統社運黨派、前線抗爭者、國際線、「接放學」的家長、中學生關注組,而最後一章,是個人認為關係最曖昧的一類行動者:新聞工作者。傳媒人士在這場社運中的角色尤其微妙,既好像有同情抗爭者的成分,但又基於職業道德,始終保持某種不可跨越的距離。

最曖昧的行動者:傳媒

李立峯強調,將新聞工作者、記者歸類為行動者之一,是學術判斷多於政治取向,而且他自己是新聞傳播學院出身,本身特別關注傳媒與社運的關係。「書中所指的行動者,不代表他們『參與社運』。如果『參與社運』指他們支持社運,所以參與的話,絕大部分現場的記者都不算,專業人士亦不算。但他們在不同moment都有各自介入社運的位置,不能說與這場運動無關。」李立峯提到,運動期間常見一大討論,就是走在前線採訪的記者算不算是「手足」的爭議,「新聞工作者固然不會覺得自己是參與,但不能否定,他們就是介入了這場社運。不計你是哪間傳媒,做了什麼,但傳媒一旦存在本身已是介入,起碼其他行動者以至警方都會因此有所反應,有無傳媒在場,大家的反應是會不同的。」

若然講傳統傳媒道德,記者雖然介入社運,但真正目的都是報道。「無論傳統傳媒、網媒、學生媒體,你拍到什麼,如何講述這場社運,如何報道抗爭事件,傳媒的介入是重要的。而譬如網媒直播,譬如新聞工作者與抗爭者之間的關係,這些傳媒現象都值得討論。」

當客觀中立的新聞操守,與個人對社運的認同有所衝突,不能並存,許多新聞工作者都心存疑問,又或者立場上受到抗爭者和警方兩邊質疑。李立峯承認很難一言撇清:「在傳統新聞理念,既要客觀中立,又要批評和監督政府,它本身都有內部張力。而在這場社運,張力更明顯,一方面你不應該take side但你知道這場運動以至其訴求,是爭取整體社會的自由民主發展。而自由民主發展與新聞工作者的基本理念相關,公民社會沒有自由,就不可能有新聞自由,當大家都爭取一個廣義理解下的自由民主社會,傳媒專業與社運基礎理念本身是有某種親近性。」

「但任何一個社會,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理念,都有某種政治基礎。」李立峯話鋒一轉:「如果說做新聞就要中立客觀,其實不對,並非全世界都是這樣。譬如19世紀美國新聞界就不跟你講客觀,要到20世紀初,所謂民主市場社會的出現,新聞界才開始有所調整,關心客觀性,即是說它是符合特定條件才會出現。」

中立之外 要「真」還是要「贏」?

「香港亦是一樣,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報章不重視客觀,要到80年代才開始有這套新聞理念。一來,是有新聞學院教授從海外回流,帶來自由主義新聞觀,另外就是當時香港進入政權移交過渡期。在中英爭拗之間,香港作為第三者,客觀中立突然在80年代有其特殊意義,即是你既不親中又不親英。」

李立峯認為,早在回歸之後,尤其2010年左右,香港的客觀中立政治基礎已不存在,趨勢很明顯。「在80年代,於中英兩個主權之間中立,是make sense的,到回歸早期,你都可以說在建制和民主派之間中立。但過去十幾年,權力愈來愈一面倒,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所謂中立又是什麼和什麼之間中立呢?」他感嘆反問﹕「連最傳統的新聞工作者都開始質疑,掙扎亦愈來愈多,為什麼我還要客觀中立?」

客觀中立已名存實亡,而過去一段時間,焦點開始移動。「後來大家說的不是客觀,其實是真相。新聞工作者要去到哪個位置,跟抗爭者會有明顯區分呢?就是當你去問『要真還是要贏?』的時候。如果你有新聞道德,你的答案不是贏,一定是真相為先。所以新聞工作者無法散播傳言,他不能夠不嘗試查證傳言,便在未經查證之下當是真相。你可以不再講客觀中立,但不能背離真相。因為求真是ultimately要做的新聞工作。」

與新聞界相同,學術界最終所關心的事情,同樣是真相。「社會上總有負責整理和傳遞真相的崗位,令人可以充分、真實和恰當地理解社會正在發生什麼事。新聞、學術、教育、法律,理論上都在其中,要為社會搞清楚真相。當然我們希望以上這些都能良好運作,如果運作得差,就甚至反過來幫忙散播假消息。」

李立峯打趣說,在求真的過程中,學術界確實比較後,影響亦相對次要:「新聞有好強的時效性,學術沒有。距離上是無可否認遠過做記者,如果新聞是歷史第一稿,學術界可能就扮演第三、第四稿,哈哈。」

不是配合大龍鳳 不是有得贏才做

誠然,新聞界與學術界都是建基於某些政治基礎,才可以叩問真相。但面對《國安法》的步步進逼下,不少人都帶有悲觀的憤恨,回頭質疑新聞工作者和學者,尤其剛剛替唐英傑案做過專家證人的李立峯,即使不是假消息、散播歪理,而是真學術、認真做,都可能只是配合政治鬧劇,演一場大龍鳳,為社會帶來一個假象:香港的客觀氛圍仍然具備政治基礎條件,可以繼續做新聞工作,做理性學術研究的充裕空間。

「有半杯水,總有人見到少了一半,有人見到還有一半。」李立峯感慨說:「當然現在擺明不是半滿,可能只剩兩成、一成。還剩下多少空間,就有幾多空間,但很難完全說那個空間是零。我意識到香港人會有這種想法,但社會是否去到連講任何一句真話的討論空間都沒有?去年《國安法》推行那一刻,其實已經有好多掙扎,當你表現到完全無事,不用驚,秉持信念照做,講得太輕,確是有點天真有點傻,再極端一點,就會被人覺得你替政權塗脂抹粉。」

「但你講到煞有介事,好像一定會死,其實就只是加強了自我審查,激發大家不斷互嚇,加快死亡速度。而站在我的位置,是否真的什麼都不做?」李立峯明白,有人覺得他不應該做專家證人,為不公義的審訊做了某種權威學術包裝:「恕我不認同,那不單止專家報告,記者都不應該寫(法庭)報道,辯方律師又是否一開始都應該放棄呢,往後所有官司都不用打?做與不做,並非建基於你覺得那場官司有無得打下去,我怎會樂觀到妄想覺得專家報告可以影響裁決呢?兩年前我已經做過一次專家證人,講完一大輪都是嘥氣。」他頓了一下,緩緩說:「不是因為有得贏所以先會去做。而是當你仍然站在位置,就要承擔某個責任。有人到處去找專家證人,而你只是要下一個決定,做與不做。事情到你手,唯有盡做。心底裏怎樣想是一回事,但除非你拒絕去做,當你做的時候,就要假設它有得做。」

而之所以答應去做、而且盡做,李立峯突然說得感性:「回想 2019年示威現場,大家來答問卷,或者花時間做小組討論,香港市民幫你做研究,其實都是想自己的聲音被人聽到。既然有機會,我就想將他們的聲音帶入法庭,亦因為今日仍然有公開審訊,可以帶出去整個社會。」

「盡做的客觀效果會否只是製造假象,令大家覺得好像『仲有得做』,這就由社會判斷。我明白市民內心的那種挫折,當大家對時勢判斷變得極壞,亦不想自欺欺人。但如果本身已經負面到不得了,又怎會因為有李立峯和李詠怡做專家證人就覺得仍然有希望,正如不會有人看到有新聞工作者仍然盡做,就會覺得香港新聞自由無問題。」

「法庭有法庭的結論,社會有社會的公論。」李立峯續說:「社會是否真的失去判斷能力呢?是否真的完全無視所有公開資訊和報道,就相信一個審訊過程是合理呢?不是要你相信這個制度,而是要相信這個社會還有判斷能力。」

「我怎會樂觀」 只不過——

「其他人覺得我樂觀,是因為看到我仍然會做很多事,覺得我好像相信還有得做。」但李立峯形容,自己心裏極度悲觀,只不過當仍然留在香港,仍然坐在某個位置,「我就要有某些working assumption。不是說事實一定如此,譬如你是辯方律師,你的working assumption就是要假設官司有得打,你不抱持這個想法你根本什麼都不用做。」

「如果你的判斷已經死到一個程度,你還在做什麼呢?你應該離開,離開崗位,甚至離開香港。」他轉念又說:「但你抱持working assumption去做的時候,是否等於心底裏真的同意這個working assumption,可以是兩回事。所以,我心底裏對很多事情的判斷都比大家更負面悲觀。譬如今日香港很多人覺得要捱5年、捱10年、20年,我覺得是可能要捱200年,當社會進入一個高壓專權狀態,在歷史上,持續一二百年的情况並不罕見。」

再問李立峯,香港還有沒有條件再一次爆發大型社會運動。李立峯幾乎想都不想:「沒有喇。所以我怎會是樂觀。」說得心灰,轉眼間他卻有理性解釋:「回看2014至2019年,常說進入社運低潮。但後來我們會明白,低潮之中許多事情正在醞釀,它是一個休憩狀態,不是完全停擺。用2003七一、2014傘運、2019反修例3個時段來比較就更具體。前兩者在社運完結時,社會能量都會找到自己的逃生位置。2003之後,有公民黨、社民連的成立,有第一波網絡媒體、網台的興起,到2014年傘運之後,有青政、本民前這些本土派崛起。」但在過去兩年,尤其《國安法》成立之後,李立峯黯然發現,連一些相似的休憩狀態都再沒出現:「現在香港的壓力就是大到,社會能量無處可逃,2019、2020年之後,並不是多了政治組織,而是各個組織因為惡劣的政治環境一個接一個結束。」

「唯一仍然難以抹煞的基礎,是不忿不滿仍然存在。但可能要去到很久之後,不知多少年,它才會有某些意義。你很難想像在可見的將來,香港會再有社運大爆發的條件存在。當社會真正進入一個威權時代,絕不會是一段短時間。但我的working assumption就是要覺得有空間,空間可能很窄,不過仍然有。」李立峯淡然說:「但這真的只是working assumption,不等於我骨子裏同樣如此相信。」

學術界權威身段,有時像一個離地的安全距離。但正正是這個身分,讓他在某種假定之下繼續做、盡做,一種近乎虛無的軀力,但又很實在的行動力。樂觀或悲觀都不足以概括李立峯,只見他笑得仍然豪邁。

訪問翌日,唐英傑重判9年,坊間嘩然,但心知肚明,國安法首案,作為新時代的開端是絕對不會判得輕。卻一直想起李立峯說,悲觀估算200年。今世香港人所做的一切,無異於微木填滄海。都不過是在某種假定與憧憬下活着、推石頭上山。

■問:紅眼,中大畢業,作家,《藝文青》總編輯

■答:李立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國際傳播學協會會士。研究範圍包括新聞學、政治傳播和社會運動

文˙紅眼

圖˙黃志東

編輯•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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