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文學‧臺靜農一百二十誕辰:人生實難,大道多歧 記先生的政治、學術和文藝生命

文章日期:2021年11月28日

【明報專訊】剛過去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是臺靜農先生一百二十誕辰,台灣大學為此特別舉行紀念活動。我與臺先生的作品相遇,是在大學本科時。那時我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學生,亦開始了學習書法一段時間。一次忽然興起,想要探尋校園內的名家墨迹,便環遊全校。在新亞錢穆圖書館地下男洗手間對出的一面牆上,我看到了臺先生的行書作品,是蘇軾的《赤壁懷古》。那時還不知道臺先生是誰,只覺得字不太好看:如此多曲折?又為何如此多錯落?看着有點憂鬱的感覺。上網查查看,知道了臺先生是台大的中文系老師,就無再了解更多了。去年年尾,偶然買了香港收藏家許禮平先生所著的三冊《舊日風雲》,讀到臺先生與啟功先生的情誼,頗有感觸,決定去深入認識臺先生,繼而買了很多講述他生平和藝術的書籍。他的書法,我愈看愈喜歡。後來參觀拍賣會預展,總會去找其作品。雖然臺先生與香港的淵源不深,但趁着這個特別日子,希望向讀者介紹這位飽經喪亂的革命青年、學者,和藝術家。

臺先生一九○二年生於安徽霍邱。幼承庭訓,年少時已經習書法、寫文章,文藝之心早已植根。一九一四年入讀小學,接觸西方著作而革命思想萌芽。後到漢口讀中學,一九一九年和同學創辦《新淮潮》雜誌鼓吹新文化運動。三年後發表第一首新詩《寶刀》,同時考取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旁聽生資格。再過兩年,發表第一篇小說《負傷的鳥》。不久後結識左翼文學大家魯迅,並一同與韋素園、李霽野等創立文學團體未名社,發行《莽原》、《未名》刊物。二十五歲時獲文學家劉半農推薦,任北平私立中法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講師,展開教學生涯。

青年臺靜農自幼受左翼革命思想啟發,且喜愛創作文學,與魯迅投契。一九三○年,臺先生列名發起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分盟。一九二○、三○年代,中國政治動盪,國府打壓異見,特別是左翼、共產主義思想,臺先生也不能倖免,曾三度下獄。這段時期分別發表《地之子》和《建塔者》兩部短篇小說集。教學方面,先後任教輔仁大學、廈門大學(由胡適推薦),和山東大學。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臺先生輾轉入蜀,任教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二戰結束,獲聘為國文系系主任。然而教育部強硬解散學院重整,臺先生辭職抗議。此時獲好友魏建功推薦,受聘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繼而渡海。臺先生抵台,以為只是暫時逗留,把入住的宿舍命名為「歇腳盫」。顧名思義,歇一歇腳後,便會回歸。誰知政治弄人,一歇便是餘生。回鄉無望,「歇腳盫」也改成為「龍坡丈室」。一九九○年頭證實患食道癌,同年十一月離世。

政治與文學生命:

鄉土寫實,革命浪漫

臺先生青年時期政治活躍,並且以文學表達其對腐敗社會之批判與政治抱負。按許禮平先生考查,臺先生也許曾經加入共產黨。當時共產主義對北洋和國民政府構成威脅,臺先生也是備受監視的一員。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中譯本,被北平當局查封,臺先生與社員韋叢蕪、李霽野一同被捕,遭羈押五十天。一九三二年,臺先生被當局以共產黨嫌疑逮捕入獄,被指控藏有反動文件(蘇聯小說)和新式炸彈(化學實驗儀器)。雖然不久便無罪釋放,卻被迫辭去輔仁大學的教職。一九三四年七月,臺先生再次因共產黨嫌疑遭北平憲兵隊拘捕,押解往南京警備司令部。幸好得到蔡元培、許壽裳、沈兼士等奔走營救,翌年一月獲釋。

在三度下獄期間,臺先生出版了兩本小說集《地之子》和《建塔者》。可想而知,當中的小說必然透顯先生對時局的理解,以及其政治理想。我手頭上的兩本小說集,二○一五年由大陸海燕出版社出版,屬於《臺靜農全集》的一部分。我未讀過其他版本,無法比較出入,但相信整體而言不會有大改動,只是偶有別字就是了。

《地之子》屬於鄉土文學,描述鄉間底層社會的艱辛與封閉,批判迷信、舊社會,和階級所造成的悲劇與壓榨。魯迅讚許臺先生謂「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例如《負傷者》,主人翁吳大郎被有錢人張二爺搶了老婆,想討回公道。「他仇恨這樣挾了錢和勢力的男子,掠奪他的女人,佔據他的家室,逼得他在這墨墨的夜裏無處可歸,獨自徬徨着。他的整個的身體,沉浸在狂怒的火焰裏了。」他去報仇,卻又遲疑。張二爺向他拳打腳踢,報警送官。另一則小說《蚯蚓們》,講述虹霓縣經歷荒年,到處窮人。主角李小養不起妻兒,只能賣給富人。他不知道可以怨誰,只能怨命運。當買賣完成,李小離開富人家,終究帶着傷痛。「走在半里路的光景,便隱隱地聽着鞭炮聲,這聲音深深地刺透他的心。」

然而小說也不盡是憤世嫉俗和批判禮教吃人。對於舊日的迷信或習俗,臺先生保有一點的同情。《紅燈》的主角是汪家的大表嬸,守一生窮寡養大兒子得銀,兒子卻因搶劫不遂被殺,老寡婦充滿悔恨。村落有習俗,在七月十五鬼節會為死去的人放河燈以超度亡魂。然而老婦已無一文錢,唯有到處乞討造燈的材料。幾經艱苦,終於能糊好了一個小紅燈。放燈當晚,大的河燈較重,走得慢。老婦的小河燈順着水流,漂在前頭。「它好像負了崇高的神秘的力量籠罩了大眾,他們頓時都靜默,莊嚴,對着這小紅燈。」老婦看着小燈遠去,「看見了得銀是得了超度,穿了大褂,很美麗的,被紅燈引着,慢慢地隨着紅燈遠了!」小說中的孤苦大眾,都飽受淒苦。然而在混亂的污世中,偶然能找到一點點的救贖。

至於《建塔者》,則是清晰明確的革命文學。多篇小說都講述革命青年的豪情壯志。即使被折磨打壓,依然無所畏懼;即使同伴被殺害,堅信終能有開花結果的一日。第一篇小說是與小說集同名的《建塔者》。主角以第一人稱向朋友講述自己的信念:「你知道,我們的塔的基礎,不是建築在泥土和頑石的上面;我們的血凝結成的鮮紅的血塊,便是我們的塔的基礎。」憶述幾名革命少年被押解,包括自己親愛的人:「歌聲逐漸消逝在大野裏。最後,僅剩下一種孤獨的歌聲,這歌聲在寒空中孤峭顫慄,但仍舊是陰森和壯烈……我的朋友,你該相信,從此我們塔的偉大基礎上,又增加了一份新的力量了。」殉難者的血,就是革命的力量,新世界的基礎。其他小說也不乏慷慨激昂的革命呼喊:「無產者永遠地在撥動人類進化的齒輪,而所得的文明,盡被人掠奪以去。這時代,這社會,不是歷史的光榮,而是充滿了猛蛇的毒涎,無產者的血腥!現在,他深深的覺悟了。在海南革命的火焰正在光芒四射的時候,中原的革命正在觸機待發的時候,他忠誠地做了一個英勇的戰士。他以骯髒的腳步,邁進新的時代;他以泥土的手,創造人類的新的生活!」(《井》)。

這些小說,分別寫於一九二六年和二八年。在《地之子》的後記中,臺先生謂一九二六年前自己不常寫小說,因為覺得無天分。但經韋素園鼓勵,便努力寫作。先生一九二八年四月第一次入獄,同年十一月出版《地之子》,兩年後出版《建塔者》,書與其經歷密不可分。在《建塔者》的後記中,臺先生謂:「以精誠以赤血供奉於唯一的信仰,這精神是同殉道者一樣的偉大。暴風雨之將至,他們熱情地有如海燕一般,作了這暴風雨的先驅。本書所寫的人物,多半是這些時代的先知們。然而我的筆深覺貧乏,我未曾觸着那艱難地往各各得上十字架的靈魂深處,我的心苦痛着。其實一個徘徊於墳墓荒塚而帶着感傷的作者,有什麼力量以文筆來渲染時代的光呢?」可見臺先生有革命情懷,然而似乎也認為自己未能如其他志士般前赴後繼,而自覺不足。

飽經喪亂 幾逢不幸

三度入獄,為臺先生帶來打擊。畢竟革命艱難,繫獄痛苦,甚至有性命之虞。然而造成更大打擊的,應該是戰亂。臺先生一九八七年寫成文章〈始經喪亂〉(收錄於《龍坡雜文》),述說戰時如何顛沛流離。「喪亂」二字,深刻刺骨。七七盧溝橋事變,日軍入侵北平,臺先生當時住在北大教授魏建功的家。魏為北大的將來問題,託付臺先生到南京請示胡適。臺先生輾轉抵達煙台,繼而坐長途車去濰縣,在城外的飯店住下。晚飯下麵條,「每人的碗底都有兩三隻紅頭綠蒼蠅」。終於抵達南京與胡適會面,傍晚便經歷日軍轟炸南京市區。「到了首都,竟置身於敵人的彈火下,真是出乎意外而無可奈何之事。雖然,『國破山河在』的時會,這不過是我身經喪亂的開始。」

正如上述,臺先生後來到四川教學。戰爭結束,就在因緣際會下到了陌生的台灣,加入台大中文系。除了人生路不熟,更二度遇上噩耗。一九四八年二月,系主任許壽裳先生遭竊賊入屋殺害。臺先生憶述:「誰知一夜之間,一個具有無盡的生命力的老人,竟不能活下去……大學的朋友們,都被莫名的恐懼籠罩着」(〈記波外翁〉)。喬大壯先生(波外翁)其後接任系主任,然而他到台以來,與家人分離,無法適應,心緒不靈。許先生橫死,也造成刺激。五月,喬先生說要回上海一趟。七月,於蘇州投河自盡。臺先生回憶述:「一個舊時代的文人,飽受人生現實的折磨,希望破滅了,結果所有的,只有孤寂,憤世,自毁。」又謂:「栖栖遑遑,既無家園,連安身之地也沒有,渡海來台,又為什麼?真如墮瀰天大霧中,使他窒息於無邊的空虛。」這固然是說喬先生,但或許也有一點自况。喬先生自盡後,臺先生繼任系主任。

除了經歷喪亂,政治環境也構成重壓。臺先生一直懷有左翼思想,甚至可能曾經加入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蔣介石建立威權體制,臺先生處境之艱難,可想而知。但大陸紅色中國成立,同樣無容身之所,結果還是留在台灣。飽經喪亂,目睹不幸,此時革命的熱情已減退不少,但心中卻有無數鬱悶。無法亦無心再參與政治,臺先生於是轉而投入學術與藝術的世界,從中尋求救贖。

學術生命:論嵇阮以明志

臺先生接任系主任後,專心發展系務,同時埋首學術研究。但學術研究並無脫離其對自身處境的思考。一九五六年,臺先生發表論文〈魏晉文學思想論述〉,不久補上一篇〈嵇阮論〉(均收錄在《靜農論文集》)。後者特別能看出先生當時的反思。文章開首,先說明儒家兩種處亂世的態度:「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即「明知時事不可為,偏要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獨善其身」,即「既知時事不可為,於是長往山林,不求聞達」。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和阮籍,都與曹操政權關係密切,而不願事奉司馬氏政權。遇上新舊政權交替,司馬氏「猜忌殘忍」,二人不學儒家,而以老莊自然主義思想為武器、煙幕,「寧可戕賊自己,而以放達的生活,嘲笑禮教,冷視權威,同時也借此偽裝以保全生命。」

嵇康早知道司馬氏不會容許其存在,因此嘗試隱蔽自己。但他性格「剛腸疾惡」,忍不住嘲弄司馬昭的爪牙,結果無法逃避殺身之禍。臺先生謂:「他究竟是文人不是政治人物,文人之於政治,往往認識不夠,熱情多於冷靜,主見勝於客觀,既不能有抗爭的勇氣,又沒有容忍的氣度,又要從夾縫中尋覓自全之道。即使暫時找到了避難所,終不免為人所擊倒。」至於阮籍,不願事奉新朝,但因糾葛太多,終究無法避免,而走入朝廷。繼而「耍廢」,扮作無能,甘願被罵傷風敗俗,以求令司馬昭相信自己不能構成威脅。臺先生謂:「他確實保全了生命,也算拔出了泥足沒有做司馬氏的臣僕,但他身上也有洗不清的污泥。」兩人「由於客觀形成的反抗意識,至其流風,又是隨着客觀的黑暗政治而延續,但未必有反抗的意識,不過以此逃避現實,藉以『苟全』罷了。」

這篇論述嵇康和阮籍的論文,明顯不只是學術研究結果,而是臺先生這個文人對自己的叩問。在白色恐怖下,身為曾經的革命青年,究竟可以如何自處?是要跟隨儒家的道路,還是學習嵇阮「苟全性命於亂世」?臺先生明顯無選擇儒家的道路。他似乎學習嵇阮,以老莊思維處世:不直接對抗,但也不歸順,不違背原則,在政治高壓下尋求避難空間。發表〈嵇阮論〉,也可算是個人宣言。

藝術生命:書寫頓挫一生

臺先生少時已經學習書法,臨習《華山碑》、鄧石如隸書,和顏真卿《麻姑仙壇記》等,但興趣不大,認為是玩物喪志。抗戰時期到了四川,「獨無聊賴,偶擬王覺斯體勢,吾師沈尹默見之,以為王書『爛熟傷雅』。於胡小石先生處見倪鴻寶書影本,又見張大千兄贈以倪書雙鈎本及真迹,喜其格調生新,為之心折」(〈臺靜農書藝集序〉)。沈尹默是現代書法家,臺先生雖稱其師,但似乎未有學其書。王覺斯即王鐸,明末清初大書法家,行筆蒼勁有力,筆勢如河川瀑布,豪情奔放。日本書道界甚至有「後王」勝「前王(羲之)」之說。然而他因為身為明朝官員卻事奉清室,被視為不忠,中國一些書法家和收藏家便貶其書藝。沈所謂「爛熟傷雅」,明顯是道德判斷多於藝術評鑑。

倪鴻寶即倪元璐,同樣是晚明書法家。但倪卻是忠烈之士,李自成入關,崇禎殉國,倪得知後隨即自縊而亡。倪的書法充滿氣魄,筆畫多有頓挫,濕潤與乾燥交接急速,書法成就與王鐸、黃道周比肩。臺先生自入蜀後,便喜愛倪書,其後亦多習漢碑和魏碑(如《石門頌》、《爨龍顏碑》等),創出獨有的書風。張大千謂:「三百年來,能得倪書神髓者,靜農一人而已。」

郭晉銓以「沉鬱頓挫」形容臺先生的書風:「臺靜農心折於倪元璐的書,寫倪元璐的字體是『頓挫』,寫倪元璐的情感是『沉鬱』。如果沒有呈現倪元璐的『沉鬱』,那再強烈的『頓挫』亦是徒勞;而倘若沒有擅用『頓挫』,則倪書的『沉鬱』又從何而來?」(《沉鬱頓挫:臺靜農書藝境界》)其實所謂「頓挫」,就是提按。寫書法,必定要懂得提筆和按筆。一般未有認真學習書法的人,只會不斷按筆,令線條呆板。要適時提起,線條方才靈動。倪元璐的行書,提按不是特別多,但卻會急速提筆,造成線條中的錯落,正是「頓挫」。臺先生的行書則在同一線條上較多提按,更顯曲折。至於臺先生的隸書,一般都比常見隸書的線條為幼,而且較多抖動。原因是先生喜歡懸腕中鋒用柔軟的羊毛筆去寫,活潑多變。

臺先生的書法之所以出色,不單因為技藝高明,更因為他所寫的不只是字,而是把自己的經歷與感悟,都寫進字裏去。陳獨秀給臺先生的書信上,曾批評沈尹默「字外無字」。所謂「字外無字」,即只有完熟技巧,在「字」外卻再無其他,看不到歷練,看不到際遇。然而臺先生正是「字外有字」。其學生蔣勳寫道:「他信筆揮灑,字裏行間,墨的斑斕,筆的虯結,書寫着一整個時代的苦悶、驚惶。」(《萬寂殘紅一笑中:臺靜農與他的時代》)在字的沉鬱頓挫中,我們可以看到先生自己的沉鬱頓挫。

王德威教授對於臺先生的書法,有更深入的見解。在論文〈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中,王教授認為臺先生的書法,其實是一種「潛文本」,透顯着他對政治的失望,以及遺民、離散社群的身分意識。臺先生在抗戰時期接觸並開始學習倪元璐的書法,改變書風,王教授謂意義重大:「臺靜農必然對倪元璐的忠烈心有戚戚焉。我們更可以推測,臺有意藉倪元璐的書法見證其人政治風骨與藝術格調的關聯。」倪自殺殉國,也影響臺先生的藝術選擇:「倪元璐的自死反襯出臺靜農在歷經北京城又一次浩劫時(日本侵華)的不死。如果倪元璐的自殺是捨生取義的血性之舉,臺靜農的出走則開啟一場艱難的、悠悠不盡的悼亡儀式。」選擇走倪元璐的藝術道路,與「身經喪亂的開始」重疊。有其偶然(胡小石、張大千有倪的書迹),也有其必然(倪的忠烈吸引臺先生)。王教授歸結:「臺靜農……似乎理解書法之道無他,就是關於創傷與失落、銘刻與傳抄;就是在人生無盡的喪亂裏,以白紙黑字『寫出』一個抒情的空間。如此臺靜農教導我們書法不唯消遣而已,而能啟動表意文字(ideography)與編碼文字(encryptography),本體的渴望與存在的追尋,歷史的回歸與歷史的離散的對話。」

明乎臺先生的經歷與藝術情懷,就解答了我第一次看臺先生書法時的不解。為何字如此多曲折?又為何如此多錯落?因為先生的人生就是波折重重。其中一幅著名橫軸作品,寫着八個大字:「人生實難大道多歧」。頓挫的筆觸,叫觀者親身感受當中的難與歧。臺先生把艱難與多歧的生命寫進書法裏,但不代表寫的時候總是心情沉鬱。蔣勳憶述一九八四年,一次老師寫了好作品,便立即致電他說:「什麼時候回台北,我寫了一幅好字。」拜訪時,臺先生興奮地表示,幸好寫時無電話無門鈴,可以一氣呵成。可見書法確實令先生找到快樂,帶來了一點救贖。

臺靜農與香港

臺先生無踏足過香港,與這個城市的淵源不深。但在冷戰時,香港成為了臺先生與好友啟功的連接點。臺先生與啟老先生識於輔仁大學,惺惺相惜。然而臺先生去川再渡台,便再無見過這個老朋友。啟老先生一直留在大陸,成為體制中人。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兩岸關係稍為好轉。一九八二年啟老先生來香港,周末住在許禮平先生的家。許先生也認識臺先生,便成為兩人的中間人。許先生建議啟老先生致電臺先生,但啟老先生都說不好,怕令臺先生麻煩。一九九○年初,臺先生患癌。春夏之交,啟老先生再度到訪許先生的住處。許先生謂再不致電臺先生,恐怕以後無機會,終於促成兩位老朋友首次通話。許先生憶述通話完結前,臺先生喊了一句:「你快點來吧,再晚就見不着了!」(《舊日風雲》)。同年十月,啟老先生為香港出版的《名家翰墨》「臺靜農、啟功專號」撰文,形容臺先生是「平生風義兼師友」,並祝願其「疾病速癒」。然而十一月,臺先生就去了。

在這個半年裏,臺先生的經歷一直令我在思考:究竟在政治兇險的環境下,人可以如何抉擇?究竟放棄政治活動,投身文化、藝術創作,是否負責任的選擇?確實,臺先生對於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實在無太多貢獻。相比起前赴後繼、拋頭顱灑熱血的民運人士,臺先生選擇了類近嵇康和阮籍的道路,甚至可以說是背叛了革命。李敖就曾大力批評臺先生為自保而封筆,批評他在蔣介石死時寫了幾個字,是無恥。然而臺先生從來無自污,從來無真正歸順,未有做過一日爪牙。《自由中國》被蔣介石查封後,臺先生邀請其文藝主編聶華苓到臺大任教,可說是小小的抗議。臺先生前半生經歷喪亂,從激烈抗爭走向幽微創作,也是無可奈何。當時局艱難,拒絕為虎作倀,拒張為權力與名利害人,已是難得。臺先生到台後從未再踏足大陸,反而李敖晚年可以開開心心走完一趟「神州文化之旅」。

更值得思考的一點是,在政治上無所作為,其他一切是否就無意義?我想不是。政治進步,尋求自由公義的體制,確實是頭等大事。但文化與藝術創造,也是人類文明的必要之事。政治與文化,有互倚互持的效果。當政治上碰壁,轉而走向文藝創作,不管作品是否「潛文本」,本身就有極大價值。因為人生活不只靠民主和自由保全,也靠文化與藝術滋養。臺先生對臺灣的政治進步或許無甚作為,但對藝術以至教育的貢獻則人所共見。而藝術的價值,就是能令人思考自身的處境、整體人類的景况,以及世界的過去與未來。臺先生藝術與教育、學術上的有為,我認為足抵其政治上無為的缺失。臺先生寫書法時,相信無想過自己的作品會令一個在其離世後方才出生的香港人,去反思自身的處境。這就是藝術永恆的力量,非一時的政權或一陣的政治風潮所能壓倒。

幾個月前我再去新亞錢穆圖書館,想要找回當年看過的那幅作品。可是在館內上上落落走了兩次,遍尋不獲。是否記錯呢?我再回到地下男洗手間對出,細看那牆,看到兩截顏色:一部分的牆壁顏色較淺,應該曾經掛着什麼。我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記憶無誤,只是作品被拿走了。不知道是否還在書院內?台大為臺先生舉辦特展,如果不是因為疫情,我肯定會買機票飛過去。希望不久將來,可以在香港看到臺先生的作品展。

文•莫哲暐

美術•劉若基

編輯•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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