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繼中大學生會宣告解散後，聯合書院及善衡書院學生會幹事會亦相繼緊隨其後解散，令人擔心此波「解散潮」將延及中文大學其餘7個書院乃至其他大專院校。一眾校友及前幹事悼念追憶之餘，亦思揣校方要求「獨立註冊」和停收會費的必要。若借鑑其他院校學生會，其實便可知一二。接下來要關心的是：校園失去學生會後，接管的校方能否替補其角色及職能？現正值「傾莊」時間，一眾學生組織又如何自處，踽踽前行？
假的二元對立 邊緣化學生會
政治理論學者李敏剛（Chris）於2008至2010年連任兩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幹事，卸任後亦一直關注學生會發展，並曾爬梳整理出〈中大學生會：十年評點〉。學生會在1971年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條例》成立，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其章程須經大學校董會批准。他指獨立註冊一向並非學生會在意的大議題，但其在任之時曾稍有討論：「主要見港大有註冊，大樓是自己的，當時就討論這個模式是否好呢？有個獨立性，可以有個物業，不用經校方管理，但最後還是覺得沒什麼必要。」
他說主因有二，其一是行政程序複雜耗時，「轉名、轉戶口要半年，但學生會只是一年，有好大的行政困難」。其二是原則、理念考量，學生會理應是中大架構一員，代表校方支持學生會運作及聽取意見，重視學生權益，註冊等於把學生會排斥在管治體系外，「我直到現在都認同當年沒理由要獨立註冊」。以往學生會成員均承擔自己的言行和法律風險，外界也不會視學生會等同學校，二者多年來有辯論、協商、對立，已成為行之有效的模範，「實際來說無甚必要，把額外且無謂的行政要求壓在學生身上。中大迫令他們掉進這個假的二元對立（獨立註冊或解散）好錯，甚至好可恥」。
Chris根據過往在中大及幹事會的經驗，估算校方背後的動機或算盤（agenda）顯而易見，就是要學生會自行參與社會事務，邊緣化他們，「在管治架構沒任何角色，成班『圍威喂』，學校不需看重你的意見」。而校方停止代收會費的舉動，也屬邊緣化的手段，把校方可輕易處理的行政工作交給學生，「他們顧着辦很多行政工作，又註冊又收錢，若錢都收不到就運作不到，學生聲音便消失」。他指如今甚為可惜，既反映學生利益不被重視，也有損學生的教育，因為除了課堂，校園生活亦是教育一環，學生會體現學生自治精神，讓學生組織行動、與學校商討政策及參與大學事務等，均是重要學習經歷。
另選學生代表參與校政？
那另選學生代表參與校政或學生委員會又是否可取？他說當年適逢討論校董會與教務會改組之學生代表事宜，校方曾提議用普選方式選出學生代表，但學生會大力反對，「選出一個代表坐進去，跟學生會會長進去是不同的，（後者）多好多人手、支援，才可以討論政策，背後沒組織和架構，一個人未必有能力看完所有文件，跟校方開會」。
是次風波令外界憂慮會否對書院學生會造成骨牌效應，他解釋中大學生會與書院學生會向來獨立，沒有從屬關係，各有各做，「書院是看校內事務較多，中大是公共、社會事務比較多，這幾年書院都多了這方面的關注」。但無論是書院或中大學生會，他都認為不該被要求註冊，「最後搞到解散，最大責任都在校方，為什麼要有這個對立出來呢？都不是溝通。為何一定要選？」
另外，坊間尚有對議案詮釋不一、解散決定權誰屬等爭議。他認為公眾毋須把焦點放在學生會架構或程序：「第一是時勢，好多程序都跟不到。第二是來自大學的壓力，大學不會特別去分那班學生是學生會中的代表會、臨政（幹事會臨時行政委員會）或幹事會。」至於學生會成員之間的不同詮釋，「這個變了羅生門，而且是頗重要的。當時議案的字眼是什麼？幾關鍵」。有待會議紀錄上載才可進一步討論。他曾於學生會的回顧文章寫過，大學生不過二十出頭，但擔任幹事會的壓力與掙扎並非外人可以置喙，這點放諸今天更甚，故他絕對理解學生的決定，「我都幾肯定，學生會聲明並非自然或自願的決定，校方必然曾在背後用種種手段施加很多無形的壓力」。
留下來的學生會 以城大為例
綜觀各教資會資助大學學生會的理念（見表），以城大的職能最為全面。但自從2020年校方停收會費後，該會會員驟減至六分之一。其署理會長謝民熹（Mark）是四年級生，解釋過去學費與會費一直是「捆綁式」在大學系統繳交，若要退會可之後申請退款，省卻不少行政工作。然而，校方的宣布來得倉卒，他們最初只能在學校設櫃枱及八達通，但學生因疫情甚少回校，他們也沒有資源和人力設立網上繳款系統，「最後我們自己做了一個平台，但都經常『冧檔』，效率跟學校那個沒得比」。學生會嘗試過申請網上支付方法，但因商業登記證或沒有公司註冊為由遭拒，收會費難度大增。今年因復辦迎新活動，他們就用「流水式設計」令新生先繳付會費。但始終較難吸納舊生加入或續繳會費：「他們快將畢業，或者學生會服務已不吸引。但最主要是繳費不方便，也沒有活動可以把他們聚到同一地方，說服他們交會費。」收會費花去幹事不少時間心力，「老實說，我們的計劃是逐點逐點加，待兩三年後會員人數慢慢回升」。
由於是註冊社團，他們每屆換人都要向警方遞表及到銀行進行轉名程序，「以我們為例，剛剛轉到名，但其實我都快要落莊」。根據這兩年的經驗，警方都用約6個月完成審批，屬合理處理時間，繳交的主要是財務文件。今年在校方要求下繳交審計報告，「上莊其實都是學生，怎會懂得做財務報告、處理法律程序？但筆數清楚，對會員和我們均是好事」。一般加入幹事會的同學都抱持理念或想籌辦活動，但正如Chris所言，處理這些行政工作都已處理了大半個莊期，「好易被拖垮，我們預視到這一問題，盡量系統化留下資料，也積極將所有東西放上網，希望減輕下任的工作」。Mark認為這無疑是個挑戰，但換來了學生會乃至所有轄下組織的自由度及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不受校方掣肘。除了向校方借用場地外，其他活動也不需知會校方，「除非話影響校譽個啲啦」。目前他們仍能以1元向校方租用3年會室。「我們是獨立於學校以外的機構，可以叫做合作關係，要追溯起來，我們是獨立團體，與學校沒關係。」
Mark本是評議會（相等於中大代表會）評議員，但因未有內閣參與幹事會選舉，他與幾名評議員就循委任程序組成臨時行政委員會。這種幹事會「斷莊」的情形亦見於各大院校（見表）。Chris指對大學社團而言，「斷莊並非很可怕或無發生的事，都是照樣運作」。以前更經常笑新亞書院「三年一莊」，做一屆斷兩屆，中大學生會較少，但也斷過幾屆。疫情令學生會無法舉行大型宣傳和選舉：「因為選大莊好需要公眾參與，公開宣傳，所有活動都被校方以疫情理由拒絕，但見到學校自己不停搞活動。」Mark認為，無人參選的主因是社會環境令參選風險增加，變成「送頭」行為，所以他們堅持在今年舉辦選舉，憑民意授權上莊，「告訴大家選學生會不可怕，仍有它的價值」。
淪為「福利莊」？
有人擔心在這政治氣氛下，學生會只會變成「福利莊」，他卻指仍有發揮空間，像今年海關搜查阿布泰，他們便馬上聯絡對方，舉辦「泰國周」，在福利店售出他們的貨品，「某啲信念、信息，唔係成日要人哋開口提你，你先會記得，或者根據某啲行動，就話佢係福利莊，但其他咩都唔理」。Chris亦以中大為例，很多校內政策也攸關學生福祉，值得爭論，例如安裝閘機、強制打針，仍有由學生會動員的需要。他過往曾提出學生會有「區議會化」，也相信這是未來可走之路，注重關係學生利益的校園事務，爭取學生信任。Mark指在新常態下，大家須見縫插針，以前學生會大張旗鼓宣傳、白紙黑字把信念寫出來、說出口的年代已經過去，也不可取，「唔係可持續發展，我哋想要嘅學生會唔係曇花一現，我哋想佢延續落去」。他希望扭轉學生態度，不再像以前般旁觀學生會與校方爭辯，鼓勵他們多發聲參與校政與會政，明白權益要自己爭取。「最壞打算是學生會要解散，但未見到這個時間。」
學生組織的空間
原本由中大學生會管理的文化廣場及「民主牆」，已改由師生中心管理委員會接管，學生事務處亦將接手學生會的事務，各屬會可登記至學生事務處屬下，使用場地及接受財務支援。本報曾向事務處查詢過渡時期的分工，但處長透過公關表示拒絕受訪。Chris對校方角色不表樂觀，雖然娛樂文化活動仍會舉辦，但須經校方審批，相信會較單一，與學生志趣相距更遠。現時中大不乏學生自發的組織或團體，像山城士多、山城記事和中大青年公民社會等，又可否填補學生會某些職能？他記得中大曾有基層關注組，主要關注校外勞工和外判工議題，靠幾個核心成員運作，但後期也要向學生會借用會室、電腦，合力做報告和調查：「力度有限，始終沒有組織同支援，好難持續和變得大規模。」雖然學生可以繼續組織、聯署、行動，但仍失去了在管治架構的角色。
於2010年成立的中大性/別關注組最初隸屬學生會架構，後來因會章詮釋意見不同，於2016年脫離學生會，獨立運作。成員Roland分享關注組初期經常與學生會合作，例如在學生會玻璃房設置安全套自動售賣機；一起推動性別友善校園政策，為跨性別同學爭取上體育特別班的權利等。在學生會架構下，換屆要待代表會審批，也受制於會章和須交代財政狀况。「現在沒了學生會當然好sad。但我們本身這一兩個月都在搞活動，用的是校園外的場地，變了不受限制。」關注組沒有會室、也沒參與學生會辦的藝墟和迎新日等活動，運作策略是善用人脈和空間，例如在友好屬會放置宣傳品、租用合作社「山城角樂」的場地，後者亦是學生自發組織，沒有登記為屬會。「這是否中大組織呢？這可由自己定義，不用由中大確定。」又指即使將來若向學生事務處登記，也要爭會室和場地、做電影放映要經審批、活動要顧及學校形象，所以打算保持現狀。Roland認為中大的學生組織與學生會一直並行不悖，大家關注和提倡不同議題，「不能取代、填補。關注組也不能監察校政」。然而話說回來：「普通學生都可以監察，本身唔應該單單靠學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