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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00年前的1922年，英語文壇風起雲湧，1922年2月2日，喬伊斯（James Joyce）的現代主義長篇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單行本，由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出版，面世當天正好是喬伊斯40歲生日。1922年10月15日，詩人T.S.艾略特（T. S. Eliot）名作《荒原》（The Waste Land）在《標準》（The Criterion）雜誌面世，迅即驚動文壇。這兩件文學界大事，肯定了1922年對於世界文學，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一個事實，可以從不同角度和方向觀察。2017年，書評人比爾高士甸（Bill Goldstein）推出著作《世界一分為二：胡爾芙、艾略特、勞倫斯、福斯特，以及改變文學的一年》（The World Broke in Two: Virginia Woolf, T. S. Eliot, D. H. Lawrence, E. M. Forster and the Year That Changed Literature），書中用了4位英語文學家的生平和創作為切入點，細論1922年如何成為現代文學的分水嶺。
《世界一分為二》的前言開宗明義說：「有些年份被認為是歷史上的關鍵點——1492、1776、1865、1914、1945、1968。1922年是文學史上的分水嶺。」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並發表；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奴隸制廢除（愛爾蘭詩人葉芝W. B. Yeats在這一年出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68年是全球各地政治運動此起彼落的一年。
1922年的文學故事有許多，高士甸以胡爾芙、艾略特、勞倫斯、福斯特4位文學家為焦點，他們在這一年發揮了不一般的創作力，而高士甸的着眼點不是出版，而是寫作。他們4人在1922年年初都處於極度沮喪之中，感到不知所措。但突然之間，他們都有所改變，胡爾芙開始寫作《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而福斯特就重拾舊稿，寫作《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高士甸說他們二人閱讀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第一卷，激發了他們的靈感，自1922年起一直持續。至於勞倫斯就開展長途旅程，在逗留澳洲期間，寫作帶自傳色彩的小說《袋鼠》（Kangaroo）。艾略特當然是與身處巴黎的龐德（Ezra Pound），大手筆修改《荒原》了。
高士甸翻閱大量文學歷史材料，回望4位文學家在1922年的轉折，他道出這4位文學家「創作上的掙扎和勝利，以及私人的戲劇性事件——神經衰弱、慢性疾病、極度孤獨、離群索居和抑鬱，更不用說愛情與婚姻的難關，以及法律和財務問題——背後隱藏着一個共同的幽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災難，到1922年，也就是停戰將近4年後，他們每個人都終於能夠創造性地應對了」。
我也不妨引述書內書外的相關資料，看看4位文學家如何走出個人的重重困境。
意識流與新視點：胡爾芙《達洛維夫人》
1922年，胡爾芙40歲了，與政治理論家倫納德（Leonard Woolf）結婚10年，夫婦二人創辦的賀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恰恰5周年。好事多磨，踏入新一年，胡爾芙就為感冒所折磨，臥牀不起，甚至被死亡的思緒分散了注意力。
1922年，胡爾芙動筆寫作《達洛維夫人》，1925年出版單行本。她用了新的意識流手法創作，小說的主結構是克拉麗莎．達洛維（Clarissa Dalloway）的一天，在這一天，達洛維夫人準備在家中舉行晚會，而透過達洛維夫人的意識流動，我們了解到她的過去與人生，包括拒絕了與彼得結婚。而另一方面，胡爾芙刻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役軍人塞普蒂默斯，他由於戰爭的創傷而有幻覺，在精神失常下自殺。
胡爾芙受了普魯斯特的影響，但走出了她自己的文學道路，在10月14日的日記中，胡爾芙寫道：「《達洛維夫人》已構思成了一本書，在這本書裏我要進行精神異常和自殺的研究，並同時通過健康者和精神病患者的眼睛來看待這一世界——類似這樣的內容。」
繼續寫下去：福斯特《印度之行》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最漫長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看得見風景的房間》（A Room with a View）和《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4部長篇小說出版後，福斯特有10多年未見新的長篇小說面世。此期間世事天翻地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福斯特是良心拒服兵役者，在埃及亞歷山大港的英國紅十字會工作。
1921年，福斯特第二次造訪印度，擔任印度德瓦斯的摩訶羅闍（Maharaja，大君）杜科吉拉奧三世（Tukojirao III）的秘書，1922年，福斯特回到英國。此時福斯特一蹶不振，難怪胡爾芙在3月12日的日記說：「我們認為他情緒低落，幾乎到了委靡衰弱的地步。我想，43歲回到韋布里奇（Weybridge），回到離車站一英里遠簡陋的家，回到愛挑剔而嚴厲的母親身邊，失去了印度王公所享受的尊敬，沒有小說並且失去了創作小說的力量——確實令人垂頭喪氣。人到中年讓人不能不感到恐懼。」
《世界一分為二》中提到兩件事情，呈現出福斯特的狀態，一是詩人沙遜（Siegfried Sassoon）請求羅倫斯（T. E. Lawrence）的允許，與福斯特分享尚未公開出版的羅倫斯自傳《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羅倫斯同意，因為他回想到自己對《霍華德莊園》的欣賞，但羅倫斯又有些懷疑：「作者不是早就死了嗎？」彷彿，福斯特過着死後的生活。
另一件事是，3月25日，福斯特寫信給胡爾芙的丈夫倫納德，要求見面：「我想和你談談我的情况。我不太願意諮詢其他人，我知道如果可以的話，你會幫助我的。……禮拜五你會在城裏嗎，如果可以，我們可以一起吃午飯嗎？」倫納德記錄了他在3月31日禮拜五的活動：「早上工作，與福斯特午餐，福斯特談論他的寫作。」倫納德給福斯特兩個建議：放棄新聞業的工作，並通讀他自己的印度散稿，繼續寫下去。這些印度散稿，後來成為了福斯特最出色的小說《印度之行》。
《印度之行》的故事是這樣的：穆爾夫人（Mrs. Moore）和阿德拉．奎斯蒂德（Adela Quested）一起來到英屬印度的城市昌德拉普爾（虛構的地方），探望擔任殖民地官員的穆爾夫人兒子朗尼（Ronny Heaslop），阿德拉要看真正的印度，也考慮要不要和朗尼結婚。她們與一位年輕的印度穆斯林醫生阿齊茲（Dr. Aziz）成為朋友，阿齊茲邀請她們一起去遊覽馬拉巴山洞（Marabar Caves）。在幻覺之中，阿德拉感覺受到阿齊茲的侮辱，阿齊茲被拘捕，由此引發了審訊，英國殖民統治者與印度人之間的矛盾白熱化。當地的公立學校校長菲爾丁（Cyril Fielding）是阿齊茲的朋友，他相信阿齊茲清白無辜，而終於認清了事實真相的阿德拉也向法官撤銷了指控，阿齊茲的冤案告終。可是，阿齊茲認為菲爾丁與自己的仇人阿德拉關係深厚，對菲爾丁產生了芥蒂，菲爾丁也回到英國。小說的最後，菲爾丁和阿齊茲難得在印度茂城同遊，他們談到政治問題，阿齊茲相信印度要脫離英國，成為獨立的國家，到那時候，他們才成為朋友。
《印度之行》在1924年出版，令福斯特獲得重要的詹士泰特布萊克紀念獎（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福斯特取得成功，走出了創作的瓶頸。60年後，英國導演大衛連（David Lean）拍成電影，這是大衛連最後的作品。
漫長旅程：勞倫斯《袋鼠》
勞倫斯一直憤世嫉俗，他更喜歡自然世界。他第五部小說《戀愛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是《虹》（The Rainbow）的續集，1920年11月，在美國先推出，同月，勞倫斯致出版人塞爾策（Thomas Seltzer）的信中說「這是我最好的一本書」。可是，當1921年6月，《戀愛中的女人》在英國上市，隨即劣評如潮，銷量也不濟。
1921年底，勞倫斯收到美寶道奇（Mabel Dodge）的信，信中邀請勞倫斯到美國新墨西哥的陶斯（Taos, New Mexico）一住。美寶道奇是個闊太太，她讀到勞倫斯的遊記《海與薩丁尼亞》（Sea and Sardinia），而想到找他到陶斯，寫一寫當地。她的提議正合勞倫斯之意，在回覆美寶道奇的信中，勞倫斯說1月或2月起行，他要離開歐洲，他要踏出下一步，而且他喜歡Taos的名稱。
美寶道奇給勞倫斯的那封書信文獻已佚失。但從勞倫斯給朋友卡斯韋爾（Donald Carswell）的信中，可略知內容：「從新墨西哥的陶斯給我們來了信。她說，假如我們願意，我們在那兒可以住上一幢家具齊備的磚砌房子，還可以得到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陶斯似乎在一座山上——海拔7000英尺——離開鐵路23英里——在那兒有一個600人的自由的印第安人部落。她告訴我們那些印第安人很有意思，他們崇拜太陽、求雨，還沒有受到現代文明的侵蝕。」
從高士甸的《世界一分為二》以至勞倫斯的書信，可以知道勞倫斯舉棋不定，他的朋友布魯斯特（Earl Brewster）邀請勞倫斯去錫蘭（斯里蘭卡）小住，那麼他要往東方去，還是往西方去呢？他更想去錫蘭尋求平靜，於是，陶斯之行變成下一步了。
由1921年聖誕節起，勞倫斯就患了流感，未能在1月隨船起航，結果2月才起行。船上的旅程愉快，他抵達錫蘭，又覺得氣候和環境不合適，6個禮拜後，勞倫斯轉到澳洲，在當地重投小說的世界，快手寫完《袋鼠》。終於，勞倫斯在9月抵達新墨西哥。他給福斯特寫信，說「我感到這地方非常陌生，但也漸漸習慣了這種陌生感」。
1922年，勞倫斯展開了漫長的旅程，不斷探索，他似乎沒有寫下十分驚人的小說作品，但也快將完成了個人尤其重要的詩集《鳥、獸、花》（Birds, Beasts and Flowers）。對他個人來說，美國之旅解決了他的窮困，因為《戀愛中的女人》在美國的銷情很好。
憂鬱的自傳：艾略特《荒原》
1888年，艾略特生於美國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他在哈佛大學獲得學士與碩士學位後，一度在巴黎的索邦大學參加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哲學講座，其後他回到哈佛，順理成章攻讀博士學位，1914年是重要的一年，艾略特到牛津大學墨頓學院研究哲學，又與龐德首度見面。1915年，艾略特與舞蹈家維維安．海活（Vivienne Haigh-Wood）結婚，這段婚姻沒有帶來幸福快樂，但是帶來了詩，當然，就是《荒原》。
1916年，艾略特的博士論文寫好了，但他無意回到美國，口試不了了之。艾略特在勞埃德銀行（Lloyds Bank）工作，1921年10月，艾略特因為神經衰弱，向銀行請了3個月假，他途經巴黎，探望龐德，再到瑞士洛桑治療，1922年，艾略特折返巴黎，工作依舊，就是與龐德修改《荒原》。
6月23日，胡爾芙在日記中，記下艾略特朗誦《荒原》一事。胡爾芙欣賞詩作，也寫了一起聆聽的朋友瑪麗赫捷臣（Mary Hutchinson）的話：「這是艾略特的自傳，憂鬱的。」艾略特同意，他將自己的人生投入到詩中，詩中引經據典，不易理解，而同時詩中有對當時社會、精神領域、男女關係等等的看法。
艾略特將《荒原》發表在自己主編的《標準》雜誌創刊號，取得注目與成功。
高士甸的《世界一分為二》以艾略特《小吉丁》（Little Gidding）的兩行詩作結，《小吉丁》是《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的最後一首，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以時間、宗教啓示和救贖為主題。我引錄原作與張子清翻譯如下，對我們有一定意義。
For last year's words belong to last year's language
And next year's words await another vo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