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04年9月28日，寶馬山雙屍案少年犯尹三龍出獄，是我記者生涯最接近赤柱監獄的時刻。一朝早，數十記者在監獄大閘外等候，金睛火眼盯着那條百米長馬路，馬路底佇立着一棟白色建築物，大門上寫着「赤柱監獄」四個大字。
多年後才明白，尹三龍獲釋，是一套懲教署和傳媒一起編寫的溫馨小品。
在英殖時代的1985年，16歲的尹三龍與童黨殺害了一對17及18歲就讀於國際學校的英籍白人小情侶，最初被判死刑後改終身監禁，回歸後刑期不明，被坊間形容為「等候董建華發落」，時任特首終於訂出廿餘年明確刑期，尹最終服刑19年獲釋放。
那天剛好是中秋節，選在人月兩團圓的節日釋放一名少年殺人犯，只有35歲的尹三龍卻顯得蒼老，他從赤柱監獄走向記者鏡頭前，50名記者貼身開車追蹤，由金鐘茶樓見證他與兄長示範「飲茶」，直至回到屯門居所與年邁母親重逢始離開鎂光燈，自此湮沒人海，低調過活。
翌日多張報紙大字標題，尹三龍坐牢多年，在獄中知道有受害人父母原諒他，表示悔恨當初，要公開說聲對不起。
記者與監獄的關係，多年來是一個「我們」與「他們」的故事。我們從外觀望，處於裏面的人。
「他們」是行差踏錯需要悔改的人，「我們」是奉公守法一生也不會和監獄扯上關係的人。
以往好一段時間，公眾讀到關於監獄的書寫，總帶有一種距離感。距離感讓人安心。
時代巨輪向前，事情的發展讓人出乎意料，今日，一場社會運動後，監獄成為了不少從沒案底的人，一生也沒想過會坐牢的人的身處之地。
再沒有監獄以外的「我們」，只有被捲進歷史洪流的人們，「他們」已經就是「我們」。
這天，我以探訪者身分，穿過赤柱監獄大閘。第一步先要登記，在閘口附近有一間白色小屋，在那裏已感受到擁擠和熱鬧。
探望時間要把握得宜。赤柱監獄在早上時段，只招待還押者親友，下午才輪到正式服刑人士家屬探望。
小白屋室內空間只有百餘呎，室外設有遮蔭座椅。這裏繁忙非常，既是人流車站，也是物件寄存站，也是文書登記處。
「嗖」一聲，一輛高爾夫球車埋站，「睇車呀！」開車的懲教職員叮囑着。另一職員在等候人潮中喊出乘客號碼，再澄清高球車目的地「東頭」！
原來「赤柱監獄」禁區裏包含三間不同院所，「東頭懲教所」和「白沙灣懲教所」各處「赤柱監獄」西邊和東邊。埋站的高球車車頭插有目的地牌子，這裏好像小巴站頭，職員要講清楚目的地，以防乘客上錯車。
等候的人聽到自己籌號，急忙爬上車，有人把約10歲的女童留在車站，職員說不可以。那名女親友解釋，女孩很乖，會照顧自己，職員說不能負責，囑咐女人找成年人看管兒童。糾纏一會，終於有人領走女孩。
「喊籌號」這件事，在整個探訪過程中不斷重複，具象徵意義。
每個在囚者在監獄裏存在，都擁有一個編號，不只還押者有，服刑者有，這個編號更是「終生制」的，坐牢多少次也是這號碼。探望者一定要知道被探望者在系統裏的編號。
而探訪者即使是過客，但為方便管理，也會擁有多個「暫時編號」。從步入監獄範圍開始，探訪者就會感受到「點人數」程序的重要。
真正探訪時間只有15至30分鐘，但探望者在系統裏，在不同中轉站之間逗留時間長達一小時，會不斷被派發「籌號」，確保一環扣一環，多少人進去，多少人出來。
派籌號像是「古法GPS系統」。牌子上寫了一個編號，在不同站你就拿着牌子等待職員喊號碼，你才可以移動，或準備上車或進入下一個房間。
當然，你的身分亦要多次確定。探訪的前設是，你的名字必須於在囚者預先填寫的探望名單裏，不止一次，在核對身分時，你需要脫下口罩讓職員檢視你的樣子，是否和身分證上的一樣。
為了保安緣故，除了準備送給在囚者的物資，探訪者全程要放下所有私人物品。小白屋設置電腦儲物櫃系統，供探訪者使用，存物後會獲發一張電腦barcode便條。
基本上，拿着身分證、這張儲物櫃小便條和一張八達通卡（供你在等候室購買飲品自用），孑然一身，探訪者開始展開這個探望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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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天氣甚佳，陽光充沛。小白屋上有一棵參天大樹，樹影婆娑。等候高球車的時候，我細看了親友們的樣子。大部分來探望的，都是婦女和幼兒。母親不斷安撫着活躍的孩子，有那麼一剎，以為身處旅行團集合點。
不是沒有男士和壯丁。有一個約30歲青年，短袖T恤下裸露的手臂滿是紋身圖案。另一個來探望的南亞裔家庭也有一名生得結實的少年。
但絕大部分來探望的家屬，都是婦孺。也不難理解，這裏三間院所裏的囚友都是男性。妻子、母親、幼兒都來了。和我同坐一輛車的乘客，有一名身形微胖的母親，她懷裏抱着嬰兒，嬰兒戴了巨型透明防疫帽子，哭聲震天，母親不斷安慰。開車的懲教男職員輕輕慰問：「哎吖，做咩喊呀？」
從登記處到赤柱監獄大門的一段車程甚短，只百餘米。我們爬上高球車，開車職員說：「綁好安全帶。」我們就在陽光中駛向那道正門，路程不到一分鐘，走路也不遠。但怎能讓探訪者走路呢，最能管理點對點人流就是靠高球車。7個上車，7個落車，外加一個嬰兒。
下車後，7個人排成隊伍，在門外又是短暫等待。這裏每一道門，都要由別人開啟，或待燈號亮起來，才可以推門而入。當然，閉路電視在監控着。
走進室內，第二站是安檢。像搭乘飛機一樣，先要走過那道咇咇響的拱門，再有人用金屬探測器掃向你身上。
有人拿了物資給獄中親友，要在這裏檢查，有人帶了幾本厚厚的圖書，職員快速翻閱了書的內頁，確保沒有寫下筆記，也有人帶了一條香煙。
過了安檢，等候亮燈，就可以進入等候室。在這裏，最後一次核實身分，或將想交付的物資交給懲教署職員。等候的時間，要把坐車時領過的籌號，換成另一個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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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室的格局說明，家屬在此需逗留較長時間，這裏設有洗手間、冷熱飲品售賣機。一部掛在牆角開着喇叭的電視調校到「無綫新聞台」，這幾天的焦點新聞是關於塔利班進城、阿富汗人逃亡。
女主播的聲線在等候室迴盪。家屬細聲說話，嬰兒哭鬧了一會，懲教女職員慰問道：「係唔係肚餓呀，不斷喊。」母親解釋不是，嬰兒吃飽了才過來。
最搶耳的就是職員喊破喉嚨叫號碼。
這裏是探望者的中轉站。等候探望的家人拿着比手掌更細小的籌號，待換上更細小的牌子進入探望室；探望完畢的親友獲發一張A4硬卡紙籌號，等待高球車來接走離開。
人們像潮水一樣，一批湧入來，一批又離開。
懲教職員以廣東話喊完號碼，見沒有人回應，旋即以英語再喊一次，原來，等候室有家屬不會說廣東話。也有探望完畢的婦人回到探望室時呢喃：「見了面，放心了許多。」
等候室的氣氛，不是感傷，也不是沉重，更多是流水式人潮管理的狀態。年輕親友翻閱着將要送入去的書消閒，年邁婦人臉色凝重但淡定。大家拿着自己籌號，等待被召喚，生怕在混亂中錯過了。
牆上的告示寫着：「等待時間約在30至45分鐘，繁忙時段等候更久。」
對已判刑者，一個月兩次（或額外加兩次）探訪；對還押者，每天可探訪，但人數有限。家人心態是，舟車勞頓山長水遠到來，盡量配合程序，始終能見面和交付物資才是正經事。
等候室的一邊，設有展覽櫃和壁報板。「展品」包括親友可帶來給囚友的物資。女囚友、男囚友、還押還是正式服刑，不同類別的人可以「入」的物資各有規格。
對於牆外人，購買「認可物資」是一門學問。有些容易明白，例如眼鏡不可帶有金屬部分，必須為全塑膠。另外一些規矩則令牆外人摸不着頭腦，例如要指定品牌、指定包裝、指定大小的清潔或護理用品。
一名中年婦女看着「展品」，指着櫃中展示的黑色包裝防蚊貼說：「哎，這個我暫時未搵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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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告示寫着，家屬若因年紀或健康問題未能親身到訪，可以安排視像探望。告示也含各種警告：不能帶非指定物品來探監、探訪者行為不檢可被禁止探監、不認識在囚者的人不能探訪。
曾經有一宗法庭案例，有人開設「代客探監」服務，替未能親身來的家人探訪，或帶物資給還押者，探訪者在申請表上填了「朋友」，於2013年被裁定串謀訛騙罪成，後上訴至終審法院，法庭認為「朋友」定義可以寬鬆，於2018年上訴得直。
這天我就是以「朋友」身分探監，「朋友」在監獄系統的確是難於核實的關係。直系親屬較簡單。定罪者每月有兩次探訪機會，家人亦可申請額外兩次探訪。是故成為「家人」在系統是一回事。這陣子，不止一位社運人士在還押前成婚。在監獄系統裏，「女朋友」「男朋友」並沒有比一般朋友地位更高，妻子及丈夫則被承認。
終於等到了，我手上的小紙牌號碼被喊出，換來一張郵票大小含有數字的牌子，我領票時職員說了一聲「X號窗」。我跟着其他人，等候這道最後大門的開啟。
話說，赤柱監獄的設計保留了殖民地遺風。雪白的建築物，配了木造大門。原木大門上有浮雕，呈凸起四方形，大門被漆上彩藍色。一道道大門重甸甸，是物理上的重，也是心理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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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噠」一聲，職員按掣打開最後一道門，我茫然走進探訪室。在電視劇常看到探監劇情，到自己真實經歷又有點不一樣。
電視劇裏的探訪室很安靜，只有主角跟家人交談，但真正的探訪室繁忙又嘈雜。
十幾格面見室並排着，我跟着自己獲派的號碼入坐，巨型玻璃後沒有人，灰白一片。
探訪者那端的玻璃窗前，設有三部有線電話機，容納最多三名探訪者同時說話，當然電話機沒有輪盤。
不久，我要探望的人出現眼前。
他指一指我眼前那部電話機，着我拿起來跟他通話。他卻不用拿起電話機，只需向着玻璃另一端說話便有米高峰傳送到我的耳機裏，他好像為了配合收音，要扯起嗓子說話，有時側身聆聽我的話。
漸漸，我聽到眾人說話聲，一層一層互相摻和，像首協奏曲。十幾個囚友低聲說話，在灰白色的堅硬房間牆壁上迴盪。都是男聲磁聲低音，眾人語氣平和，「嗡嗡」聲交疊着，都在嘮嘮叨叨，像在交代各種家事。
我的探訪對象，穿了還押者灰色棉質挺身開胸短袖衣服，左胸口綴有一條白色布條，上印他的名字，腳踏塑膠拖鞋。
他的髮型剪得清爽，他摸一摸髮腳：「我們這裏很多理髮高手，這個頭剪了近一個月，最初剪完更好看。其實在這裏，大家對外觀都很『姿整』。」
他皮膚曬得朱古力顏色：「我們赤柱的人，皮膚全是曬了這個古銅顏色。」語氣裏有點招積，特別強調「我們赤柱人」。
在他口中，「我們」和「他們」成為了坐牢者之間內部微妙的差異。在他口中，每一間院所都有其特色，囚友會互相交換意見。
他談不同院所待遇，像家長們談論子女入讀哪間學校一樣。我們在牆外的人，連「他們」也算不上。
男在囚者中，在荔枝角的，和在赤柱的，有差異；同住赤柱的，獲安排不同牢房，也有差異，也是一種「他們」和「我們」；判長刑期的，和短刑期的，也是一種「他們」和「我們」。
我作為女性，第一樣想的「他們」和「我們」就是女囚者的情况。
懲教署數據顯示，被囚者八成為男性，兩成為女性。女性坐牢者要守的規矩，和男性有不同。
本月初還押中的本民前成員鍾雪瑩提出司法覆核，我們始知道，女性還押者無論春夏秋冬，皆穿厚身棉質長褲，而我眼前的男還押者，灰色短褲下裸着小腿，他談起這件事：「哎，咁熱，女人仲要著長褲。」
還押者探訪時間15分鐘。有人建議我戴腕表，好預算時間。也有人忠告別戴智能表，因為功能太多不准戴入，需要脫下寄存。監獄是一個沒有時鐘的地方，探望室也沒有計時器。時間的感覺很虛無，望着灰白色的牆，時間溜走的感覺和外面不一樣。
電視劇裏常見有職員兇狠地喊「夠鐘！」，阻止你談下去的煽情橋段是假的，當時間夠了，職員輕輕走過來跟在囚者做一個簡單手勢，「喂，夠鐘啦」，大家就明白識做。
作為前記者，我們製作廣播節目以分鐘以秒數為單位。15分鐘，不算短，當然不算長。但我沒有看表，只想專心投入對話。幸好和這位「朋友」在牆外識於微時，打開話匣子也容易。
「最初入來，還未明白長期坐牢是怎樣一回事，身體出現各種奇怪狀况。直至後來，我入了一些談心理的書來看，我問自己，有什麼壓力自己一直沒有承認過，才慢慢安頓得到。」
我這位友人出名「捱得」，在牆外也過着刻苦生活，夏天不開冷氣，睡硬板牀基本上不會難到他。但原來物理上艱苦，還不及心理上要接受長期囚禁更難受。
他娓娓道來在囚心態。他分析道，不同囚禁環境的差異，群體生活有它的好，群體生活也有它的不好。例如群體生活可以多點機會社交，但也會互相比較。比較的內容可以是那一間院所待遇怎樣，彼此刑期有多長。
「我遇過的人，坐幾個月也有，要坐幾十年也有，我就會諗，我喺當中算係乜嘢狀况呢？」就像2019年因企圖販毒罪被判23年的健仔，早前經上訴後裁定司法程序不公，坐了5年冤獄後於本月中當庭釋放，成為牆裏人口中的傳奇人物。
監獄這個題目，在學術界老是常出現。傅柯1975年著作《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談到古代到現代監獄設計如何管理人的身體；1950年博弈論研究者以囚犯會否互相「出賣」，設計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分析個人決定為何有時與整體利益違背；美國心理學家在1971年進行「史丹福監獄實驗」，派大學生隨機扮演囚禁者和監禁者，實驗因為參加者太投入要腰斬，近年有學者以聖經故事的墮落天使取名「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著書解釋監獄環境裏的社會心理學現象。
我在大學工作裏接觸這些社科概念多年，但到真正走近一座監獄，探訪過囚禁於此的友人，感受要比讀學術書深刻太多。
我這個牆外人，短短一個早上，一步一步走進牆內世界，穿越一個又一個關卡，讓自己身體感受「規訓」，投入「探望者」角色，再嘗試想像被囚者之間和監禁者之間的微妙關係，才感受到一點點，坐牢者的世界有它內部邏輯，牆外人不會輕易明白。
曾聽說過，很多人願意寫信到監獄裏，但牆外人要更敏感。牆外人別輕易估算自己明白坐牢者處境，別只是抒發自己「想關心人」的心態，一些老掉大牙的做人道理、一些勵志宗教金句，請想一想是否適合寫在信裏，是否適合這一個背景的在囚者接收。
我的探望對象在透明玻璃後問我：「妳探過未？」
我說：「未，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探監。」
他揚一揚眉，說：「咁，妳就要寫啦。」
我當然會寫，為了讓你看到。你們也要多寫，讓牆外人明白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