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行傳:拒選亦能攬炒 躺平也會中槍

文章日期:2021年09月19日

【明報專訊】香港的公民社會受到全面的打壓,多個歷史悠久的民間組織被當局羅織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各種蠻橫的手段對付——要不是被黨媒脅迫解散,就是被集體圍攻,甚或直接取消註冊,即時在未審先判的情况下被列為非法。「違反國安大法」的帽子固然亂飛,活躍於政治的政黨與團體固然遭殃,但當權力的長臂要對與狹義政治較為遠離的藝術、表演及文化界,只要被長官判定為「不利國家安全」,就要被審查、禁演、禁播。等而下之,明顯與國安無關,但只要你仍然發表一些冒犯或拂逆當權者的言論,或者抱持不合作的態度,你都可能會被翻舊帳,受到或明或暗的清算、追究或者排擠。

這場針對香港「反對力量」的全面整肅,範圍之大,打擊面之廣,的確令不少人瞠目結舌。

早一兩年社會運動行進期間,論者估算「專制政治」即將降臨,然而還是遲疑於應該把香港劃歸為哪種政體類別:是「威權體制」?「半威權體制」?還是「極權主義體制」?

「全面改造」香港社會

我想最近的事態發展已經愈來愈清楚,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既不止於在政治上建立能夠掌控香港大局的「主導力量」,也不滿足於樹立在香港人頭上不可挑戰,只能敬畏的「權威」,而是要「全面改造」香港社會。於是乎,一切構成香港公民社會的既有組織,都會受到全方位的改造修理,無一倖免。

過去,香港公民社會在英治時代漸次成長,雖然殖民政府對公民社會內部的潛在政治力量有所警惕和監視,但大體上在執行普通法的法治秩序底下,落實了結社自由,容忍了多元文化與價值的存在和互動,讓文明品格(civility)得以鞏固和發展,這是構成「現代香港」的基石。香港公民社會在戰後時期更加快速發展,更因為殖民政府要以「去政治化」的政策來隔阻來自冷戰和國共雙方的政治對抗,維持香港作為「政治中立」的貿易商埠,所以要容讓公民社會成為緩衝地帶,給予「不干預」的空間去讓人們建立各種志願組織。

而當六十年代面對社會動盪的挑戰,「去政治化」的社會政策和文化政策,與讓出空間去由民間組織推動公民活動的做法相輔相成。最後去到移交主權在即的八十年代,政府更推行政制改革,開放部分選舉,公民意識快速增長,香港的公民社會就開始成熟。香港不單只是一個容許個人有自由去追逐利益,再組成各種「利益團體」公平互動的「市民社會」,更是形塑出「公民參與」、「公民互助」,養成「公民德性」,建立合作與信任的公共空間。

到了九十年代,面臨時代即將發生巨變的威脅,人們對政治體制民主化的期望上升,但卻面對重重阻滯,政治體制亦無法健全建立,以吸收公民的參與能量,透過民間組織去滿足參與的渴求,自發組織亦隨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而增長迅速,使公民社會呈現百花齊放的面貌。

面對今日公民社會的急速消逝,被打壓得體無完膚,自然令人無限痛心。然而在惆悵與惋惜之餘,亦不應忘記去汲取歷史智慧。

東歐異見者追求的「公民社會」

查實從前香港各類會社組織林立之時,輿論也未有以「公民社會」此等詞語去命名,遑論對此作理論探討。只是九十年代蘇聯東歐變天,世界輿論紛紛引用那些異見者的解釋,方才知悉在長久的極權統治底下,他們的「公民社會」仍然醞藏着反抗的力量。這於是引起了世界各地學術界追溯「公民社會」概念的理論沿革,「公民社會」始成顯學。但查實「公民社會」的真正定義並不統一,內涵亦非常廣泛。如果以自由主義正統學理言之,公民社會乃由法治、自由結社、對多元價值的寬容文化素養所組成,與國家或政府的力量分離分隔。可是當年的東歐社會,正好是缺乏法治,不能容忍多元文化,結社沒有自由,在這環境下又何來能夠存在一個具「醞藏反抗力量」的公民社會呢?

顯而易見,當年東歐的「公民社會」概念與其說是一種對實况的描述,不如說是「規範意義」下人們要追求的目標。也就是說,實體的「公民社會」雖然備受黨國的打壓,但它所標示的理想,和人可以活動其中的範圍,仍然是東歐異見者所堅持的。這個觀念能夠為不服從黨國主流者作出模糊規範,有助於異見者的自我理解,無形中也在異見者共同分享的生活空間中構成了具道德性格的「公民社會」,與黨國政權分庭抗禮。

遠離權力政治與僵死語言

東歐社會的「公民社會」論述,有着各種不同的引伸和表述方式。例如J. Benda所說的「平行邦國」(parallel polis),哈維爾(Havel)所講的「活在真誠之中」(living in truth),不過更有趣的是匈牙利作家G. Konrad所說的「反政治」(anti-politics)。他認為,在極權政治橫行的情况下,提出相反的政治口號或政治綱領並不能保存與黨國抗衡的力量,因為極權主義只是令我們的文明墮落的其中一種形式。真正令我們喪失了與這種體制性的權力抗衡的原因,是我們失去了精神和靈性的力量。所以,要保存這種反抗的可能性,我們要與政治保持距離,以個人為出發點,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間構築文化性的網絡,建立不屈從的文化,有創造力的獨立性,以非暴力抗爭的態度,努力保持人的尊嚴和自由,抵制不用那些被政權弄得僵死的語言來思考,不求統一於同一種思考方式和意識形態,以抵抗政治的束縛及它帶來的集體奴役。

筆者翻閱Konrad當年的洞見,聯想起近日流行的「躺平主義」討論。按這辭彙在中國大陸的一種解釋,謂「躺平」可引申形容一種低欲望、低社會參與度、不迎合世俗期望或主流眼光的「無為」狀態,以抗衡或抽身於公式化的社會規範。近日面對公民社會快速被肢解的情况,有朋友更引用「可以躺平」來說明香港在目前惡劣處境下仍未絕望。

驟眼看來,「躺平主義」似乎相當靠近Konrad所主張的「反政治」,同屬一種「消極的抵抗」。然而,躺平可以以個人出發,以個人完成。但「反政治」所指的遠離權力政治與其僵死語言,不為(黨國)「政治」所綁架的個人,其實是養成一種新的公民文化的先導條件。

明乎此理,我們方才明白為什麼「躺平」仍會中槍,為什麼「拒絕參選」會變成「選舉攬炒主義」,危害國家安全——因為「反政治」長遠來說才是最有力的「政治」。如果英殖民政府是以「去政治化」來消弭「反對力量」的積聚,那我們愈益精明的黨國所採取的「全面改造」香港策略,則是把一切都「政治化」起來。於是,無論是「解散」還是「躺平」,都只是把戰鬥移換了發生的場所吧了。

文˙安徒

編輯•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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