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日前教育局長楊潤雄指，留意到社會出現「躺平主義」，憂慮香港年輕人好逸惡勞、委靡不振，必須對症下藥，並將「勤勞」加入中小學《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列為第10個首要培育的價值觀，「讓他們藉勞動及服務鍛煉體魄、磨練意志」。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譚巧蓮曾任社工，研究年輕人成長議題多年，她說年輕人不但不躺平，甚至太忙太勤勞，年輕人的偏差、迷失不是他們的錯，而是社會問題，「勤勞是1960、70年代先會講！」
問題不在年輕人身上
譚巧蓮出生於1960、70年代，大學畢業投身社工，特別關注年輕人的社福議題，「做社工的時候我20歲出頭，所以覺得自己跟年輕人很接近，自己也剛剛經歷完」。她在天水圍做外展社工，那時的天水圍被標籤為「悲情城市」，社會說流連街頭的年輕人是「飛仔、飛女」，「不論是社會或成年人，整天都blame年輕人，但就算我們做邊緣青年人，當你接觸他們的時候，你不會覺得他是你所講的大奸大惡」，她說在網吧、球場接觸的邊緣青少年，是可愛的、令人心痛的。
被迫獨立的「大家姐」
她記得遇過一個14、15歲的女生，年紀輕輕但儼如街上的大家姐，會保護其他女生，整條街的女生都聽她發號施令，「街頭有好多欺凌，就算不是好大的欺凌，玩吓你，嗌你請食飯之類，大家姐就會走出嚟，『喂你唔好搞我班女呀！』」儘管面對一群男生。譚巧蓮最初到球場主動接觸大家姐，被她「串串貢」趕走，「你啲社工咪同我講道理啦，走啦、行開啦」。但慢慢熟絡後，大家姐跟她打開心扉，說起自己的家庭背景，「她約7、8歲，父母已離婚，爸爸是中港司機」。大家姐跟爸爸住，但爸爸經常不在家，放下錢就掉頭不理，消失好幾天，每次回家都帶不同女人回來，女兒看到「眼火爆」，就把女人所有東西丟出去，「她問我，『Miss，你在咁嘅情况，你咁樣成長，你會不會是大家姐？』」10歲不到的小孩沒有父愛母愛，學會獨立，保護自己，再保護其他人，這是大家姐的故事，「Miss，邊個唔想畀人惜，邊個唔想畀人照顧？」她說她遇過太多類似故事，「你就知道，其實問題不在年輕人身上」。
應早介入 從社會環境、家庭服務入手
譚巧蓮接觸過邊緣青年，又做過有關青少年行為偏差的研究，是禁毒常務委員會戒毒治療及康復小組委員會成員，她說大部分青少年行為偏差的成因，都跟家庭因素有關。一是家庭離異，就像大家姐，青少年在缺乏愛的環境下長大，欠缺成長指引而渴望關懷，「甚至一些delinquent（違法）的年輕人，他好黐住你㗎」；或者家長過於管束，太緊張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施加太大壓力，親子關係差，「我返到屋企，成日都逼迫我，於是我走出去囉，成班朋友幾型呀，幾了解我呀，於是就出現其他問題」。與其標籤他們為大奸大惡、不良少年，她相信年輕人更需要幫助和理解，從社會環境、家庭服務入手，在青少年問題出現前盡早介入，為單親父母提供支援，「如果他們申請綜援，你知道是單親家庭，已經有啲服務可以提供給家長」，例如家庭輔導、轉介幼兒照顧服務，教他們如何補足另一個家長角色，繼續提供高質素的照顧。不要等到偏差行為出現才處理，再指摘責年輕人，「不是年輕人問題，是成年人問題」。
「所以現在他們說的這些年輕人躺平的情况，不夠勤力，就要問吓問題在年輕人，還是社會。」她剛踏足社會的時候，對未來的希望明顯比這一代年輕人大，90年代的工作機會多，樓價也不像現在般瘋狂，儲錢買樓上車不是天方夜譚，「現在想買樓買唔到，要發聲要參與，要有批判思維、獨立思考，但現在有好多擔心，年輕人向前行不是，向左行也不是，結果就算啦」。如果年輕人躺平，也是社會問題的果，不是因。她曾經以後現代理論探討隱蔽青年的現象，是否被語言建構而成，「社會用咩語言去了解社會現象，社會現象就會被構成」。以隱蔽、withdrawal形容這些青年，社會把這些青年定義、標籤為隱蔽的，青年也更加不願面對社會。「年輕人現在躺平，有事唔做，這就是我們的語言建構。他真係有躺平，還是我們用語言去理解佢，於是構成這個現象？」
說年輕人躺平，證據呢？
在譚巧蓮做研究、教學接觸的年輕人中，她說看不到他們真的躺平、好食懶做，「我覺得需要做研究囉，譬如局長這樣講，我覺得你要畀啲證據，你做研究後見到有，我都仲信服啲呀，你無，但又講到好嚴重，搞到成個社會都關注同討論」。教育局說要培養學生「勤勞」的價值觀，她說現在的中學生不知有多忙多勤勞。在中學生生涯規劃研究中，她與不同機構合作，為中三、中四學生提供小組活動，例如小組遊戲、STEM課程，讓年輕人透過遊戲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長處、興趣，自己比較喜歡藝術還是科學，「每玩完一個環節就有debriefing，剛才大家有conflict，點解呢？幫他看到自己，原來我是一個很好勝的人，所以我跟別人意見不同的時候，我根本不能夠去聆聽別人」。
只重成績 學生無暇認識自己
但學生出席率不高，「好忙呀，學校又有功課，又要補習又要學琴，我啲時間滿晒」。疫情前，各大補習機構在18區都有分店，黃昏時間補習社前排長龍打蛇餅，譚巧蓮認識的中學生「返學校是副業，補習才是正職」。她說香港教育制度太着重成績，學生忙於溫習上大學，反而沒有時間認真了解自己，「你問他們『將來想點呀？你升上大學想讀什麼？有什麼興趣？』他們好難講畀你聽，因為有很多，但不知道自己適合哪樣，同埋在整個讀書的過程，根本沒有人跟他傾吓，如何認識自己」。中小學課時緊張，追趕課程進度已經掹掹緊，遑論要在課時中加插活動讓學生了解自我，年輕人成長時不清楚發展目標、方向，就容易迷失。
在職年輕人也會迷失，她最新的研究是有關年輕人偷拍的現象，一般人或以為偷拍者的行為出於性需要，但她發現背後有更複雜的原因，「大部分偷拍者講番，他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性，反而是日常生活給他們的苦悶感」。偷拍者說，因為工作時間長且忙碌，每天都重複一樣的工序，身邊沒有人傾訴煩惱，「當自己有問題、困難的時候，搵咩人呢？搵唔到，於是算啦，將問題抑壓，返到屋企又好少跟家人直接溝通，講咩呀咁攰，各自做自己嘢」。生活壓抑而沉悶，他們看不到生活的方向和盼望，希望尋求刺激感，於是犯罪，而偷拍被發現的風險較低，「有一個受訪的年輕人說好像剝出奇蛋，令他有好強烈的成功感，如果無畀人捉」。
偷拍者的偏差行為屬少數，但營營役役、缺乏刺激的生活，相信不少人都有同感，尤其是被困香港的兩年。「香港人係咪應該慢下來，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的人生之餘，有足夠時間跟朋友、家人有更多接觸和溝通呢？我覺得是好的。」在迷失時，找不到生活的火花時，偶爾躺平、慢活，關顧自己的心靈需要，未嘗不是好事，「為什麼要這麼勤勞呢？係咪成日都要有返工無放工，勤勞到咁呀？」
社會要的不止勤勞
在大學任教社工系，她說大學生也十分勤勞，出席率不低，緊張學業成績，「『交功課幾多字呀？你要求是什麼？』問到你呢，好緊張地問」。但課堂上問學生問題時總是一片寂靜，學生沒有信心大聲發問或回答，這也是香港學生普遍現象。香港教育制度鼓勵學生背誦標準答案，學生怕答錯、怕嘗試，但她說大學、社會更需要的是靈活運用知識，靈活的相處技巧，「這些不是勤勞就得，不是一隻牛就得，係要用腦，要食腦，more than食力」。
當成年人指摘年輕人躺平，年輕人不勤勞，「我們以前捱得幾辛苦呀……」她不同意成年人高高在上，以批判的眼光標籤年輕人，躺平或勤勞沒有對錯之分，成年人和年輕人也沒有高低之分，「不要以為我們成年人，你係教授就好叻呀，叻過年輕人，唔係！年輕人有好多我們成人社會值得學習的地方」。她說起曾參與中學的STEM課程，一班中三、中四的女生上了4節STEM基礎訓練課後，要完成一個產品，有一年的主題是時裝，學生學完製作閃燈燈帶後，放進裙子、波鞋，設計時裝秀；又有一年做智能家居，用科技開燈、開冷氣，「她們透過力學不知道怎樣就開到燈……」她笑着說自己完全不懂得原理，不知道如何解釋，但她的學習、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一定不及她們，年輕人的創意更讓她眼前一亮，「你會覺得年輕人的動力、能力好神奇」。
年輕人的特點 可引導和發揮
「就算是delinquent的年輕人，你都有好多嘢可以從他們身上學習，他們有他們的talent㗎，叻過我們啦。」她說有時自己以為只有一個方法，但青少年的轉數快，總能提出其他建議，反問她：「Miss，點解一定要係咁啫？」要找齊人開會，大家姐一句也勝過她十句，「我們都會邀請他們去幫手做義工，搞一啲攤位，總之她應承你的事，她就會做到好好，她們講義氣㗎嘛」。看到年輕人的特點，加以引導和發揮，旁人眼中的「圍威喂」，可以變成領導能力，「你以為她不好的東西，當你鼓勵她，讓她放在一些可以有貢獻的地方，其實她們可以做得好好，不要太過表面」。說起現在年輕人流行不打長工，同時返幾份freelance發展多元興趣，她說自己肯定做不到，「我好佩服佢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