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從奧運職業化與普及化 看香港體育未來

文章日期:2021年08月22日

【明報專訊】東京奧運在延期一年、支出約1200億港元下落幕。東奧開始後的3星期內,東京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增加至近6000宗,疫情達災難級程度。雖然日本官員力挺疫情與奧運無關,但無論在民望、財政,以至公共衛生上,日本都勢將面臨重大挑戰。用奧委會成員的說法:「東京奧運即便在現代奧運100年以上的歷史中,也是運營最艱難的一屆。」即使面對種種威脅,日本仍堅持完成舉辦國際盛事的任務,姑勿論原因為何,無論作為運動員還是觀眾,理應感激日本所付出的一切。還願疫情早日結束,各國可早日免檢通關,讓世人有機會到日本作報恩式消費。

相對於日本國內一片反對聲音,奧運於香港卻如久旱逢甘霖。適逢政府買下版權供電視台免費直播,讓港人得以近乎零時差地觀賞各項賽事,並見證港隊破天荒地一口氣奪得一金兩銀三銅的佳績;無論是張家朗在出局邊緣連追6分反勝,何詩蓓獨領群雌觸池轉身,還是李慧詩在外檔發力反超推車壓線,即使無緣現場觀賞,這幕幕振奮人心的場面,相信已足以成為我們這代人的集體回憶。但作為體育迷,除了支持香港隊出戰,當然也要欣賞各國運動員的精湛技術。

兩位千禧後,14歲的全紅嬋及13歲的西矢椛分別在跳水及滑板賽事的表現,足以讓全球成年人目瞪口呆。中國乒乓羽毛球及美國籃球隊延續歷屆的強勢,繼續向世人展示頂尖水平的戰術技術。除了女子100米及三級跳刷新成績,男女子400米欄首兩名皆以破世界紀錄的成績衝線,更是把超越自我極限的奧運精神發揮到極致。其他賽事如游泳、單車、射擊、划艇及舉重等項目亦屢有新紀錄誕生,合共打破了23項世界紀錄。當然,今屆賽事也出現不少啟迪人心的重要時刻,例如蘇炳添以9秒83破亞洲紀錄的成績,歷史性地首名衝入100米決賽;日本女籃則克服身高差距,連番擊敗比利時及法國等強國殺入決賽。這些足以寫入史冊的戰績,都在向世界說明後天努力能扭轉劣勢。

業餘原則消失 與平等精神相悖

無論東奧如何精彩動人,始終都有完結的一天,不少觀眾亦已開始期待3年後的巴黎奧運。可是,屆時全球能否走出疫情的陰霾,如常地讓觀眾在現場欣賞賽事,至今仍未見樂觀。令人意外地,奧委會卻於日前率先宣布,巴黎奧運將舉辦讓公眾參與的馬拉松及100公里單車賽事,賽道還將跟奧運選手完全一致。全球運動愛好者只要到巴黎奧運網站(Club Paris 2024)登記個人資料,並以註冊電郵確認身分,及連接運動記錄程式,即可開始透過各項運動累積分數,在2024年前達100,000分者,會獲抽籤機會參與賽事。

巴黎奧運官網聲明解釋,是次活動目的為讓奧運價值融入生活,讓不同人士都能夠享受比賽。起初得悉消息,當然教筆者等長跑愛好者興奮不已;即使最終未有中籤,「我也可以參與奧運」這想法,已足以成為往後3年多做運動的強大誘因。巴黎奧委會把平等理念融入奧運,看似是理所當然;無論是即將在東京緊接舉行的Paralympics,還是如田徑項目般加入男女混合4×400接力,奧委會在宏觀或微觀層面,皆極力把平等落實至奧運每一枝節。但值得深思的是,奧運會近年來已成為精英主義為本,由職業運動員主導的體育盛事,這種趨勢與平等以至奧運精神,本身就是有所矛盾。

如果我們追溯本源至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當時奪得第一塊金牌的三級跳運動員James Connolly,其實只是名哈佛大學學生,極其量算是運動愛好者。歷史上,在1988年前的奧運,為汲取古代奧運的教訓,避免被勝負獎金影響公平競賽,故規定只有非職業運動員才可參與。但自二戰後起,由於奧運成為國際政治角力的舞台,各國對是否容許職業選手參賽開始有所爭議。直至1981年,國際奧委會修改了憲章,把參賽資格的決定權交予各單項體育協會。1990年,《奧林匹克憲章》的業餘原則正式消失,亦因而造就了1992年美國男籃夢之隊的誕生。發展到2021的東京賽場,就只剩下拳擊及摔跤還保留職業拳手不得參賽的慣例。

由此看來,巴黎奧運容讓公眾參與的做法,可說是毋忘初衷,還望日後可成為奧運核心環節,甚至擴展至其他項目,以彌補精英及職業化後所衍生的不足;讓各國公民不止以觀眾身分,還可以運動員身分參與其中。但從奧運的發展歷程來看,盛事平民化的兩難局面,往往源於比賽質素與參與程度難以兼得之上;在非職業化時代的奧運會,就曾經因為水準偏低,而無法吸引觀眾以至資金不足,最終陷入沒有國家願意舉辦的困境;30年後的奧運水平達到世界頂尖了,卻有無數未達標的精英運動員以至業餘運動員無法參與其中。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讓奧運可持續而貫徹始終地舉行,將會是奧委會未來的重要任務。

發展各自為政 運動員收入靠賽果

無論在國際還是本地,精英化與普及化,從來是體育發展的關鍵方向。回望香港體壇發展,精英化目標在體院系統愈具規模,政府加碼注資至每年7.5億的情况下,成績已經有目共睹,在此不贅。在普及化目標而言,近年愈來愈多體育場地落成,加上頻頻爆滿的預約率, 以及疫情前各項賽事的蜂擁程度,亦可窺見香港體育普及程度之高。林林總總的體育政策,由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到「奧夢成真」,以至體院的隊際運動五年計劃,均存在各自為政的問題,未能有效建構體育文化以至生態。以香港足球為例,精英球隊如傑志在亞洲賽事中屢創佳績,同時足球在香港各年齡層亦大受歡迎,足球學校成行成市,業餘聯賽盃賽亦大行其道,但偏偏本地足球生態卻未見起色,港隊排名與港超聯參賽隊伍數目屢創新低。這種現象,同時適用於不少運動項目之上。究其因由,還是跟香港未能有效發展體育產業所致;港足球會過去數十年輪迴般不斷地組班與散班,便是不辯自明的證據。

正正由於體育產業尚未成熟,香港精英運動員要不依賴體院模式受薪受訓,非精英項目者則需以兼教模式維持收入及訓練量。但這兩種收入模式的不確定性及風險之高,卻教不少家長及後起之秀對投身職業運動卻步。這兩年疫情下的停賽停班,便是對上述兩種模式的最大挑戰;成熟的體育產業如歐洲足球聯賽或美國籃球聯盟,球員受合約保障,尚算可保持收入。但體院按比賽成績出糧的機制,卻令未能參賽的運動員收入大跌;以教班為主要收入的運動員更要面對手停口停的窘境。當家長眼見本地最頂尖的運動員都未能獲得基本經濟保障時,又如何安心讓子女踏上職業運動員之路?

不靠政府主導資助

日企度身訂做體育產業

持有4項香港長跑紀錄的黃尹雋,近日便批評體院劃一的薪酬機制難以照顧所有項目。誠然,政策僵化欠彈性是個大問題,但再大的彈性,也總不及度身訂做的產業模式。

在長跑產業成熟的日本,企業會成立運動團隊,聘用運動員兼任公司簡單工作,同時保留大部分時間精力訓練備戰,以在大賽登場,為企業擔起宣傳推廣任務。企業為求成績,會出資聘請教練並提供軟硬件支援,甚至到高中大學選拔人才及提供巨額資助。這些現金流孕育了職業隊伍,養活了教練及選手,並提供經濟誘因予賽會舉辦賽事,甚至尋覓新比賽場地,以上因素換來的精彩賽事,能吸引到更多觀眾及廣告商,從而形成經濟循環。球隊金主眼見商業模式可行,才願意投放資金到青年梯隊,締造可持續發展的體育產業。既然同屬東亞地區的日本及台灣也做到,作為人均GDP更高的商業城市,香港亦同時具有不俗的體育文化及硬件配套,為何多年來仍要依賴政府主導的體院資助模式,而不能建立更符合資本主義邏輯的產業模式呢?容筆者大膽舉例,現時香港各大銀行對不同球類運動的贊助計劃,又能否轉化為更具規模的球隊以至聯賽制度,讓香港市民入場觀賞呢?

觀乎發達國家如英國、日本的體育政策,資助與產業模式並行,才是獲取佳績的王道。隨着下屆奧運取消空手道項目,李慧詩又可能會在今年退役,香港在巴黎奧運的獎牌希望,將落在兩位97後及劍擊乒乓羽毛球等依賴政府資助的精英項目之上。但若果香港長遠要拓展在不同項目的競爭力,突破資助模式的樽頸,則必須透過體育產業孕育更多職業運動員,方足以跟世界趨勢接軌。用港隊羽毛球名將謝影雪的說法:「香港不是要比以前好,而是跟世界最高水平比較。」

文˙陳曦彤

編輯•王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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