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文化博物館正門的李小龍像，新亞書院的唐君毅像、中山紀念公園的孫中山像……這些巨匠名人的身影和精神面貌，都由雕塑家朱達誠刻鑄留存。雕像的矗立與倒下，他親歷不少。一九六五年於湖北美術學院雕塑系畢業的他本要留校任教，但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被派到山區學習改造，一年後回到校園，只見大衛像、維納斯像等「封資修」物品全在操場被砸爛，老師已被批鬥一輪，同學在喊口號，文革正拉開帷幕。活到耄耋之年，他見過、雕過許多作品，最拜服還是米高安哲羅和羅丹，「在歐洲、羅浮宮看到大師作品，感動到不得了」。時間證明雕像的精神不會過時，現在內地多間美術院校，仍倬立着維納斯、大衛像或「沉思者」。
熱愛每個親手造的像
朱達誠說，雕像不同其他藝術媒介，着重與人的互動交流，讓觀者感受其事迹和對該地方的貢獻，「難得有個公眾場合，如果造得不似，就不應白佔位置」。新亞書院的唐君毅像迎風昂首，立於行人道旁邊的草地，面朝他生平最關心的莘莘學子。眉頭和嘴角緊鎖，有風雲感會的氣派。「唐先生的弟子提供了他望向大海的相片，我便以此為依據。」銅像於二○○九年奠立，勞思光也有出席，當時學生已說將來想為勞先生造像，請朱達誠多看兩眼，並拍下數幀照片。朱達誠記憶中的勞思光溫文儒雅，於是他提議在未圓湖畔的樹蔭下設置坐像，合手翹腳，面帶微笑。本來中大已不再在校園立人像，唯獨這次破例。「兩位大師性格不同，但學生見到雕像時，都會覺得他們就在面前。自己親手造的雕像，我都有好熱愛的感情。」
每次塑像前，他會視察環境，決定銅像和底座高度，確保配合安放的地點，兩者諧協。內地早前有座接近六十米高的關公像，他說「完全離晒譜」。為慕光英文書院造的杜學魁夫婦像、英華書院的馬禮遜牧師像，他都刻劃得平易近人，讓師生倍感親切；中山紀念公園的孫中山雕像則背海面山，聳峙莊嚴。香港童軍中心大堂有座昂首闊步的童軍像，是他一九八四年來港後首個雕鑄的人像。朋友引介他與當時的童軍領袖見面：「他穿了制服和親自做童軍動作，一見就覺得幾有特色，可以做。做了他生動帶領兩個幼童軍邁進的模樣。」與作品交流的不僅是觀者，他每次離開工作室，也會跟雕像說再見；雕刻一個人物的時日久了，會不期然跟它聊天。
為不同時期的孫中山造像
朱達誠大部分作品和文獻都已捐給家鄉的湖北美術館，放在工作室的多是心頭好，如孫中山的相片和模型。其中有幅是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回港下船的留影，位置是第一代中山紀念公園附近的三角碼頭。他向學者章開沅請教孫中山事迹時得到這張相片的複本，以此作為紀念公園雕像的原型。後來，孫中山紀念館又邀他造一個十七歲、在香港求學時期的孫中山像，「當時是清朝，這個好特別，全世界的孫中山像沒一個打長辮的」。雕像頭戴瓜皮帽，挾着線裝書和英文字典，帶出孫中山學貫中西，這細節為人擊賞。最讓朱達誠鼓舞的是，台上揭幕嘉賓讚許香港也有雕塑人才，「因為以前都是找外國人來造的」。他亦估計自己是首個為外國人雕銅像的香港人，現在遮打大廈中遮打爵士的半身像即出自他手。及後，夏威夷孫中山基金會成員到訪香港，也請他雕一個年輕孫中山像放到夏威夷的紀念公園；孫中山母校伊奧拉尼學校則請他雕了十三歲模樣的孫中山銅像，置於校園。他認為這證明了世界華人對孫中山的緬懷，「辛亥革命改變了幾千年的帝制，改朝換代的一個人，是我在香港最受感動的一個像」。
造像重現李小龍經典動作
三座年輕的孫中山像姿態有別，但都挺胸邁步，下襬揚起，寄喻他風塵僕僕，為國奔波的情狀。然而，這些都不及朱達誠為文化博物館所雕的李小龍像生動。彼時尖沙嘴已有一個李小龍像，「覺得有壓力，別人的已經擺出來了，我又要做一個經典、樣子不同的」。他花一個月把李小龍電影看一遍，經常合眼想像功夫巨星的神韻：除了尖沙嘴那種防守姿態，還應主動出擊，速戰速決。他發現許多電影中都有踢腿，就請教認識李小龍的武師和徒弟，得他們認同這的確是經典動作。但雕像表現動態向來不易，現在更只能一隻腳着地，「所有李小龍像都是兩腳站地，好穩當。我知道這難度高，應該沒人做過」。他先完成草圖和小模型，再處理1：1原大的頭部，刻劃那疾惡如仇的神態，得館方同意後，始到工場製作全身。
經他手的人像，他都由衷欣賞其成就和社會意義，「我都是懷着激情來做」。SARS時，他想為殉職醫護造像，希望將他們的容貌留下，給香港人紀念。他輾轉得到區議員幫忙，取得六位醫護的生活照，包括謝婉雯醫生的結婚照，得以參照她的側面和背面來刻鑿。完成後，他請各醫護的家人來看。有一對子女為母親的人像爭拗，他便給那兒子遞上泥，讓兒子修改，「他真的拿起泥在揑，說：『我媽咪的顴骨高啲。』我在後面看着他親手造母親的頭像，眼淚都流出來」。雕像都捐給政府，現在放於香港公園。
港缺雕塑人才 嘆年輕人無機會
朱達誠說雕像甚少搬移，李小龍像是個特例。它最初放在博物館展廳，之後場地續租，惟雕像被搬到門外，風吹雨打下已變色剝蝕，要定期修繕。「這個用玻璃纖維造，當年是為放室內的。現在連李小龍紀念館都搞不成。」他說香港不乏值得鑄像的人物，如今屆奧運的冠軍選手、光纖之父高錕，也有不少可安置雕塑的公共場所、公園、迴旋處或大堂，但當代藝術的勢頭太大，M+裏連一個寫實人像也沒有，「有的是諷刺、引人一笑或不齒的，當代藝術好多都這樣。沒有令人站在前面，看完有交流感動的。現在不強調這種作品，雖然寫實人像沒過時，而且好需要，但政府沒這個要求」。他不否定當代藝術，但問道：「你強調當代藝術、沾沾自喜時，有沒有地方放值得深思、紀念、對香港有貢獻的英雄人物呢？」
內地畢業生幫忙造中山像
現在委約他的多是私人機構，鮮見公共項目。他為今天默默無聞的年輕人抱不平，因以前尚有公開比賽，徵集大家提交的設計方案。像他在香港的第二件作品，是參加九龍公園雕塑比賽獲選的《天地之舞》。他相信即使做陶瓷或繪畫的，也有潛質設計雕塑，但現在的行規是由建築師包攬或介紹熟人來做：「因不流行做人物，講當代藝術，建築又多數直、橫線，只要來個流線型就可以。」大學課程重觀念多於寫實，沒有專門的雕塑系。他雕孫中山像時，還得在內地找美術學院的雕塑系畢業生幫忙。
人像總被捲入浪潮
銅像的象徵意義隨時代而轉變，也是人們不造人像的原因。光是去年已有民主女神像事件；台灣蔣中正銅像、孫中山銅像引起紛爭；邱吉爾、哥倫布、傑佛遜等英美歷史人物的銅像被針對甚至拆除，人像總是捲入浪潮中。朱達誠說藝術品本應永恆，政治動盪、群眾和政客的變化不應決定它的生命。「如要拆下來，可能的話，我會留起銅像的頭，另外收藏，因畢竟是藝術品，是藝術家的心血，一般來說都應尊重。」他記得俄羅斯公園堆滿了拆下來的斯大林和列寧銅像，如同垃圾，但其實雕塑家的手工精湛，殊為可惜。「被政治家左右的事，只能說是遺憾。所以雕塑家只能完成自己的責任，最後人像命運如何，不由雕塑家決定了。」
他清楚記得在香港掙到的第一筆錢是一千六百元，他用一千二百元買下「發夢都想要的相機」，只留四百元給太太。那是因為學雕塑時經常做泥塑習作，做完後就拆掉，「一個影都無，不像學繪畫的可以把畫紙收藏」。他許多泥塑作品都只有相片記錄。現在藝術家不碰人像，轉向裝置、抽象藝術、多媒體，連他自己也實驗草書書法雕塑。媒材講環保、輕盈，「不用太原始的材料，銅啊石啊」。但他還是堅持造銅像，覺得材料要與內容一樣，抵得住時代洗禮。
八十年代來港 受盡冷眼
一九八四年來香港時，他只為與家人團聚，「沒想太多，但覺得自己學雕塑多年，應該有機會」。他師承錢紹武和張祖武，後者與劉開渠、徐悲鴻一脈相傳，「他們教我的方法，都是歐洲的方法」。操普通話的他在香港受人冷眼，雖然在昔日主題公園「宋城」蠟像館謀得維修蠟像的工作，但某天蠟像的塑膠首飾不翼而飛，他又遭嫌疑、警察查問，至今說起仍悒鬱不忿。做不滿三個月，就轉到一家石膏雕塑設計公司，「總算跟雕塑有些關係」。由宋朝跳到童話世界，設計了很多巫婆、小鹿、耶穌等他笑說「古靈精怪」的玩偶，那些石膏手辦他仍留着，部分已斷裂，「因為是香港第二份工，很有紀念價值。老闆對我非常好」。他一邊上班，一邊參加雕塑比賽，也兼任雜誌《美術家》編輯。一九九六年回歸前，老闆結業移民，留下一筆獎金給他成立工作室。
淺白教學法源自下鄉經歷
來香港一、兩年後，他獲香港視覺藝術中心邀請教成人雕塑班，後來報名的學生多得要抽籤。他用速寫助學生理解雕塑，學生說沒遇過老師如此清晰講解，手把手地教他們修改作品。有年暑假，兩個台灣學生來上課，回台灣前給他寫信致謝，說台灣沒有這樣的老師，朱達誠便認定自己的教法正確。這種教法來自文革時期，他沒法教書，就在農村教農民用泥揑雕塑，把五年的大學課程簡化為短期班。他把這套淺白易明的教法帶到香港，用在香港藝術館和大學進修學院的雕塑班也奏效。
雕塑不能坐着造，人要高低走位，遠近觀察，他開始自覺體力有限。今年八十歲的他，每早九時回工作室，六時回家，星期天休息，按部就班工作，「不能迫得太緊，做不出好作品」。他的工作室有面可以移動的大鏡，這是他自己摸索的方法：「我教的學生個個都有面鏡。」他解釋人有視覺差，尤其是看立體事物。雕塑家長期定眼看着雕像，會眼睛疲勞，原以為對稱的雕像眼睛和嘴角，反映到鏡子裏就看到高低不一。人貴在自省自知：「鏡子反過來提醒我。像老師看學生作品一樣。」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