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福利達人}李煒佳 40載教協生涯 談超市人龍背後

文章日期:2021年08月15日

【明報專訊】創會近半世紀的教協倒下,自宣布解散後,超市天天排長龍。退休中學教師李煒佳正忙着在台灣重建新生活,他擔任教協理事超過30年,去年才剛從福利部主任之職退下來,年代久遠的事,記憶逐漸變得依稀,但從幾十年前的人龍說起,還是能掏出鮮活故事。

「當時有中旅社搞的師生團,讓教師、學生返大陸旅行,張文光想報名,但一早教協未開門,排隊已排了幾層,張文光排了超過兩小時才成功報名,是係人都知的事。他那時未當會長,已是理事,一樣咁排法。」

維園辦集會 促政府調查金禧事件

那大概是1980年代的事了。張文光是與他同期的中大校友,李煒佳在1970年代末讀大學時,是中大學生報的總編輯,因金禧事件,早接觸過教協。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談及這件事,形容是繼催生教協的1973年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後,該會「經歷的又一重大事件」,亦提及時代背景,「自從香港市民的本土意識逐漸浮現,社會亦開始凝聚一股土生土長的力量,催生不少壓力團體。以爭取港人權益為目的的社會運動,漸漸興旺」。1977年金禧中學教師揭發校方處理財政不當,向教署投訴,教署卻向教師發警告信,後來更宣布封校,李煒佳說:「金禧學生被迫停課,當時中大、港大學生會都安排學生入大學補課,我們有份安排協助,我自己也做補課老師,以及去教協參與開會。」教協在維園舉行集會,最後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報告建議另創辦五育中學收容學生、撤銷對教師警告,教育司亦向資助學校發出關於建立諮議制度的通告,被視為教協的又一場勝仗。

幾年後,這名從哲學系畢業的少年未入行做教師,先在工會擔任行政秘書,管理全職員工。今天教協「億億聲」的物業資產何來?1980年代初,教協會員人數已超過2萬,李煒佳記得最初他在渡船角文景樓辦公,會址既有租用也有自置單位。其實在1970年代中,教協隨「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租用文華樓單位作為會址,聯合秘書處後來購入文景樓單位。而自1978年教協在旁邊單位自置會所,此後買下及出售港島九龍不同物業,增設會所與服務中心。

堅持不買股票、債券

李煒佳憶起張文光排隊都冇面畀時,說辦會原則是廉潔二字。因為「想對教育事務參與更多」,他成為教師再擔任教協理事,曾任司庫,他形容教協財政一向穩健,物業都是一筆過購入,「都有按過樓畀銀行,開過貸款額以備不時之需,如果不夠錢找貨款,就從中借出來找數,但發覺貨款亦正常應付到,就不必動用」。不買股票不買債券,「這是司徒華先生創會以來一個好堅持的原則,一定要穩健,以及不靠人,教協從沒接受一毫子的捐款支撐營運」。他笑:「所以咩金融風暴都不會影響我們。」

超市自然是重要的財政來源,做到風山水起,不是與供應商拍拍膊頭,而是最緊要便宜。自2012年任福利部主任,他說:「教協對供應商有很嚴格的要求,貨品來源一定要清楚,如果貨品沒有授權代理,基本上不會賣,如果在水貨與行貨之間有選擇,會以行貨優先。我們也會要求代理商,價錢要比市面上任何地方的售價低,如他們也會發貨到護協,我們可以接受售價一樣。」便宜到什麼地步?「盈利率都在幾個%左右,因為外面的店為了交租,可能利潤會達20%至30%。」即10元的貨不會賣超過11元?「通常係咁樣啦,賺5毫子就算,尤其電器,好多時利潤在2%之下。」代理商豈不皺晒眉頭?他卻說幾乎天天「收到大大小小的供應商要求跟我們見面」,「因為我們的售貨額也高,所以很多代理商會接納我們的要求供貨。其實我們也不是要乜都有得賣,總之提供到會員常用的東西就足夠」。

有沒有什麼賣得貴過人?都有,他自己就不在教協超市買菲林,「因為外面有好平的水貨」。即使是福利部主任,購物排隊亦當然沒優待。規矩很嚴謹,員工收利市一定要上報,只有幾十元的才可落自己袋;貪污不能容忍,曾有員工向家人提供特權,最後撤職;發現高買「一捉到就報警」。

但這裏留得住員工,李煒佳說職員是教協的寶,「我入職時理事與職員都很熟稔,沒一種老闆高高在上的感覺,到現在也是,大家是伙伴關係。福利部要輪更,有時員工如照顧屋企要安排特別返工時間,我們都會盡量照顧,因為教協本身也是工會,我們不可能違反工會的立場,會維護員工的權益」。

曾研究辦獨立旅行社

連旅遊部都負責過的他又說:「最初教協只有康樂部,後來旅遊部分愈做愈大,就從康樂部分拆出來,成立旅遊部,初期搞國內團為主,漸漸發展國外團,不過我們研究了好多次,沒成立獨立旅行社,因為要求比較高。我們的模式都是代理旅行社產品,從中只得到很微利潤,因為要比外面報名便宜,有時國內團,每人只收20元行政費,一個團只收到幾百蚊。因為沒賺很多,旅行社有要求需要一個年資若干的負責人,如果請一個這樣的人,人工都好高,倒不如參加外面的團,為會員取得比較優惠的價錢。」

曾有元老說過司徒華對會務盡心盡力,「華叔是個好努力、好全心全意的校長,除了學校裏親力親為,教協也是。其中比較有趣的,是早期教協所有新聞稿,在沒有中文電腦時,全部是用鋼版、蠟紙,華叔親筆寫在蠟紙上,用油印機印出來,發新聞稿亦由有汽車的理事親自送到各大報館。當時報館多在北角、鰂魚涌,我也曾在夜晚送過」。在李煒佳的回憶裏,是人人都盡心盡力。每期《教協報》印好,眾人合力又摺又捲,再塞爆渡船角附近郵筒送派全港學校,「後來郵局在紅磡開設國際郵件中心,叫我們唔好再咁塞法,攞去郵件中心寄啦,才改變塞爆郵筒的模式」;招待外賓、到外國開會,早期都要自掏腰包,「後來寬容了些,初期真的好刻苦,到外國開會要自付機票酒店錢,後來可津貼一個名額,但如果有兩個人開會,就每人付一半」。義務工作,出完力又出錢好蝕?他自有一套邏輯,「大家都好開心,好支持勤儉辦會的四字原則。力都出咗咁多,錢我們沒更看重,時間咪仲寶貴?」

寫下三卷教協史《坐看雲起時》的已故歷史學者陸鴻基評論教協福利事業十分成功,奠定物質基礎,保障了教協獨立工會與獨立民間組織的地位,書中寫:「一個社會擁有蓬勃的公民社會,才能充分體現出它的多元化,不是一言堂,才能有效監察政府的管治,保障誠信和廉潔……公民社會的發展,跟政府逐漸開放和現代化,是相輔相成的。教協的故事,正是這相輔相成、良性互動的一個環節」。

俱往矣。李煒佳離任理事不過一年多,在香港公民社會屹立多年的教協亦倒下。身處異地,他不無愕然,「我沒參與中間的討論,但完全理解,現在這樣的情况,我相信如果可以不解散,理事也不會作如此決定,解散一個這樣有規模的組織非常困難,這應該是在沒選擇之下作的決定」。國安法到來之前,他已決定移民台灣,在「眾新聞」刊出文章,提及從沒在飛機上哭,這次竟悲從中來:「我考慮移民只考慮了一個星期就下決定,因為我接受不到香港改變的情况。」

他教中國歷史,也教過通識,2013年退休,歷史科試題事件沒為他帶來直接衝擊:「這是近幾年才發生的事,其實九七回歸之後,都有一段時間的發展不是那麼差,鼓勵學生正反思考;但在那事件前一些時間,已強調要政治正確,這是之前不會強調的東西。」

自小愛讀史 追求公義

九七前後,他也信過民主回歸,「當時都有良好願望,後來一國兩制發展下來,不是有太大反感。」讀歷史教以他民族情懷,「我初中時期已很喜歡讀歷史,尤其中國的近代現代史,我的民族意識全部都是接觸歷史之後慢慢滋長。滿清時被列強壓迫、民國時期日本侵華等,都很深刻打動我,令我追求一種投入政治、社會公義的動力」。

教學生,「無論我自己有什麼立場也好,都會向他們提出正反面思考,好可惜現在已不可能再這樣做,如果我現在未退休,我絕對不會接受要學生只接受一套模式」。而他最後離開的原因是,「在這個社會生活,當然想它更合理,但發現個社會愈來愈不合理,自己又無能為力,真係唔走唔得」。

未來,他認為其他組織難以替代教協多年工作,「人才是需要訓練出來,不只理事,好多職員處理教師權益上是獨當一面,有時很多資料是由職員提供給理事跟進,這些不是一朝一夕做到,沒十年八年都培養不到一班似樣的人才」。

沒了超市不可惜,甚至沒了教協也不可惜:「我相信沒了福利部不會很不方便,出去買嘢貴咗啲咁啫,但沒了權益投訴部,就真的影響很多教師權益問題。沒了教協,也不必再談可惜了,因為是整個社會的情况也可惜,而不只是有沒有教協的問題,唯一是教師權益方面更沒保障。」

「香港無咗教協,是社會的損失、老師的損失,也是建制派的損失,單一聲音的社會只會產生破壞,不是好事。」

六四、九七 不曾想移民

曾經抱着理想,現在他對香港前景似乎相當悲觀:「一個六四、一個九七,當時我都沒想過移民,好多身邊朋友都移民,我完全沒想過移民這回事。」離開生活60多年的城市,有什麼不願忘記?「除了記住屋企人,也會記住在教協與戰友、同事度過好多快樂的時光,與幾個熟悉的老友天南地北地談,香港的、世界的、教協的,總之冇乜拘束。」他總結一句:「在香港,無論說教育發展、社會發展、社會運動的發展,一定離不開教協,而我能夠參與歷史其中,雖不是很中堅的分子,也心感榮幸。」

■李煒佳小檔案

一九七七年:任中大學生報總編輯

一九七九年:中大哲學系畢業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在教協任全職職員,職位為行政秘書

一九八四:轉職任中學教師

一九八六至二○二○年:教協理事,歷任出版部副主任、旅遊部副主任、司庫、福利部主任

二○一三年:從教師之職退休

二○二一年六月:移居台灣

文˙ 曾曉玲

{ 圖 } 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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