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的公民社會受到全面的打壓，多個歷史悠久的民間組織被當局羅織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各種蠻橫的手段對付——要不是被黨媒脅迫解散，就是被集體圍攻，甚或直接取消註冊，即時在未審先判的情况下被列為非法。「違反國安大法」的帽子固然亂飛，活躍於政治的政黨與團體固然遭殃，但當權力的長臂要對與狹義政治較為遠離的藝術、表演及文化界，只要被長官判定為「不利國家安全」，就要被審查、禁演、禁播。等而下之，明顯與國安無關，但只要你仍然發表一些冒犯或拂逆當權者的言論，或者抱持不合作的態度，你都可能會被翻舊帳，受到或明或暗的清算、追究或者排擠。
這場針對香港「反對力量」的全面整肅，範圍之大，打擊面之廣，的確令不少人瞠目結舌。
早一兩年社會運動行進期間，論者估算「專制政治」即將降臨，然而還是遲疑於應該把香港劃歸為哪種政體類別：是「威權體制」？「半威權體制」？還是「極權主義體制」？
「全面改造」香港社會
我想最近的事態發展已經愈來愈清楚，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既不止於在政治上建立能夠掌控香港大局的「主導力量」，也不滿足於樹立在香港人頭上不可挑戰，只能敬畏的「權威」，而是要「全面改造」香港社會。於是乎，一切構成香港公民社會的既有組織，都會受到全方位的改造修理，無一倖免。
過去，香港公民社會在英治時代漸次成長，雖然殖民政府對公民社會內部的潛在政治力量有所警惕和監視，但大體上在執行普通法的法治秩序底下，落實了結社自由，容忍了多元文化與價值的存在和互動，讓文明品格（civility）得以鞏固和發展，這是構成「現代香港」的基石。香港公民社會在戰後時期更加快速發展，更因為殖民政府要以「去政治化」的政策來隔阻來自冷戰和國共雙方的政治對抗，維持香港作為「政治中立」的貿易商埠，所以要容讓公民社會成為緩衝地帶，給予「不干預」的空間去讓人們建立各種志願組織。
而當六十年代面對社會動盪的挑戰，「去政治化」的社會政策和文化政策，與讓出空間去由民間組織推動公民活動的做法相輔相成。最後去到移交主權在即的八十年代，政府更推行政制改革，開放部分選舉，公民意識快速增長，香港的公民社會就開始成熟。香港不單只是一個容許個人有自由去追逐利益，再組成各種「利益團體」公平互動的「市民社會」，更是形塑出「公民參與」、「公民互助」，養成「公民德性」，建立合作與信任的公共空間。
到了九十年代，面臨時代即將發生巨變的威脅，人們對政治體制民主化的期望上升，但卻面對重重阻滯，政治體制亦無法健全建立，以吸收公民的參與能量，透過民間組織去滿足參與的渴求，自發組織亦隨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而增長迅速，使公民社會呈現百花齊放的面貌。
面對今日公民社會的急速消逝，被打壓得體無完膚，自然令人無限痛心。然而在惆悵與惋惜之餘，亦不應忘記去汲取歷史智慧。
東歐異見者追求的「公民社會」
查實從前香港各類會社組織林立之時，輿論也未有以「公民社會」此等詞語去命名，遑論對此作理論探討。只是九十年代蘇聯東歐變天，世界輿論紛紛引用那些異見者的解釋，方才知悉在長久的極權統治底下，他們的「公民社會」仍然醞藏着反抗的力量。這於是引起了世界各地學術界追溯「公民社會」概念的理論沿革，「公民社會」始成顯學。但查實「公民社會」的真正定義並不統一，內涵亦非常廣泛。如果以自由主義正統學理言之，公民社會乃由法治、自由結社、對多元價值的寬容文化素養所組成，與國家或政府的力量分離分隔。可是當年的東歐社會，正好是缺乏法治，不能容忍多元文化，結社沒有自由，在這環境下又何來能夠存在一個具「醞藏反抗力量」的公民社會呢？
顯而易見，當年東歐的「公民社會」概念與其說是一種對實况的描述，不如說是「規範意義」下人們要追求的目標。也就是說，實體的「公民社會」雖然備受黨國的打壓，但它所標示的理想，和人可以活動其中的範圍，仍然是東歐異見者所堅持的。這個觀念能夠為不服從黨國主流者作出模糊規範，有助於異見者的自我理解，無形中也在異見者共同分享的生活空間中構成了具道德性格的「公民社會」，與黨國政權分庭抗禮。
遠離權力政治與僵死語言
東歐社會的「公民社會」論述，有着各種不同的引伸和表述方式。例如J. Benda所說的「平行邦國」（parallel polis），哈維爾（Havel）所講的「活在真誠之中」（living in truth），不過更有趣的是匈牙利作家G. Konrad所說的「反政治」（anti-politics）。他認為，在極權政治橫行的情况下，提出相反的政治口號或政治綱領並不能保存與黨國抗衡的力量，因為極權主義只是令我們的文明墮落的其中一種形式。真正令我們喪失了與這種體制性的權力抗衡的原因，是我們失去了精神和靈性的力量。所以，要保存這種反抗的可能性，我們要與政治保持距離，以個人為出發點，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間構築文化性的網絡，建立不屈從的文化，有創造力的獨立性，以非暴力抗爭的態度，努力保持人的尊嚴和自由，抵制不用那些被政權弄得僵死的語言來思考，不求統一於同一種思考方式和意識形態，以抵抗政治的束縛及它帶來的集體奴役。
筆者翻閱Konrad當年的洞見，聯想起近日流行的「躺平主義」討論。按這辭彙在中國大陸的一種解釋，謂「躺平」可引申形容一種低欲望、低社會參與度、不迎合世俗期望或主流眼光的「無為」狀態，以抗衡或抽身於公式化的社會規範。近日面對公民社會快速被肢解的情况，有朋友更引用「可以躺平」來說明香港在目前惡劣處境下仍未絕望。
驟眼看來，「躺平主義」似乎相當靠近Konrad所主張的「反政治」，同屬一種「消極的抵抗」。然而，躺平可以以個人出發，以個人完成。但「反政治」所指的遠離權力政治與其僵死語言，不為（黨國）「政治」所綁架的個人，其實是養成一種新的公民文化的先導條件。
明乎此理，我們方才明白為什麼「躺平」仍會中槍，為什麼「拒絕參選」會變成「選舉攬炒主義」，危害國家安全——因為「反政治」長遠來說才是最有力的「政治」。如果英殖民政府是以「去政治化」來消弭「反對力量」的積聚，那我們愈益精明的黨國所採取的「全面改造」香港策略，則是把一切都「政治化」起來。於是，無論是「解散」還是「躺平」，都只是把戰鬥移換了發生的場所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