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尼亞導演回顧展 雷杜祖迪撕破文明下的偽善

文章日期:2021年12月17日

【明報專訊】提起羅馬尼亞電影,或許很多人腦中一片空白。百老匯電影中心總監徐匡慈回想10年前和當地導演克里斯汀穆基(Cristian Mungiu)的對話——當時羅馬尼亞的戲院較少,有時候團隊要帶着片源到不同小城市放映。直至2007年穆基執導的《4月3周2日墮胎日記》獲康城影展金棕櫚獎,該國電影正式打入國際殿堂,並獲世界關注及認可。百老匯電影中心適逢慶祝25周年,策劃了羅馬尼亞當代導演雷杜祖迪(Radu Jude)的回顧展,他的作品以批判社會和風格創新為人所知。

雷杜祖迪年僅44歲,新作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獲今屆柏林影展金熊獎,而電影女主角Katia Pascariu亦獲《紐約時報》選為2021最佳演員之一。徐匡慈說,雷杜祖迪的作品很切合電影中心的宗旨,中心自1996年創立以來希望為影迷提供主流以外多樣的選擇。「我們希望觀眾離開電影院時仍在談論那部電影,帶着疑問和反思,到底裏面說的事和自身有沒有關係。」

「我們看何謂一部好電影,有很多面向,固然手法上的創新很重要,另外有沒有對周遭社會的人文關懷?如果拍得很唯美,但沒有背後的信息、很空泛,那是否一部好電影?我有很大保留。」他形容看雷杜祖迪的作品時,會覺得他是指出了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拒絕遵從社會規範的思考模式,質疑主流政治論述是否正確。「他用不同電影和角度嘗試指出其實社會遮蓋了很多事,這也是我們覺得作為電影導演和文化工作者很重要的角色。」

觀賞門檻不高 批判權貴精英

雷杜祖迪揭示了羅馬尼亞根深柢固的問題,但觀賞他的電影門檻不高,策劃名為「羅馬尼亞啟示錄!」的回顧展,正因他的作品很在地也很普世。徐匡慈以各國右傾極端主義和當權者打壓異見者等為例,指出「社會權力結構令群眾忘記自己如何做人。觀眾不需要認識羅馬尼亞歷史,今日世界各地都可以感受到」。是次策劃並安排了以色列紀錄片導演Avi Mograbi和雷杜祖迪網上對談,前者長年批判猶太復國主義,與雷杜祖迪對大民族主義的質疑不謀而合。

在雷杜祖迪短短執導生涯19年,已製作了9部長片、13套短片。他取材的故事往往是描述被社會背棄、群眾批判的人物,新作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講述一名精英學校的教師,因與丈夫的色情影片流出,被家長公審要求引咎辭職。導演野心頗大,在電影最後一幕的家長會議中,連環挑起羅馬尼亞橫跨各階層和歷史脈絡的社會問題,包括種族仇恨、厭女和恐同、宗教守舊、極右民族主義、否定大屠殺歷史、貧富懸殊和知識分子精英主義等。

權貴和精英不敢直面歷史的全貌,僅抽取美好純淨、有利於建構民族身分的部分事實,去營造所謂的民族英雄和文學巨匠。女主角作為歷史教師的角色設定,更能對視這種矛盾。因為有違精英家長的既定認知,他們紛紛拒絕承認國寶級詩人Mihai Eminescu曾以情慾為題寫詩,並指控歷史科教師思想低俗淫穢,揑造事實來污衊詩人。

女角游走城市 透視規劃混亂

徐匡慈說電影令人印象深刻的反而不是主角,而是指摘她的人:「她是一個引子,像磁石,引出這些恐怖的狀態。這些有話語權的中產階級、社會精英,有軍官和機師。最後一場公審卻暴露了,在很文明的面具下的歧見和惡魔。」雷杜祖迪反覆刺向他們高高在上的姿態,展現表面自由民主的社會裏,仍有歷史傳流下來對性別和種族等極為保守的看法。

羅馬尼亞在近代經歷過統治者和政體的多番更迭:從19世紀的王國,一路走到法西斯政權、共產獨裁,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後如同其他東歐國家,逐漸走向民主體制,國會和總統由選舉產生,過渡至資本主義後2007年正式加入歐盟,社會肌理和民智或許依舊。「換了這些統治者、不同的軀殼之後,人民骨子裏是什麼?我想這是導演想說的事。」徐匡慈說。

他形容雷杜祖迪幾部著作的共通點:「有點像公路電影,其實重點不在司機,而是他沿路遇到的人事物。」微觀個人以外,雷杜祖迪的鏡頭也十分寬闊,女主角在街道的步伐,提供一個切面讓觀眾探視城市混亂——商業廣告與宣揚大民族精神的海報並列;新舊建築並置突兀感,例如尼古拉.壽西斯古(Nicolae Ceaușescu)掌權時拆除舊城以興建人民宮。曾到訪羅馬尼亞的徐匡慈引述當地人說,首都布加勒斯特是一個沒有規劃的城市;而即使加入了歐盟,羅馬尼亞仍被界定為發展中國家,電影亦忠實地展現國家未成熟的狀態。

蒙太奇構建史實奠基之一

雷杜祖迪的首部劇情長片《世上最囧的女孩》(The Happiest Girl in the World)便以一名渴望獲得汽車的少女為主角,游走在不同場景,表達國家過渡至資本主義後,扭曲了的社會面貌。另一部電影《塗鴉少年秘密檔案》(Uppercase Print)則講述一名16歲高中生在牆壁塗鴉了反政府標語,被秘密警察調查後審判,身邊的同學、教師和家人要盤問和指證他的故事。徐說,不論是教師抑或少年,雷杜祖迪意不在描繪「大衛與歌利亞」式的聖人故事。「他的獨特在於挑戰社會的偽善,偽善的根源在哪裏?偽善的面貌是怎樣?」在他看來,雷杜祖迪透過作品道出社會中跨階層的光怪陸離,批判人民出於恐懼和當權者以愛國作為幌子的操控,相比挑戰國家機器和獨裁政權,聚焦在人民思維可能更具爭議。

雷杜祖迪風格也極具實驗性。「把兩個或更多圖像並置進而組成一個新的概念,而此概念無法靠單獨影像來傳達,只有合併時才能完整地表述。」雷杜祖迪在回顧展的導言中,如此解釋自己偏好蒙太奇及運用紀實片段的表達方式。他亦引用藝術史學家Georges Didi-Huberman對蒙太奇作為敘事的嶄新範式:「蒙太奇將成為構建史實的其中一個奠基。不似神學,它沒有簡單單一的解答,卻突顯了時代的謬誤、相互交疊又矛盾的時間線,以及這類荒謬如何影響了不同的人事物。」

徐匡慈解釋,雷杜祖迪很強調蒙太奇不是剪接,用意並非推進故事,而是兩個不同的影像並置,從中製造出新的影像,誘發其他不同的想法。《塗鴉少年秘密檔案》除了少年的主線,同時交錯剪輯了同年代的國營電視台片段,包括宣傳片、歌舞片段、政治會議,建構出多聲道、虛實交錯的敘事,而這些片段也和應到故事的主軸。

古今虛實並置 誘發思考

「掌權者打壓異見者時,國營電視台宣傳講到歌舞昇平、國家很偉大、物質豐饒,氣氛嘻嘻哈哈。兩者加起來,故事已經多於這個男孩在1981年經歷過的事,而觀眾也見證到羅馬尼亞當時的狀態。甚至拉闊來說,一個國家機器操控自己群眾的思維,最後會怎樣?」徐說導演的實驗風格不是純粹為了賣弄技巧,而是嘗試以適合的手法說故事,甚至刻意設法令觀眾出戲,打破第四道牆,因為要避免觀者像看娛樂片般投入另一個時空,而必須持續與現實對話。雷杜祖迪喜歡用蒙太奇、古今虛實並置,因為他覺得歷史不斷循環,有些議題在不同年代都會反覆出現。《押奴記》(Aferim!)便為一例,背景設於19世紀卻用以借古喻今,講2015年的議題。

除了雷杜祖迪的作品,回顧展同時放映1960至70年代冒起的新浪潮影人作品,它們直面批判社會現實,對雷杜祖迪以至新生代導演的創作影響深遠。在最後一名共產獨裁者壽西斯古掌權後,羅馬尼亞享受過短暫的創作自由,直到1971年壽西斯古針對規管社會意識形態的演說,象徵當地文化革命的開始。影視作品旋即受到國家的審查,政策包括禁止公開放映荷李活電影。然而,它們仍於黑市流傳,一卷錄影帶反覆拷貝,幾個街坊朋友窩在某戶秘密觀看極低清的影像。Chuck Norris vs Communism這部紀錄片就是講述這段歷史軼事:一個傳譯員日間為政府工作,夜晚為成千上萬的黑市電影配音,並成為陪伴一代人成長的聲音。

在社會壓抑之時,對文化作品的需求或許更大。今年5、6月電影中心舉辦過比利時導演桑堤艾格曼(Chantal Akerman)的回顧展,徐匡慈說當時收到觀眾意見,表示對東歐議題有興趣,也間接鼓勵了今次策劃。 「一個國家、社會如何面對過去,無論是創傷、錯事、悲劇也好;這也是我們現在也需要理解的。」他說。

文:王靖

編輯:蔡曉彤

美術:張欲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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