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繼「時代革命」成為分裂口號後，連「辛亥革命」亦躺着中槍。
區區一個「雙十」日子，已考起特區管治班子。僅因為過去曾有人拿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來「挑機」，保安局長鄧炳強煞有介事警告市民：不要以紀念「雙十節」來鼓吹分裂祖國，結果，所有人嚇怕了，不敢舉旗；有市民嘗試進入青山紅樓，竟被警員阻止。十月十日，香港在華人社會裏變得相當怪異突出，台灣的旗海不用說了，北京也有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中山紀念堂如常紀念；澳門早成解放區，但國父紀念館內仍掛青天白日旗，相安無事，國父沒有被DQ。只有香港，所有人談「雙十」色變，但十分矛盾，原來又有「攞正牌」的香港建制社團在慶祝「辛亥革命」，梁振英還是座上客。
今天掌管特區政府的一眾頭目，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在殖民地管理主義教養下，他們不懂歷史，現代中國歷史尤甚，對當代政治有什麼關係，也無興趣。以前英國老闆及回歸初年的北京說要懷柔開明，他們跟着屁股做做樣子，如今習近平說要全面管治，他們順從順勢做個威權政府，更感得意。北京送來國安法，他們在殖民地的老房子裏翻箱倒櫳，找出塵封的法律及行政手段去配合，看到什麼不對路的先禁了再說。可笑的是，多少公務員去清華北大培訓，學到的就是這些？
當然，北京政府負有最大責任，只命令治亂世用重典，國家主權至上，卻提不出任何有說服力的意識形態。結果，留下港產官僚自己做功課，只能交白卷。如今香港為官之道，是把深圳河那邊傳過來的簡體字稿轉成繁體後照本宣科。可笑的是，這樣的功課也隨時會做錯，連「中國人民共和國」、「把台灣從香港分裂出去」的手誤與口誤也能發生，別旨望他們自己會搞好意識形態。香港官大人自命是中央撐腰的悍將，但面對意識形態戰場，只會荒腔走板。
意識形態有兩種。一種是官方處心積累、機關算盡地設計出來的高大理論與口號，但除非在一個封閉的國度裏（例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否則未必很有效。另一種是比較日常及不經意，夾雜常識與新詞，官府與民間語言，政治與娛樂，扣連搭配起來，讓人自己想像及感受。後一種意識形態未必時刻需要大義凛然、熱血沸騰，只要日常、自然及接受即可。但是，這功夫也不容易；中共在1989年後至今的愛國主義教育，並不單靠學校裏的思想教育，鄧小平以來幾任領導的官方理論，還需要媒體、互聯網、日常生活種種安排，軟硬兼施，上行下效，東補西貼，才能在近十幾年漸見成效。
民國影子存於香港歷史中
以前的港英也很在行第二種意識形態工作，六七暴動後成功打造國共以外的香港本土意識，以及麥理浩以來的良政，蓋過昔日的殖民臭史。特區官僚回歸雖然面對新任務，也懂點皮毛。例如，他們曾經也知道，「中山革命在香港」這主題，對培養愛國主義有利無害，本來就是扣連香港與中國民族主義的一環，不算什麼高招，作用有限，但屬平常、方便與必需。2000年代初開始，中西區有孫中山史蹟徑，本來與孫中山沒有什麼關係的甘棠第也成為孫中山紀念館。大概就是那段日子，陳德森拍了《十月圍城》，故事講孫中山來香港走了一圈引起連番惡鬥，這港式動作片，既有大陸投資、中港演員及市場，兩地也受歡迎。再加上孫中山後人過去幾十年努力在大學裏豎立中山銅像，孫中山、辛亥革命、民國本來就在我們身邊。「國父」已盡力了，愈來愈多香港人對中華民族身分抗拒，不是他老人家的錯。以前本土派、港獨派罵盡中共及香港一眾「大中華膠」，也不太會跟孫中山計較。
其實，中華民國的歷史及意象與香港的國民想像一直有關，只是比較隱晦。香港沒有民國熱，但香港人曾經有的丁點家國情懷裏，永遠模糊的民國影子，一成是歷史，九成是創作虛構。太遠的不說，就以1970年代為例，《精武門》裏李小龍演陳真打破「東亞病夫」牌匾，故事是倪匡回憶及改編民國時期上海的坊間故事，令功夫熱裏的文化民族主義，帶點民國餘韻。1980年代初，中共決定收回香港主權，我剛入讀中學，知道有人恐慌要移民，但我在電視機裏看到的，卻是一股民國風格的愛國熱情：1981年麗的電視台播《大俠霍元甲》以及之後的《陳真》，是《精武門》的翻版；1982年無綫播《萬水千山總是情》，汪阿姐大唱〈勇敢的中國人〉，又是抗日背景；1982年，張明敏穿著中山裝唱〈我是中國人〉，台灣的劉家昌作詞作曲，翌年是〈我的中國心〉，找了黃霑來填詞。這些歌曲既出現在官方宣傳活動，也曾在香港人支援北京學生運動時響遍全城。
民國說不得 革命史觀說不通
在中國大陸，政治思想教育中，除了官方理論，必有近現代史，提供中共的革命史觀：孫中山就是革命先行者，因為他領導的辛亥革命不徹底，民國剷除不了封建主義，抗禦不了帝國主義，才有五四運動，才有中共加入國民革命，以及之後的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達至解放。歷史學家可以對此有爭議，但它勝在故事完整：有開首有中段有結尾。可是，香港辦教育的官僚，一直對提供歷史敘事感到相當恐懼，又自知從大陸照搬過來這個有一百多年殖民經驗、走難華人歷史的香港，必然撞板，左右躊躇。
大部分香港人對民國的認知十分模糊，真假夾雜，在年青一輩裏，大中華認同不受歡迎，但不能說不在人們的常識裏。即使對中共來說，沒有民國常識，連官方宣傳也說不通；沒有清末民國的積貧積弱、軍閥割據、亡國危機、列強瓜分的歷史記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又從何說起？辛亥革命、民國不能說，只會令本來便殘破的國民教育工程更混亂，諷刺的是，北京與建制派卻又以此為由，不斷說香港人缺乏國民教育與認同，結果，不斷製造出更多荒唐的國民教育內容，飲鴆止渴。
許多小學生在國慶周反覆學了一星期國歌及升國旗，朋友的女兒在老師及群眾壓力下參加基本法書法比賽，小孩會更愛國？還是覺得莫名其妙？我女兒讀小學二年級時，平生第一次接觸現代中國歷史，根據那本常識科教科書，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後，便成空白，直接跳到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毛主席恍似不過是一位司儀）。建立民國不能說，國共相爭也沒有，更沒談中共的革命戰爭，連毛主席革了民國的命也不敢說。有人批評為竄改歷史，我覺得言重了，也太看得起特區官僚及建制派，我女兒寫完填充題後，早已忘記了這兩位偉人或罪人的名字。特區政府的問題是，連簡單的歷史故事也不知怎樣說，只知有些東西不能說，例如「中華民國」。
在香港，認同中華民國的人一直是極少數，大概只有1956年雙十暴動時才成為政治問題，但民國從來都在香港的常識之中。任何意識形態也要建立在常識之上，只有港產官僚才會連這樣小小的基礎也要摧毁，何來人心回歸？除了靠嚇，就靠大灣區讓年青一代為人民幣服務，便可解決意識形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