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定向學堂:清末民初——日佔——英殖 揭舊時課本 翻香港舊時

文章日期:2021年09月12日

【明報專訊】新學年開始,學生重回課室,翻開一本本厚重的中文、英文、歷史新課本,跟着黑板上的指示抄抄寫寫。今天通識科變「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但消失的科目豈止通識,其實香港曾經有尺牘(實用文格式)、自然科、社會科、健康教育科……你可見過八股文、全日文寫成的教科書?今天我們也來上一堂歷史課,看看清末、日佔時期,到1970年代的學生讀什麼舊課本,由課本內容、插圖上的演變,學習香港歷史。

收藏者:讓不可見的變可見

在旺角上海街銀之冰室外的走廊,一排玻璃櫃展示的不是餐牌、食物模型,而是舊香港的玩具、課本,連餐桌也預留櫃桶擺放四五本舊課本,讓食客透過桌上玻璃欣賞展品。餐廳東主鍾燕齊是策展人,設計餐廳時便打算讓冰室同時成為展覽場地。他對兒童文化深感興趣,自1985年開始收藏玩具、文具、課本,冰室現在舉辦的「走入課本裏的時空門」展覽,展出的正是其課本藏品的冰山一角:「我當展覽展出的有300本,都只是我所有藏品的十分之一。」

他收藏的舊課本橫跨清初至1970年代,遠至1900年代的三字經,有百多年歷史的課本紙張雖然發黃,但字迹、繪圖仍十分清晰,想必非常罕有難找?「唔難,而家更加唔難,因為有互聯網。」鍾燕齊收藏約百多本清末課本,民初課本估計也上千本,但他形容自己收藏舊物的心態隨緣,不會特意去找,緣分來了就會見到,但他的原則是不網購,所有書都要來自香港。課本以3個途徑來到他手上,一是他人捐贈,他說每天都有人捐書;二是去舊書店,「以前旺角上海街有一個叫何老大,好出名,他有間地舖,由戰後開始賣書,他的書堆積如山」,在何老大結業前,他常爬進書山尋寶;三是去荒廢學校、舊樓,看看人去樓空的廢墟中有沒有留下來的物品。

這些穿梭百年時空的舊課本,也隨香港歷史變遷,他今年出書《課本物語》,介紹每個年代教科書的內容特色、印刷方式、科目等等。除了課本圖片種類豐富吸引,歷史知識也非常詳盡紮實:「我覺得如果課本,它是灌輸知識的工具,如果我要出書,我無理由只放圖。」雖然書是3年前動筆寫,但他從1994年就開始做課本和教育制度的歷史研究,源於同年他舉辦的展覽「乖.唔乖」,比較當時的課本和漫畫的插圖。他發現漫畫的圖像能夠呈現社會實况,例如衣服、交通工具、住屋,「但從細到大,我回看我的課本,為什麼課本裏面一定是住番樓養番狗,有圓形噴水池,泊滿私家車,但我自己住緊木屋區,我身邊所有人都是住木屋區」。

課本不止為兒童提供基本教育,還隱藏這個地方的意識形態和時代背景,他希望藉課本講文字和插圖背後的歷史,「visible我們看到有文字,但背後還有invisible的東西,我想將invisible的變成visible」。

清末民初:西化求變 「提讀書人看新聞」

鍾燕齊說自己的收藏品中,最年代久遠的是宋代教科書,但展出書本卻由清末民初開始,「為什麼要由清朝開始講,因為是中國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年代,清末民初」。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國難當前知識分子求變,提倡引入西方思想,其中之一將教育普及化,出現新式學堂,分小學、中學,由從日本、美國等地回流的留學生編撰教材,教授英文、科學等變法內容。雖然當時香港已租借給英國,但當時私塾仍會採用內地課本,所以課本得以流入香港。他留意到當時的課本由出版社印刷,有教育署審批,代表已建立教育制度和規範,「以前的教科書好散亂,一個人編撰,然後自己搵人印,沒有一個系統審批教科書,當你有一個系統和專才審批教科書的時候,這個教育就是標準教育」。

百年來,他認為民初反而是最好的教育制度,因為能夠將西方思想融會貫通,不是硬生生搬字過紙,例如1901年的《改良繪圖四字書》中提到讀書人要多看新聞,農夫要學懂撒種分秧,職業無分貴賤,民初改編明代的《幼學瓊林》,刪去不合時宜內容,增補文明婚姻等知識,又加上中英對照,亦開始有標點符號。但他也笑說,「最早期的線裝書,字只有4 point(讀者你現在看的文字大小是10 point),點解以前啲人冇近視嘅?」跟現在的比A4紙還大的童書繪本比,民初的幼兒課本比手提電話還要小,也源於當時社會資源較少。

日佔:強制學日文 課本談日軍「功績」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開始3年8個月的日佔時期,這段日子的課本最大特色就是全日文。當時香港學校轉用日本運來的日文課本,還設立香港市民圖書館,收錄大量日本課本、課外讀物及日本教材習作,每星期須教授日語4小時以上,不得教授英語和漢語,目的是去英化,「日本一接管香港就去殖化,去英殖化,所有街名要改為日文名,百貨公司改日本名,半島酒店都要改名」。鍾燕齊訪問過經歷過日佔時期的老人家,當時日本政府大力推動香港市民學習日文,有市民可能因為聽不懂日文「截查」的命令,或沒有向日軍敬禮、不懂說日文而當街被殺,其中一位老人家還保留一張當年修畢日語的證書,他憶述當時學日文很嚴苛,但講得比較好或者流利的話可以獲發更多糧食,課堂書本記述日本攻略新加坡的「豐功偉績」,學生看完要大力、熱情地鼓掌,不然會捱打。

他觀察到日佔時期的所有印刷品都印有特別紅色印章,再比對課本的出版年份,發現日本送到香港的課本都是10年前的「過時」課本,「在殖民地時期,我們得到的教育不是最好,為什麼,我們殖民㗎嘛,要易於管治,他為什麼要把最好的東西給你」。同樣狀况也出現在英國管治香港初期。

英殖:洋裝課本「離地」 暴動後添本土元素

開埠初期至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私塾、中小學採用內地民初的中文課本,但英語課本則直接由英國輸入,沒有特別為香港tailor-made,內容跟本地生活背景不配合,鍾燕齊發現這批課本同樣是殖民者10年前的課本,所以插圖會出現頭戴蝴蝶結、穿小洋裝的西方小孩吃餅乾等。課本除了來自英國,還來自其他英國殖民地,例如新加坡,從插圖中的南洋生活可見,「因為新加坡更加早被英國殖民,他們也講英文」。

直到1960、70年代,英國政府才為香港特地編製教材,在課本中加入更多香港本地元素,「因為1950、60年代時,香港經歷過好多次大型暴動,直接影響英國的管治威信」。意識到香港基層對福利的不滿,英國政府加強懷柔措施,在課本中也加入對香港社會未來願景的美好想像,讓香港人有歸屬感,例如大型基建將落成、本地工業發展等,同時加強職業訓練,「原來10年後,我們輕工業可以咁咁咁,我們有個轉口港,所以我需要好大量的乜乜人才」。

1960至80年代,香港工業發展蓬勃,多間工業學校設立,市面也出現各種職業導向的教科書,例如教授職業英語、園藝、計算機、紡織機操作等,「英國政府forecast到香港是輕工業發展的地方,所以教育要大量worker,就要透過一大批職業訓練學校,培訓不同的專才」。

90年代後課本——謝絕

揭過百年課本,也見證百年來香港教育制度的改變,鍾燕齊說自己不收藏90年代後的課本,因為現在的教育制度已經僵化,無教育改革可言,也沒有值得收藏的地方。雖然現在的教育制度常為人詬病,但從清末到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曾經有過希望、光輝嗎?「沒有」,他毫不留情地說,「好簡單,中學考美術科,永遠都是考幾樣嘢,但我畫得似,不代表我是一個藝術家」。

「發揮到每一個人的潛質,有不同創意,才是一個好的教育」,他認為正統教育制度的好處是人人有書讀,有教無類,但做到有教無類之後,還要講求因材施教,因應每個小朋友的特質、潛能,設計特定的教學方法、練習教材、評核方式等,「但要去到什麼年齡做因材施教呢?係咪大學呢?too late」。他曾經留學日本,亦受台灣教育局邀請到當地小學參與創意教育改革,駐校一星期,學校放手讓他全權決定授課方式和內容。他跟小學生以生活和大自然材料,創作有關傳統歷史和想像未來的作品,「台灣意識到要在教育體制改變,幾時開始做?是高小開始做,而不是中學,更加不是大學」。

鍾燕齊繼續想像,課本未來或者不再是最好的教學工具,他舉芬蘭的體驗式教學作例,「他set一個super market,你所有人代入這個實體空間,你是一個收銀員,收銀員也要學習數學,要計數」。小朋友可以扮演消防員、收銀員,從生活中體驗實用知識,而不是單靠死背書,背完(a+b)二次方=a2+2ab+b2後不知所云,踏足社會後就把所有formula還給老師,「芬蘭不是無教科書,只不過他體驗完之後,再看教科書,就知道『啊點解我頭先要做呢樣嘢』」。

文˙ 朱琳琳

{ 圖 } 黃志東攝、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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