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市:罷工揭示零工經濟問題 外賣員可合作爭權益?

文章日期:2021年11月21日

【明報專訊】自工會解散潮後,勞工運動前景黯淡,foodpanda外賣員上周與資方達成共識,似為「後工會時代」燃起曙光。外賣員本身沒有工會,但他們打破種族隔閡,合力組織罷工和談判,得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下稱飲食工會)和外賣員權益關注組(下稱關注組)協助,於「無大台」的情况下,速戰速決,使資方回應15項訴求(見表1)。這次工潮亦讓公眾意識到零工經濟下,平台勞工面對的問題。

關係模糊 欠缺僱員保障

據警務處統計,2021年1月至6月期間,與外賣速遞相關的電單車及單車意外傷亡人數逾188人,其中32人為重傷。關注組成員嘉泳因跟進工傷與職業病而認識到外賣員群體,她指出其他行業的索償程序較簡單快捷,公司亦會負責向勞工處呈報工傷意外事故,但她處理過foodpanda、Deliveroo、Uber Eats三個平台的工傷個案,發現公司均不會主動聯絡外賣員提供協助,即使她從新聞報道得知基本信息並幫忙聯繫平台,平台亦不作處理。「要經手機程式報告,但傷者當時已在ICU(深切治療部)。」外賣員沒有工傷病假等受《僱員補償條例》保障的賠償,平台亦不因工傷保留其組別、評分或帳號。外賣員雖有人身意外保險,但與法定僱員補償的金額、索償期限和方法亦有明顯差距。

除了事後的工傷賠償,嘉泳亦關注事前如何保障外賣員的安全。像上月黑雨警告生效時,外賣員仍收到派單,外界的常見論調是「無人拎住把刀逼你做」,但在惡劣天氣下拒單、缺席、暫停更份、提早結束更份仍會影響出席率、評分及組別,直接與收入掛鈎。談及外賣員保障時,平台經常端出總部決策為由,但嘉泳稱這其實因各地法規和工人力量而異。例如台灣勞動部有見外賣員意外頻生,便發布《食物外送作業安全指引》,各市先後訂定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要求平台為外送員購買「全時段保險」等。嘉泳說:「三間(外賣平台)背後問題都是沒保障,法例跟不上科技或這種勞動關係的更新。」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自2018年起就零工經濟及平台工人展開研究,他稱這問題非香港獨有,外國有不少同類官司,多涉及外賣員與平台間是否構成僱傭關係,「很多糾紛都與工人身分、定義有關。是否假自僱,一般都要上庭才決定到」。他形容工人與平台企業間的關係模糊,有時似外判商與承辦商,而這次foodpanda事件更似勞資糾紛,是因為外送平台性質與僱主近似,有分配工作及支薪權力,比其他行業的中介平台有更鮮明的僱主形象。部分地區開始釐清外賣員身分,例如轉為全職員工或提供與僱員同等的保障,他表示:「不敢說哪個方法較可取,但最重要是整合不同外賣員的想法及訴求,再要政府『落水』,無論是確定僱傭關係,抑或確立保障工人的措施。」

運算不透明 易令勞工自我質疑

關注組隸屬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成立約一個月,嘉泳指當前外賣員面對的主要問題是與平台關係不平等,「不止是減薪酬,外賣員並沒有議價權,薪酬權益折射出來的是外賣員與公司沒平等關係」。過往報道側重於工傷,較少留意平台管制和薪酬計算法,例如foodpanda的外賣員共分6個組別,影響單價、選更份的優先權和獎賞,但今次談判,資方始透露共有3萬多名外賣員,當中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可以上到首4組。每組的名額不公開,外賣員不清楚升組條件,只知升組非常困難。「好像一個囚徒。因不知平台怎樣派單,就會猜測是否自己走得太慢、接得太少單,導致派得較少?是否我的問題,是否要跑快些?是否自己不擅長這個工作?因整個系統計算不透明,我會不斷剝削自己。」

遇宗教種族難處 仍難拒送單

不少少數族裔人士投身外賣員行列,他們向關注組反映工作時面對宗教或種族的難處:「比較多提及的是他們不想送酒和情趣玩具,這涉及宗教及文化差異,但他們沒有拒絕空間。」因程式在派單時未必會列明內容,尤其是貨物的訂單,或只在接單後或提取時才告知部分內容。若外賣員轉單或踢單會影響接單率,頻繁的話會被凍結帳號。嘉泳稱平台政策雖沒種族歧視,但香港少數族裔通常任職地盤工或保安,家庭負擔較重,「這群人轉行的餘地好小,但在外賣員中有很大比例,令到公司有更大機會壓榨員工」。此外,foodpanda的薪酬表每兩星期更新一次,Deliveroo甚至沒公開底價,薪金浮動,計法不清,令外賣員無所適從,達初表示,企業運用演算法助增加盈利,似乎更易令到員工覺得決策不透明。「平台沒在人事安排投入資源,又可能認為是技術語言,講了也不明白,但起碼工人應知道設計邏輯,增加透明度,不然會感到不公平。」

遇難題缺支援 自由工作者不自由

嘉泳因跟進工傷而認識外賣員行業的困境,又見入行門檻較低,於是在4月加入兼職步兵行列,親身了解行業困難,並落區調查,7月已參與過談判,「我覺得要深耕一個行業,因為涉及太多問題」。她憶述第一次接單已感受到外賣員的無助,那次她須把12罐可樂和廁紙等雜貨從新蒲崗送到黃大仙,她一手提着電話向客服問路,一邊看着地圖,手機不斷響起提示,說她偏離路線、送貨時間過長,「好辛苦,好焦急,拿着好多東西,找客服也幫不上忙,當時想是否我的問題?孤立無援的外賣員應該怎辦?」她說現在累積了經驗,已不再怪責自己,反而會質疑平台為何會把這張單派給步兵。她又提到消費者經常投訴食物倒瀉、送餐過慢,「希望消費者理解外賣過程中,外賣員要自己解決好多困難、風險,例如抄牌,而平台不會替他們解決問題」。

外賣平台問題多多但仍然僧多粥少,她和觀塘區罷工召集人KK都覺得外賣員被平台標榜的自由和可觀薪酬吸引,但加入後才知有各種規條,難以掙取高收入,嘉泳自言至今只懂得基本規則,仍未摸清決定評分升降的準則。論者多以「零工經濟」(gig economy)看待這類彈性就業的平台工作,以解釋數碼技術出現對勞動市場的影響,達初稱這現象在香港乃至全球方興未艾,雖然並非勞動市場主流,但已吸引眾多研究目光,「在外國可說是金融海嘯後發展出的新經濟活動,歷史僅十年多,在香港也涵蓋物流和最近出現的社區照顧等服務」。每個行業零工化的規模、速度及對平台的依賴不一。疫情和在家工作安排,令人們對外賣需求急升,使更多人從事和關注外賣行業。平台表面看似自由,但達初指:「歸根究柢,freelancer is not free(自由工作者不自由)。」以外賣平台為例,其入場門檻高,平台容易透過網絡擴展甚至壟斷市場,令工人選擇減少。外賣員與平台強弱懸殊,「平台在勞工市場享受僱主的好處和權力,同時不用承擔僱主的成本或責任」。平台角色似中介人,但以程式和演算法取代溝通,跨國客服亦難以提供實質支援,「不能只靠程式。與工人溝通這部分,相信平台企業會比較容易改善到」。

探索自組工會的可能

嘉泳與另一步兵小唐有感整個行業氣氛無力,缺乏權益意識,故成立關注組探討外賣員的角色和檢視平台的論述。「我不懂怎樣衡量目前勞工組織或運動的空間和界線是變大或變小,但外賣員這個行業,無論政治環境或NGO生存空間怎樣,都是好難(爭取權益),因為它非常分散。」

外賣員碰面時間短,四處移動,關注組每次落區見的人都不一樣。但這次罷工,嘉泳發現各區都有自己的地下群組,南亞裔也有緊密的群體,KK表示觀塘罷工是他跟兩個師兄連續幾天掃街、擺街站的成果,「星期六記者來到前才做到這樣理想」,而關注組則居中協調、聯絡傳媒。嘉泳說南亞裔動員力強,毋須工會介入,談判時甚至覺得關注組角色尷尬,「游離於工人身分與第三方NGO身分之間,要找自己的角色」。她期望關注組往後能建立工人間的互助群,令工潮更有力量,亦想專注爭取工傷權益,「會否像台灣一樣,通過訴訟產出判例?是好漫長的」。這次有飲食工會在旁協助,但並非所有罷工者都是該會會員。長遠來說,她認為外賣員值得探索自組工會的可能,這樣可以獲得談判權和法律保障。

達初一直在研究外賣員的工作狀况,指出平台工人罷工在各地時有發生,「故研究之時見到這次工潮,並不感到意外」。他亦同意工會可得到中長期的認受性,確保有集體力量與資方爭取勞工權益。但要商榷的是,平台工人是否願意長期投身這個行業或視自己為僱員,「平台工人本身的差異性好高,部分視之為主要收入來源,部分人在多個平台工作,這會影響他們會否想自組工會」。政治現况也是另一考慮因素。除勞工組織以外,他稱近年歐洲出現平台合作運動(platform cooperativism),由自由工作者或工人組織平台,自己制定規矩和加強透明度,摒除第三方介入,另外也有像合作社的地區外賣平台,未必能完全取代大型平台,「但精神是將平台技術及數據共享,而工人有權參與管理,打破壟斷」。

【平台勞工篇】

文˙ 梁雅婷

{ 圖 } 梁雅婷、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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