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台劇《斯卡羅》 翻開寶島日殖前 與美軍「講數」 原住民19世紀有外交

文章日期:2021年08月29日

【明報專訊】近日里談巷議的話題,離不開台灣公視斥資逾2億新台幣(逾5600萬港元)製作的歷史電視劇《斯卡羅》,改編自陳耀昌獲獎小說《傀儡花》,以虛構角色蝶妹貫穿一段十九世紀由船難引發,牽涉美國、原住民和清朝政府的外交風波,至及後簽署平等協議「南岬之盟」的一段歷史。不過劇​集夾在原著作者的想像和歷史的虛實之間,進退維谷。坊間討論多是圍繞在史實的部分,藝術創作對歷史詮釋,有人不滿,有人質疑,同時亦喚起台灣人對這段歷史的好奇。在《斯卡羅》片尾的感謝名單中,有位台灣年輕學者的身影。曾明德是〈瑯嶠十八社頭人卓杞篤家族與恆春半島族群關係之變遷(1867至1874)〉的作者,研究領域正是劇情的時空背景,因而曾受劇組諮詢。問及台灣的國、高中課程對這段歷史的描述時,曾明德說書本上只是輕輕帶過,因為他在大學讀歷史,加上研究這題目才有更深入的認識,故即使對一般台灣人而言,仍是十分陌生的過去。

熱議爭議 從「佢係咩人」說起

曾明德目前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擔任專案助理,雖然現時工作並非延續這段歷史的研究,但這次《斯卡羅》的熱潮令他在2017年發表的碩士論文,憑着深入淺出、好懂易讀的文字,在過去一周於台灣碩博士論文網的點閱率佔據榜首。出生於台灣彰化的他是個喜歡音樂與閱讀的80後,回想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修讀碩士的5年光陰,研究題目出發點與自身家族亦有關連:「因為祖先世居於恆春滿州鄉里德村,而決定以恆春的歷史為碩論主題,開啟了一趟自我追尋的旅程。」

台灣社會對《斯卡羅》的熱議,在追尋歷史的蹤迹,也是追尋身分認同的一環。曾明德認為這次改編的最大爭議在於,原著小說對於各個族群的理解,與當地人所描述的情况不同,「作者的族群觀念是用現代分類概念,客家、閩南、土生仔是一種他稱,當時的客家人不會自稱是客家」。他表示,因為身分會隨着居住地流動,當地人會用從哪裏來表達,而不是用族群說明,例如會說是「柴城人」,而非自稱「閩南人」。在沒有特定條件下,族群的概念不是突然冒出,曾明德認為建構一個族群的身分認同,像「香港人」、「台灣人」等的概念,往往需要透過外在的客觀條件,「以中國為例,像『中國』這概念很晚才出現,在甲午戰爭跟日本打仗的亡國感,換來『中國人』這民族感」。像原著《傀儡花》書名來自「傀儡番」這個對原住民的貶稱,亦是一種漢人對原住民的他稱,而小說對族群身分的理解,像客家、閩南人的對立關係,以及對混血後代的看法,與文獻和後人的描述不盡相同。如曾明德的論文提到,與原住民混血所生的「土生仔」這負面名稱來自閩人,在客家粵人中沒有相對應的稱呼:「混血的人在當時頗有權力及實力,吳慷仁演的(客家混血)角色其實沒有那麼低賤,不會自稱是土生仔」。

當時原住民擁有相當武力,統領恆春約五分之四的土地;而混血後代掌握了原住民及漢人的語言,生意往來等的溝通都依賴他們;反觀當時居於瑯嶠地區(即現時的恆春半島)的漢人,屬於清政府管轄範圍以外、游走法律邊緣的非法移民,社會地位不見得比較高。曾明德認為當時客家、閩南、原住民的關係是有機互動的,「客家人擅長製造火器,原住民需要從他們那裏得到武器,但火藥要從柴城(閩南)那邊得到,所以不是完全敵對的關係,比較類似戰國的概念」。而對「土生仔」的誤解,「現存的史料來自清朝政府和一些地方官員,對這群混血後代有負面描述也不意外,因為他們有實力,官方會視他們為作亂的人」。

觸發國際糾紛的一次「狩獵」

對於《斯卡羅》的背景,曾明德指主要是圍繞在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The Rover,又譯羅妹號)於恆春外海擱淺,其船員漂流上岸後遇害引起的連串國際紛爭。羅發號事件即劇中開初原住民對剛上岸的外國人獵首一事,曾明德解釋,事件引起爭議,分歧在於對漂流上岸的物件及船員、乘客的處理手法,「台灣19世紀下半開港通商後,因為航路發展的關係,鄰近海域的船增加,使當時海難事件大增。恆春半島外海是較為危險的航路,因此歷史上海難事件紀錄並不罕見,而近代關於海難的國際法出現前,漂流上岸的——包含人命財產——全歸岸上的人處理的慣例,普遍存在於世界上各個文化」。他又指,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所代表的美國政府,以近代國際法的概念向清朝政府究責,而恆春半島從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起便被劃到所謂的「番界」之外,不受清朝政府直接管轄,瑯嶠地區長期維持着以原住民為中心的自主狀態,各個來自不同地區的移民形成的聚落維持的動態,像結盟、戰爭、貿易、通婚等的互動關係。曾續稱,「這種曖昧狀態是不能被李仙得所接受的,因此他一方面請美軍上岸報復攻擊,一方面向清廷施壓出兵,造成瑯嶠地區極大震盪。這是整個故事的時空背景」。

番界之外 恆春半島無王管

「番界」是清代台灣統治的核心政策之一,目的是禁止漢人移民往山區移動,成為動亂隱憂。「當時漢人移民是不准跨越番界,番界以外的區域被稱為封禁之地,因此嚴格來說移民到恆春半島的都是非法移民,照理說應該要摧毁聚落,強行把漢人遷回界內,但因為恆春半島鞭長莫及而沒有發生」,曾明德解釋,「因為福建水師需要山區的木料,因此清朝用特許身分的方式讓所謂的『軍工匠』到番界以外的採集地建立聚落,收集木料。恆春最大聚落車城(時稱柴城),就是此定義下的木料採集地。車城的閩南移民通常主要是以軍工匠的名義定居在那邊,但採集地照理說應該不會長久定居,所以車城居民本質上還是游走在法律邊緣的移民」。

卓杞篤:與美國Deal的「瑯嶠十八社」代表

至於劇中大股頭、原住民的首領卓杞篤,亦是曾明德研究的主要對象。他是個怎樣的人?「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智慧、外交手腕的人。」曾明德指出,因為原住民是沒有文字的族群,因此不能確定豬朥束社的領導人物卓杞篤,在「瑯嶠十八社」當中是否扮演統治者角色,但透過清政府、李仙得等留下的文獻,卓杞篤確實是「瑯嶠十八社」的外交代表。「在恆春半島上的『瑯嶠十八社』,本質上為部落聯盟,最早出現於17世紀的荷蘭文獻對於恆春半島(瑯嶠,即Lonckjouw)的描述,並有所謂的『瑯嶠君主』。這些描述在清代的文獻中延續下來,成為對於恆春半島的代稱。清廷於1875年建立恆春縣後,成為專指恆春半島下半段、楓港溪以南的區域,稱之為『瑯嶠下十八社』(見圖)。」而十八社只是外界對當地原住民部落的統稱,當中包括不止十八社,「根據日治初期的人類學調查,瑯嶠十八社領域多數由排灣族的部落構成,名義上接受所謂的『斯卡羅四大社』領導,通常由四大社中的大股(即領導部落)『豬朥束社』代表整個十八社與外界接觸」。

至於劇名「斯卡羅」一詞,曾解釋說,這其實僅出現在日本的人類學調查,未見於荷蘭與清代文獻。而「斯卡羅四大社」是一群來自台東卑南的統治貴族,傳說以強大巫術和武力征服恆春半島,是父系血緣的統治集團。曾又補充,瑯嶠十八社從荷蘭時代以來,一直都有固定的稅額記載於檔案,到了清代,瑯嶠十八社雖屬番界之外,清政府名義上以繳稅以示控制當地,但實際沒有管轄權,所以向瑯嶠原住民徵收的稅項,都是由鳳山縣令自掏薪水攤賠了事。

是搶掠維生 還是為祖先報仇?

卓杞篤為斯卡羅四大社的代表,與美方交涉表現得不卑不亢,如卓杞篤招待李仙得時說過一段有名的話:「你們帶來這一切若是為了收買我,那是無謂的擔心,因你已有了我的承諾。不過,你若送我這些禮物,以作為友誼的紀念物,那我很樂意接受。當然,話我們都會說,但誰能見到各自的心呢?」曾明德認為卓杞篤面對美軍及被李仙得施壓的清廷,在這重要的外交場合中,以較平等的姿態嘗試消除所面臨的重大危機。

至於羅發號事件是否因憎恨白人、為祖先報仇而起,「根據史料《李仙得臺灣紀行》的描述,這是卓杞篤在出火面談時(1867年10月10日)直接對李仙得說的。」雖然17世紀荷蘭人入侵台灣時的確有殺害原住民的事件,但曾明德認為「復仇傳說」實是令美方更易接受羅發號事件的外交說辭,同時可「包裝」掠奪漂流民這種原住民的經濟活動。他又舉例,在南岬之盟後,1871年琉球人漂流至台灣被殺,引發日本1874年出兵攻台的牡丹社事件,亦是肇因原住民與國際間在漂流民處理手法的分歧。不過他亦提醒,復仇一說「其實具有一定可信度,不一定和收奪漂流民物資的行為有衝突」。

史實之名 創作之難

《斯卡羅》文本牽涉歷史人物眾多,不少後代仍然在世,自然對描述祖先的內容會有不同看法,曾明德透過一位在當地出生、現為研究生的朋友口中得知,當地人主要不滿小說利用他們的身分創作,但沒有去了解當地人的聲音。曾明德指,在過程中感受到劇組的誠意及為難之處,要平衡當地人及作者的意見,他憶起跟《斯卡羅》劇組接觸的經驗,「劇組請教了一些問題,很認真地架構這個故事,聽說劇作家也說這劇本很難寫,之後也把劇名換了(斯卡羅)」。

回到主角,曾明德認為蝶妹這虛構角色爭議較大,既是原住民及客家人混血的後代,亦是洋人的奴僕,曾明德稱,蝶妹包含了很多小說作者的情感投射和台灣隱喻,如台灣現時的外交、國際關係中,在面對美中等角力時如何自處,而這現代的象徵意義要扣連史實的脈絡,因而產生問題。他個人認為定好歷史部分的倫理界線,其他屬於小說、戲劇的故事創作是可以接受的。

共12集的《斯卡羅》至本周已播出一半,這劇作無論交織了多少創作者的想像與史實的描述,無疑已引發一種回溯歷史原貌的風潮,一種近在咫尺又陌生、關乎身分認同的土地記憶。

文˙ 呂晞頌

{ 圖 }受訪者提供、中央社、公視圖片、網上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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