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封關已近兩年了。老實說，我一點也不關心通關。
起初內心是十分焦灼的，因為父親的病。疫情之前那一年半，我幾乎隔週回一次廣州，陪伴父親每一次手術和住院治療。人在廣州，則通宵在醫院陪護；人在香港，就瘋狂加班。疫情一來，我回不去了。
我迅速學會逃避。我既沒有辭職，也沒打算解決這個困境，呆在原地等待命運的宣判。直到去年10月，父親病重，我問：「我現在要回來了嗎？」父親說：「你回來吧。」這場對話我們已經演練了大半年，得到答覆，我便準備啓程。
從這邊到那邊
記得那是一個星期三，我先在「慧科」搜索過去一個月關於「通關」的報道。許久不看新聞，驀然發現廣東省和深圳對香港如此敵意：廣州港貨量在疫情中逆勢增長，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習近平語）」，用劉銳紹的話說：香港地位下降，進一步被規劃，「嘔心瀝血」沒了中間兩個字，變成「嘔血」。加上國泰終於宣布裁員，令我確信短期內通關無望。星期四忙了一天，傍晚向老闆請假，他沒問我要請多久，只是小心地問：「那你打算在酒店怎麼過？」
「哭？」我說。
他翻了個英國式的白眼：「或許還可以處理一點工作？」
這個簡明扼要的請假過程使我想要發瘋的心泄了氣，算好可以離開的極限，我連夜將工作整理妥當，成年人的世界沒有大龍鳳。我四處打聽，得知凡人無法豁免隔離，有朋友在深圳的酒店裏發了狂也沒被允許見親人最後一面，過來人為我普及「尋釁滋事」罪名。不僅如此，熟人在了解我的情況後，安排我去他管轄的酒店隔離，既是照顧，也為確保不出事。
星期五早上去診所交樣本，傍晚拿到核酸報告。星期六早上，我拖著行李箱，身上背了3個大包（這種時候還有人托我帶東西），搭地鐵到天水圍，再轉乘新界的士。司機一邊開車，一邊和朋友約飲茶：「我現在送個客去深圳灣呀，先到先等啦。」
深圳灣口岸空曠而安靜，香港這邊沒幾個職員，表格為入境而填，純簡體字，沒有英文。排隊的時候遇到一個法國商人，我一邊自己填，一邊給他翻譯，他從此緊跟著我。有一個地方我不小心填錯了，劃掉重寫，他趕緊跑去取張新表遞給我：「這時候不要冒任何險。」
在過境大堂看見好些坐在輪椅上的惡病質老人和病人，全身上下只剩一雙眼睛還有生命，拼著隔離14天也要落葉歸根。送行的親屬似乎有一條通道折返，僅這一程，也要不耐煩地對輪椅上的眼睛抱怨：「麻鬼煩，我仲要返工呀！」
彼岸世界
到深圳那邊，不知怎的，人仿佛多了起來，好一個熱鬧世界，原來都在下載手機程式。手機程式也是全簡體字，法國人在我幫助下填好程式上的問卷，我們舉着健康碼，過關了。
一個全副防護的人過來問我：「你是王雅雋嗎？」我說是。隨著分流的人群，我被派到一個等待區，貼個貼紙，上了巴士，準確投遞到隔離酒店。
入住酒店房間已是下午，我兩天沒吃東西，餓得眼冒金星。一直沒開通手機支付，如今連健康碼都有了，還講究什麼？叫我媽給我發個微信紅包，買了外賣。
房間門上貼着日期分別是2月、6月和9月的注意事項，看得出酒店的管理在不斷完善，總結出愈來愈多的注意事項。窗戶加了鐵枝，樓下晝夜有警車，外面行人都不戴口罩。
點了兩次外賣之後，我每每深思熟慮不太下得去手，因為包裝實在驚人。兩隻餃子一個盒子，一個蛋撻一個盒子，豆漿一杯再套個袋子，湯麵分開兩個盒子再各套一個袋子，水果也是盒子套袋子，袋子套袋子……我不願製造垃圾，每天吃得很少。再就是外賣小哥太負責了，東西只能送到酒店門口，必給我打電話，講完一定說「祝您生活愉快」，令我心理負擔很大，每一單都會去評論點讚表揚外賣小哥盡職負責態度好，浪費很多時間。
我每天要填心理測試自證健康，同時戒掉了在香港天天喝的酒、咖啡和可樂，因為這些全不讓進。到了第8天，我在醫生來量體溫時，和他商量着說：「醫生，他們昨天扣了我的可樂，你可不可以還給我呀，隔離7天慶祝一下，我在家天天都喝的。」
醫生說：「可樂不可以喝，給你一罐八寶粥行不？」
「我不要八寶粥，就想喝可樂。」
「我們有規定嘛，請你配合一下。」
「這個規定是新加的，我看門上這張2月出的規定上沒有。」
「對，之前很多人鑽空子，我們的工作在不斷地完善。」
「完善成現在男的也不可以喝冰豆漿。」
醫生大笑：「哈哈，他們都說像坐月子！那湖南四川人連辣也不准吃，比你更慘，你不就是可樂嘛。」
「我覺得應該給他們吃辣，也給我喝可樂。」
醫生顯然沒想到我的思路如此清奇，只見他臉色一變：「這是原則問題，等你出去再喝。」
出酒店的時候，熟人來接我。他告訴我，應付香港人是個苦差，因為「神經病非常多」。年頭有一對母子從香港回深圳隔離，雙雙跳了樓，所有隔離酒店連夜給窗戶加鐵枝。（注：此事無法證實，因查不到相關報道）。他說：「中央對疫情重視到什麼程度？深圳一個區發現病例，習近平主席的電話直通到區長。」
從那邊到這邊
我捂着口罩來到高鐵站，滿眼是深圳特色的透著野蠻生命力的打工者面孔。
穿過城市、山川和田野，我終於回到湖南老家，見到了久違的父親。見面一刻，懸着的心落了地，此前種種皆過往。
其時父親回到故鄉已經兩個多月了，還能慢慢地走路。在我們相聚的兩個星期裏，只要天氣好，他就會帶我去江邊散步，看野鴨子、鐵橋上的火車、城門前停放的龍船，都是他回鄉的新發現。
到我要走了，他看上去還能熬過年，我們都沒有哭，我以為不是永別，因為我過年還要再回的。
我回到深圳，發現深圳地鐵早已不賣票了，只能手機支付。於是我改搭巴士，上車掏出兩塊錢，可是車票要2.5元。我拿出10元紙幣想和人換零錢，全車沒有人帶錢，像看見外星人一樣瞪著手裏拿着兩塊錢的我。司機說：「算了吧。」
我過了關，香港這邊沒有全副防護的「太空人」，職員是和我一樣的戴着口罩的普通人，說話溫和有禮，場地用課桌排出人流方向，所有人安靜有序。雖然也要安裝手機程式，可是年輕職員一看我拿出iphone 6s，就輕輕地對我說：「女士請你稍等」，轉身從後面找出一部機子，「你的電話可能比較難用個app，不如用這部機，記得回到家叉電」。我感覺自己回到母星。
現在討論通關對我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可是對別人有。我懷着一種厭世的態度聽一聽、寫一寫他們的想法，畢竟香港不能和我一樣沉淪。
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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