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現場:藍色大門

文章日期:2021年08月29日

【明報專訊】2004年9月28日,寶馬山雙屍案少年犯尹三龍出獄,是我記者生涯最接近赤柱監獄的時刻。一朝早,數十記者在監獄大閘外等候,金睛火眼盯着那條百米長馬路,馬路底佇立着一棟白色建築物,大門上寫着「赤柱監獄」四個大字。

多年後才明白,尹三龍獲釋,是一套懲教署和傳媒一起編寫的溫馨小品。

在英殖時代的1985年,16歲的尹三龍與童黨殺害了一對17及18歲就讀於國際學校的英籍白人小情侶,最初被判死刑後改終身監禁,回歸後刑期不明,被坊間形容為「等候董建華發落」,時任特首終於訂出廿餘年明確刑期,尹最終服刑19年獲釋放。

那天剛好是中秋節,選在人月兩團圓的節日釋放一名少年殺人犯,只有35歲的尹三龍卻顯得蒼老,他從赤柱監獄走向記者鏡頭前,50名記者貼身開車追蹤,由金鐘茶樓見證他與兄長示範「飲茶」,直至回到屯門居所與年邁母親重逢始離開鎂光燈,自此湮沒人海,低調過活。

翌日多張報紙大字標題,尹三龍坐牢多年,在獄中知道有受害人父母原諒他,表示悔恨當初,要公開說聲對不起。

記者與監獄的關係,多年來是一個「我們」與「他們」的故事。我們從外觀望,處於裏面的人。

「他們」是行差踏錯需要悔改的人,「我們」是奉公守法一生也不會和監獄扯上關係的人。

以往好一段時間,公眾讀到關於監獄的書寫,總帶有一種距離感。距離感讓人安心。

時代巨輪向前,事情的發展讓人出乎意料,今日,一場社會運動後,監獄成為了不少從沒案底的人,一生也沒想過會坐牢的人的身處之地。

再沒有監獄以外的「我們」,只有被捲進歷史洪流的人們,「他們」已經就是「我們」。

這天,我以探訪者身分,穿過赤柱監獄大閘。第一步先要登記,在閘口附近有一間白色小屋,在那裏已感受到擁擠和熱鬧。

探望時間要把握得宜。赤柱監獄在早上時段,只招待還押者親友,下午才輪到正式服刑人士家屬探望。

小白屋室內空間只有百餘呎,室外設有遮蔭座椅。這裏繁忙非常,既是人流車站,也是物件寄存站,也是文書登記處。

「嗖」一聲,一輛高爾夫球車埋站,「睇車呀!」開車的懲教職員叮囑着。另一職員在等候人潮中喊出乘客號碼,再澄清高球車目的地「東頭」!

原來「赤柱監獄」禁區裏包含三間不同院所,「東頭懲教所」和「白沙灣懲教所」各處「赤柱監獄」西邊和東邊。埋站的高球車車頭插有目的地牌子,這裏好像小巴站頭,職員要講清楚目的地,以防乘客上錯車。

等候的人聽到自己籌號,急忙爬上車,有人把約10歲的女童留在車站,職員說不可以。那名女親友解釋,女孩很乖,會照顧自己,職員說不能負責,囑咐女人找成年人看管兒童。糾纏一會,終於有人領走女孩。

「喊籌號」這件事,在整個探訪過程中不斷重複,具象徵意義。

每個在囚者在監獄裏存在,都擁有一個編號,不只還押者有,服刑者有,這個編號更是「終生制」的,坐牢多少次也是這號碼。探望者一定要知道被探望者在系統裏的編號。

而探訪者即使是過客,但為方便管理,也會擁有多個「暫時編號」。從步入監獄範圍開始,探訪者就會感受到「點人數」程序的重要。

真正探訪時間只有15至30分鐘,但探望者在系統裏,在不同中轉站之間逗留時間長達一小時,會不斷被派發「籌號」,確保一環扣一環,多少人進去,多少人出來。

派籌號像是「古法GPS系統」。牌子上寫了一個編號,在不同站你就拿着牌子等待職員喊號碼,你才可以移動,或準備上車或進入下一個房間。

當然,你的身分亦要多次確定。探訪的前設是,你的名字必須於在囚者預先填寫的探望名單裏,不止一次,在核對身分時,你需要脫下口罩讓職員檢視你的樣子,是否和身分證上的一樣。

為了保安緣故,除了準備送給在囚者的物資,探訪者全程要放下所有私人物品。小白屋設置電腦儲物櫃系統,供探訪者使用,存物後會獲發一張電腦barcode便條。

基本上,拿着身分證、這張儲物櫃小便條和一張八達通卡(供你在等候室購買飲品自用),孑然一身,探訪者開始展開這個探望旅程。

***

這幾天天氣甚佳,陽光充沛。小白屋上有一棵參天大樹,樹影婆娑。等候高球車的時候,我細看了親友們的樣子。大部分來探望的,都是婦女和幼兒。母親不斷安撫着活躍的孩子,有那麼一剎,以為身處旅行團集合點。

不是沒有男士和壯丁。有一個約30歲青年,短袖T恤下裸露的手臂滿是紋身圖案。另一個來探望的南亞裔家庭也有一名生得結實的少年。

但絕大部分來探望的家屬,都是婦孺。也不難理解,這裏三間院所裏的囚友都是男性。妻子、母親、幼兒都來了。和我同坐一輛車的乘客,有一名身形微胖的母親,她懷裏抱着嬰兒,嬰兒戴了巨型透明防疫帽子,哭聲震天,母親不斷安慰。開車的懲教男職員輕輕慰問:「哎吖,做咩喊呀?」

從登記處到赤柱監獄大門的一段車程甚短,只百餘米。我們爬上高球車,開車職員說:「綁好安全帶。」我們就在陽光中駛向那道正門,路程不到一分鐘,走路也不遠。但怎能讓探訪者走路呢,最能管理點對點人流就是靠高球車。7個上車,7個落車,外加一個嬰兒。

下車後,7個人排成隊伍,在門外又是短暫等待。這裏每一道門,都要由別人開啟,或待燈號亮起來,才可以推門而入。當然,閉路電視在監控着。

走進室內,第二站是安檢。像搭乘飛機一樣,先要走過那道咇咇響的拱門,再有人用金屬探測器掃向你身上。

有人拿了物資給獄中親友,要在這裏檢查,有人帶了幾本厚厚的圖書,職員快速翻閱了書的內頁,確保沒有寫下筆記,也有人帶了一條香煙。

過了安檢,等候亮燈,就可以進入等候室。在這裏,最後一次核實身分,或將想交付的物資交給懲教署職員。等候的時間,要把坐車時領過的籌號,換成另一個籌號。

***

等候室的格局說明,家屬在此需逗留較長時間,這裏設有洗手間、冷熱飲品售賣機。一部掛在牆角開着喇叭的電視調校到「無綫新聞台」,這幾天的焦點新聞是關於塔利班進城、阿富汗人逃亡。

女主播的聲線在等候室迴盪。家屬細聲說話,嬰兒哭鬧了一會,懲教女職員慰問道:「係唔係肚餓呀,不斷喊。」母親解釋不是,嬰兒吃飽了才過來。

最搶耳的就是職員喊破喉嚨叫號碼。

這裏是探望者的中轉站。等候探望的家人拿着比手掌更細小的籌號,待換上更細小的牌子進入探望室;探望完畢的親友獲發一張A4硬卡紙籌號,等待高球車來接走離開。

人們像潮水一樣,一批湧入來,一批又離開。

懲教職員以廣東話喊完號碼,見沒有人回應,旋即以英語再喊一次,原來,等候室有家屬不會說廣東話。也有探望完畢的婦人回到探望室時呢喃:「見了面,放心了許多。」

等候室的氣氛,不是感傷,也不是沉重,更多是流水式人潮管理的狀態。年輕親友翻閱着將要送入去的書消閒,年邁婦人臉色凝重但淡定。大家拿着自己籌號,等待被召喚,生怕在混亂中錯過了。

牆上的告示寫着:「等待時間約在30至45分鐘,繁忙時段等候更久。」

對已判刑者,一個月兩次(或額外加兩次)探訪;對還押者,每天可探訪,但人數有限。家人心態是,舟車勞頓山長水遠到來,盡量配合程序,始終能見面和交付物資才是正經事。

等候室的一邊,設有展覽櫃和壁報板。「展品」包括親友可帶來給囚友的物資。女囚友、男囚友、還押還是正式服刑,不同類別的人可以「入」的物資各有規格。

對於牆外人,購買「認可物資」是一門學問。有些容易明白,例如眼鏡不可帶有金屬部分,必須為全塑膠。另外一些規矩則令牆外人摸不着頭腦,例如要指定品牌、指定包裝、指定大小的清潔或護理用品。

一名中年婦女看着「展品」,指着櫃中展示的黑色包裝防蚊貼說:「哎,這個我暫時未搵到。」

***

牆上告示寫着,家屬若因年紀或健康問題未能親身到訪,可以安排視像探望。告示也含各種警告:不能帶非指定物品來探監、探訪者行為不檢可被禁止探監、不認識在囚者的人不能探訪。

曾經有一宗法庭案例,有人開設「代客探監」服務,替未能親身來的家人探訪,或帶物資給還押者,探訪者在申請表上填了「朋友」,於2013年被裁定串謀訛騙罪成,後上訴至終審法院,法庭認為「朋友」定義可以寬鬆,於2018年上訴得直。

這天我就是以「朋友」身分探監,「朋友」在監獄系統的確是難於核實的關係。直系親屬較簡單。定罪者每月有兩次探訪機會,家人亦可申請額外兩次探訪。是故成為「家人」在系統是一回事。這陣子,不止一位社運人士在還押前成婚。在監獄系統裏,「女朋友」「男朋友」並沒有比一般朋友地位更高,妻子及丈夫則被承認。

終於等到了,我手上的小紙牌號碼被喊出,換來一張郵票大小含有數字的牌子,我領票時職員說了一聲「X號窗」。我跟着其他人,等候這道最後大門的開啟。

話說,赤柱監獄的設計保留了殖民地遺風。雪白的建築物,配了木造大門。原木大門上有浮雕,呈凸起四方形,大門被漆上彩藍色。一道道大門重甸甸,是物理上的重,也是心理上的重。

***

「噠」一聲,職員按掣打開最後一道門,我茫然走進探訪室。在電視劇常看到探監劇情,到自己真實經歷又有點不一樣。

電視劇裏的探訪室很安靜,只有主角跟家人交談,但真正的探訪室繁忙又嘈雜。

十幾格面見室並排着,我跟着自己獲派的號碼入坐,巨型玻璃後沒有人,灰白一片。

探訪者那端的玻璃窗前,設有三部有線電話機,容納最多三名探訪者同時說話,當然電話機沒有輪盤。

不久,我要探望的人出現眼前。

他指一指我眼前那部電話機,着我拿起來跟他通話。他卻不用拿起電話機,只需向着玻璃另一端說話便有米高峰傳送到我的耳機裏,他好像為了配合收音,要扯起嗓子說話,有時側身聆聽我的話。

漸漸,我聽到眾人說話聲,一層一層互相摻和,像首協奏曲。十幾個囚友低聲說話,在灰白色的堅硬房間牆壁上迴盪。都是男聲磁聲低音,眾人語氣平和,「嗡嗡」聲交疊着,都在嘮嘮叨叨,像在交代各種家事。

我的探訪對象,穿了還押者灰色棉質挺身開胸短袖衣服,左胸口綴有一條白色布條,上印他的名字,腳踏塑膠拖鞋。

他的髮型剪得清爽,他摸一摸髮腳:「我們這裏很多理髮高手,這個頭剪了近一個月,最初剪完更好看。其實在這裏,大家對外觀都很『姿整』。」

他皮膚曬得朱古力顏色:「我們赤柱的人,皮膚全是曬了這個古銅顏色。」語氣裏有點招積,特別強調「我們赤柱人」。

在他口中,「我們」和「他們」成為了坐牢者之間內部微妙的差異。在他口中,每一間院所都有其特色,囚友會互相交換意見。

他談不同院所待遇,像家長們談論子女入讀哪間學校一樣。我們在牆外的人,連「他們」也算不上。

男在囚者中,在荔枝角的,和在赤柱的,有差異;同住赤柱的,獲安排不同牢房,也有差異,也是一種「他們」和「我們」;判長刑期的,和短刑期的,也是一種「他們」和「我們」。

我作為女性,第一樣想的「他們」和「我們」就是女囚者的情况。

懲教署數據顯示,被囚者八成為男性,兩成為女性。女性坐牢者要守的規矩,和男性有不同。

本月初還押中的本民前成員鍾雪瑩提出司法覆核,我們始知道,女性還押者無論春夏秋冬,皆穿厚身棉質長褲,而我眼前的男還押者,灰色短褲下裸着小腿,他談起這件事:「哎,咁熱,女人仲要著長褲。」

還押者探訪時間15分鐘。有人建議我戴腕表,好預算時間。也有人忠告別戴智能表,因為功能太多不准戴入,需要脫下寄存。監獄是一個沒有時鐘的地方,探望室也沒有計時器。時間的感覺很虛無,望着灰白色的牆,時間溜走的感覺和外面不一樣。

電視劇裏常見有職員兇狠地喊「夠鐘!」,阻止你談下去的煽情橋段是假的,當時間夠了,職員輕輕走過來跟在囚者做一個簡單手勢,「喂,夠鐘啦」,大家就明白識做。

作為前記者,我們製作廣播節目以分鐘以秒數為單位。15分鐘,不算短,當然不算長。但我沒有看表,只想專心投入對話。幸好和這位「朋友」在牆外識於微時,打開話匣子也容易。

「最初入來,還未明白長期坐牢是怎樣一回事,身體出現各種奇怪狀况。直至後來,我入了一些談心理的書來看,我問自己,有什麼壓力自己一直沒有承認過,才慢慢安頓得到。」

我這位友人出名「捱得」,在牆外也過着刻苦生活,夏天不開冷氣,睡硬板牀基本上不會難到他。但原來物理上艱苦,還不及心理上要接受長期囚禁更難受。

他娓娓道來在囚心態。他分析道,不同囚禁環境的差異,群體生活有它的好,群體生活也有它的不好。例如群體生活可以多點機會社交,但也會互相比較。比較的內容可以是那一間院所待遇怎樣,彼此刑期有多長。

「我遇過的人,坐幾個月也有,要坐幾十年也有,我就會諗,我喺當中算係乜嘢狀况呢?」就像2019年因企圖販毒罪被判23年的健仔,早前經上訴後裁定司法程序不公,坐了5年冤獄後於本月中當庭釋放,成為牆裏人口中的傳奇人物。

監獄這個題目,在學術界老是常出現。傅柯1975年著作《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談到古代到現代監獄設計如何管理人的身體;1950年博弈論研究者以囚犯會否互相「出賣」,設計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分析個人決定為何有時與整體利益違背;美國心理學家在1971年進行「史丹福監獄實驗」,派大學生隨機扮演囚禁者和監禁者,實驗因為參加者太投入要腰斬,近年有學者以聖經故事的墮落天使取名「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著書解釋監獄環境裏的社會心理學現象。

我在大學工作裏接觸這些社科概念多年,但到真正走近一座監獄,探訪過囚禁於此的友人,感受要比讀學術書深刻太多。

我這個牆外人,短短一個早上,一步一步走進牆內世界,穿越一個又一個關卡,讓自己身體感受「規訓」,投入「探望者」角色,再嘗試想像被囚者之間和監禁者之間的微妙關係,才感受到一點點,坐牢者的世界有它內部邏輯,牆外人不會輕易明白。

曾聽說過,很多人願意寫信到監獄裏,但牆外人要更敏感。牆外人別輕易估算自己明白坐牢者處境,別只是抒發自己「想關心人」的心態,一些老掉大牙的做人道理、一些勵志宗教金句,請想一想是否適合寫在信裏,是否適合這一個背景的在囚者接收。

我的探望對象在透明玻璃後問我:「妳探過未?」

我說:「未,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探監。」

他揚一揚眉,說:「咁,妳就要寫啦。」

我當然會寫,為了讓你看到。你們也要多寫,讓牆外人明白多些。

文˙譚蕙芸

編輯•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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