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達人}茹國烈 自創理論 換個角色搞文化

文章日期:2021年10月03日

【明報專訊】茹國烈是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有說他是「開山鼻祖」,也是西九嘜頭。戲曲中心和自由空間於2019年先後開幕,他於同年離任,外界多有揣測,他也三緘其口。同年,他靜悄悄到了英國修讀不重文化藝術的城市研究,方才發現沒有文化,社會大可如常運作,「如果文化藝術是我過往的氧氣,我就去到不需吸氧氣的地方」。伏櫪一年後壯心不已,他回到這個「好鍾意揼(粵音dam2)嘢嘅城市」,把他反覆推敲得出的BEAM理論,套用在文化政策甚至素食餐肉之中。

年過半百讀學位 放下工作歐遊

他在53歲辭任,飛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碩士,這並非倉卒決定:「我22歲出來工作,前半生都做行政和管理,做到第30年就開始計劃,如休息想做什麼,我想去哪裏。」他自1988年修畢香港理工學院高級文憑後便踏入職場,沒有讀過任何學位。說起自己一直待在香港,終於第一次出國留學、一個人獨佔公寓、獨自到訪14個從未踏足的歐洲城市,仍喜不自勝:「讀書與否不是太重要,若不讀書我都會自己玩一年,剛好這個課程讓我可以去旅行。」這樣拋下香港的家人和工作,身邊人竟沒有微言或阻撓,反而認同他值得好好休息,「大家都覺得做咗咁耐嘢,西九工作壓力好大、好繁重,開戲曲中心爆炸咁滯」。

連開兩個表演場地,他說戲曲中心最「甘」,因生第一胎總是萬眾期待,但他們只是新手,同事大多由文化節目、藝術節出身,較少營運場地經驗。箇中前因是香港多數藝術場地由康文署管理,屬公務員系統,流失率低,外界較難覓得相關人才。「找人好困難,需要一段時間培養,所以西九是歷史性的,想在康文署系統外做另一套頂級場地,營運方法也跟它不同。」兩個場地像他的親生嬰孩,「唔會生到一半交畀人」,開幕後始覺得責任完結、功成身退,沒想過把它們「撫養成人」:「湊大係好長嘅承擔(commitment),我問自己會否留多10年湊大佢,又未必想。」他在香港藝術中心早有13年的場地營運經驗,雖然規模不同西九,但留下的誘因不大,倒不如出去見識新事物。他申請18個月的兼職碩士課程,平均兩個月才上一星期密集課堂,其餘時間四出遊玩,每個城市待兩三天至一星期,「要不是疫情,我會上年7月才回來,起碼去到廿個城市,就不枉此生。再花半年時間到亞洲城市,這樣便完整」。因疫情肆虐,他去年提早在3月返港,旅遊大計中斷,他樂觀以對:「完全唔可惜,好在早去,如果遲一年至做呢個決定,根本𠵱家都唔會開始,離開唔到仲戇居。」

世界運作可以無文化?

西九的崗位令他關注城市:「過去9年好多時做規劃、起樓,見地盤多過見觀眾。」他憶起2010年加入時,西九尚是爛地一塊,心知不會在四五年間就有場地讓他做節目。開初兩年他經常與城市規劃師、建築師碰面,由發泡膠模型開始,規劃這40公頃的用地,他感到陌生卻雀躍,「我好鍾意入地盤,起樓喎,唔係個個搞藝術都有機會起樓,一生只有一個機會」。以往他負責管理場地、藝術資助,想着如何幫助藝術家,利用手上資源,確保有優質的演出、藝術品和展覽,西九使他換了立場和角度,「藝術對城市有什麼幫助?城市需要什麼文化?而不僅是令藝術家開心、有藝術品」。他的眼光不再落在個別展覽或演出,而在想城市與文化的關係,視西九為基本建設,「是否有場地就令城市文化起來?」

城市研究的課程沒有交出明確答案,它從經濟、環境、社會三大範疇審視現代城市,「多少由政府或市長嘅角度睇城市,文化喺呢個課程唔存在」。學生只討論人口、房屋、交通、貧富懸殊……與文化沾不上邊。在社會範疇雖略有提及,但只是消解分歧,達至社會和諧的手段。環視各地政府,若能像南韓般,把1%政府預算用於文化發展已經不錯,故他說課程其實符合實情:「印證我做多年文化藝術的經驗,在政府議程上不是首要。」同學有波蘭華沙副市長、巴西某城前市長、國際救援人員、地產發展商和政策顧問等,他是唯一的文化人,「突然覺得呢個世界運作,原來可以無文化藝術喺裏面」。他在文化圈浸淫30年,日濡月染,這次真正離開,「我覺得耳目一新(refreshing),突然無咗你嘅領域,世界唔係咁樣睇」。像多戴了一副眼鏡,飛上5萬呎高空看整個版圖。

香港「鍾意揼嘢」拋卻歷史

不過,歐洲城市的文化底蘊仍帶給他各種啟發,例如在伊斯坦堡餐廳吃飯中途,有個侍應問他:「樓下有個古蹟,你要看嗎?」說罷就領他到地窖,打開鐵閘,讓他看君士坦丁堡時期的王宮。原來考古部門挖掘半路不夠資金,就先上鎖,讓侍應看守。「好震撼,食食吓飯樓下有個千幾年遺址。」另一次到訪羅馬的地下博物館,最底層的遺址已二千多年,上一層則千多年,他揣想地面的遊客中心和禮品店是現代建築,想不到是屬於文藝復興時代。相比之下,香港人從小就學「香港地少人多」、土地珍貴,習慣拆卸重建,形成「好鍾意揼嘢嘅城市」,同時拋卻歷史。「文化是歷史一層層加上去,累積出來,肯保留和挖掘的城市,意義是不同的。」城市歷史動輒延續千年,比國家更長久,超越政權更迭;歷史也不等於是包袱,像以色列便是科技創新基地。而文化可構成城市的身分定位,缺少文化便成了失憶老人。他在旅途思索「如何令城市有韻味?有特色、個性?」,想到把城市文化歸納為四個元素:信念和價值觀(Belief and Value)、日常生活風格(Everyday Lifestyle)、藝術和創造(Arts and Creation)、記憶(Memories),簡稱為BEAM(見圖)。「我以前31年的工作,只佔四分之一(藝術)而已。」

西九缺社區 思考連結油尖旺

土地空間有限,大家邁向全面記錄的網絡世代,虛擬世界已無所不包,似乎毋須執著有形遺產,但他說這不能取代實體:「你睇吓金字塔就知,我唔覺得三千年之後仲睇到某個網站。人類死晒建築仲喺度。」訪問前兩天他到過M+參觀,評價這巨型、國際級的空間等同砌上最後一塊積木:「香港在藝術博覽、拍賣、藝術節都擔當國際藝術樞紐角色,但一向缺少相應的建築,加上它便好齊全,坐得好穩。」藏品代表城市記憶,而博物館建築也會融入城市景觀,變成人們記憶一部分,由此建構文化。大家企望開幕,想進內一探究竟,他說不必急於蓋棺論定,「我去完歐洲後,看事物的尺度不同了,你總要讓時間做它的工作,需要醞釀、發酵」。藝術公園每逢假日人山人海,但他說時間仍不夠長,「文化應該用長一點的尺度來看。未真正見到它的文化效應,開幕後10年才見到。從城市年齡來說很年輕」。就目前看來,他覺得人潮得益於疫情和切合生活步伐,難得有個在海邊又沒有欄杆的市區公園,符合野餐、搭帳篷的潮流,劇場也不在高樓鬧市,而是草坪之間。「規劃時覺得公園餐廳死硬啦,點會有人咁遠去到呢,又曬又要專登開車,諗住佢哋都係送死,𠵱家周末基本都爆硬。」

公園設計希望讓遊人在不同角落觀賞表演,即使沒演出也可到留白Livehouse聽音樂。他最享受夜晚坐在留白對出的草坡,喝着啤酒聽免費音樂。餐廳食客、站在室外吧枱的酒客、坐在小草地的遊人形成一圈圈:「其實聽得一清二楚,有距離感又不太遠。好喜歡這個文化氛圍,與日常生活結合。」他預料M+開幕後人流會湧進公園,屆時更水泄不通。相較之下,戲曲中心同屬文化區項目,卻未受惠於人流,亦不像公園般融入市民生活,顯得伶仃。他解釋這是預期之內,「原本規劃早知道它會單打獨鬥一段長時間,因中間未駁通,它反而要跟佐敦連成一體」。他指西九的缺失是欠缺社區,要涵蓋油尖旺一帶才算完整的文化區,「旺還旺,都係好似主題公園、活動空間」。西九形如半島,三面環水,與腹地有段距離,也沒有可步行街區連接,「始終是規劃時一個遺憾」。他認為西九未來一大課題,是如何與附近社區連接,而不僅是「駕車階級」的公園。這觀點似與旅發局近來的計劃相合,但他未有細看,不作評論。

贊成設文化局 民間發展處成熟期

目前西九文化區由民政局管轄,有傳言若文化局成立,便會轉歸其監管。對於成立文化局,他明確回答贊成。他舉英國的數碼文化傳媒及體育部、南韓的文化體育觀光部、澳門的文化局為例,創意產業與藝術文化都放在一起,國際上沒有一個地方像香港般按賺錢與否,而非文化邏輯來劃分藝術文化項目:藝術博覽屬商經局、博物館屬民政局、古蹟屬發展局,「同樣歸在文化局會沒那麼精神分裂」。輿論擔心文化局成立後會箝制藝文發展,甚或改變西九過往相對自由的面貌,他則看得踏實:「𠵱家咩都干涉,唔關佢落邊個局事。老實講,香港呢個氣氛係咪都管,管係預咗,不如結合又何妨?符合國際慣例,歸一個局管好合理。」到西九任職前,他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行政總裁和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等要職,想必成文化局招攬對象。「我無乜興趣喎,我有興趣做教育、研究多啲。」他樂見文化局成立,但從生涯規劃來看,自己就不會回到管理崗位,現階段專注創造和傳播知識。

至於民間,他相信現時是文化發展的成熟期,「連配水庫都留得到,本身諗住拆嘛。我覺得城市轉變中」。小型書店像七份一、一拳、見山、hiding place等冒起的現象,也屬文化成熟的表徵,顯示大家向社區深化,欣賞「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和日常生活;結合展覽、餐飲、講座、雜貨等的書店也體現了文化場所的意涵,經營模式包含了他所說的四大元素。他想這趨勢不是營商考慮,而是應用文化環環相扣的道理。他從BEAM看城市文化,由書店、博物館、戲棚、基督教到新餐肉、志蓮淨苑等皆信手拈來。這套理論也「可大可小」,若縮小範圍觀察,每區的文化深度都有差異,尤其是香港更加明顯。國際間一般以5萬人口以上來界定城市,而截至2020年,觀塘和深水埗人口分別為約68萬及約43萬,規模已可自成兩座城市。像他長大的觀塘,就曾是典型工業區,家人在工廠打工,自己的暑期工也是剪牛仔褲頭、將衣服入袋入箱,社區居民多是住宿舍的工人,文化底蘊便不及中上環來得深厚。他的畢業論文把BEAM變成文化指標,比較18區的文化發展程度,目前在增補數據。

他自去年11月至今已主講了34場講座,即使聽眾只有十多人也出席,甚至主動邀約。開始時他不抱信心:「不是大張旗鼓的,有些我主動約,問『我有套這樣的理論,你有無興趣讓我去講?』」之後才擴及中學、大學、藝團等,每次用不同例子,「好似練完一套拳,與不同人練習交手,自己升級」。今年6月,他應香港藝術中心邀請,出任藝術學院院長。驀然回望,他創立藝術學院至今已事隔20年,那時計劃不獲看好,「大家覺得(理念)重要,但要自負盈虧,未必能生存」。由第一屆約20個學生,到後來畢業生回來執教,至今每屆已有約200人畢業。「(我)向來都是做當代藝術的,我感覺像回老家、homecoming。」從高空5萬呎回到地面,站到畫布前欣賞學生的畢業作,聽他們解說理念。兩副眼鏡,宏觀與微觀,一脈相通。疫情令很多人生活停滯,但他這兩年活得比過往精彩圓滿,他說都是前半生點滴累積,才有這「主動轉變之年」。一如文化「要望返轉頭,加堅持咁做至見到」,在他身上,也見到時間的尺度。

文˙ 梁雅婷

{ 圖 } 賴俊傑、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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