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除夕晚我等睇ViuTV倒數節目，MIRROR和馮允謙出場前，瞄了一眼家人正在客廳電視機收看的芒果台倒數節目，它是大陸電視行業的先驅。嘉賓不少都是我們熟悉：容祖兒、Twins、陳小春、張智霖、林曉峰；G.E.M.和陳偉霆在江蘇台；東方電視台有譚詠麟、呂方、李克勤、古巨基。屋企長開湖南衛視和江蘇衛視，「港星」長年都是常客。粗略一算，他們都是1980年代至2010年代初已在香港竄紅的一二線明星。聽說英皇藝人和楊千嬅等都已定居上海。相對來說，1月1日我千辛萬苦迫入亞洲博覽館入場睇「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2021」，似乎只是在看一堆地位都要低很多的「新星」，但他們一出場歡呼聲幾乎要震爆個場。廣東歌復興和追星熱潮，除了逃避現實還有什麼？
你最近聽陳奕迅，有無覺得有點outdate？
不是兩星期前YouTube演算法派給我，我也不知道陳奕迅在12月17日有場30分鐘的網上直播慈善音樂會。在網絡文化發達帶來分眾，香港人周圍聽韓國台灣美國音樂以前，陳奕迅應是香港最後一個「一統天下」的巨星。他是70後、80後和部分90後的共同語言，演唱技藝也是首屈一指。所以當他支持新疆棉時，很多人都心碎了。
我始終相信好作品能超越一時一地，指向人類最基本的愛恨情慾，這就是所謂經典。我點進去聽，依然好好聽，卻隱約覺得我們之間好像有層隔膜。身邊幾位朋友最近也有同感，卻說不出所以然。根據「立場新聞」12月「至少有歌」系列，自從3月25日發表新疆棉言論，陳奕迅的幾首首本名曲播放率下跌三成後從未回升，下半年更首度跌出Spotify播放率200大。
我由小學已經習慣全世界的流行、indie、古典、電子、爵士什麼都聽，聽歌對我而言沒有語言類型之分，反正我只聽最好的，我不特別需要廣東歌。直到去年初遇上柳應廷前年的「物語三部曲」，特別是某報2021年6月底停刊，一邊散步耳畔一邊播放《迴光物語》，聽到「遙遙盼望沒有光 茫茫宇宙它破滅 成全美好」流下淚來，我才知道原來我需要廣東歌，而且是此時此刻的廣東歌。
以前好憎那些反覆說「只要睇開啲努力啲就沒有解決不到的事」的勵志歌，將所有逆境簡化成不幸或私事，事實上很多難題，除了個人責任還有社會結構因素。例如患病，跟醫療體系有沒有關係？例如破產，除了自己理財不善，跟社會福利保障不足以及鼓勵投機有沒有關係？
正如鄧鍵一2021年12月30日在《明報》論壇版發表的「大眾娛樂作為另類公共」文中形容，娛樂工業一直處於尷尬位置。批判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及當權者結合而成的意識形態主導流行文化本質，叫人接受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和剝削；另一方面娛樂工業為了賺錢，生產過程粗製濫造，內容膚淺重複，消費流行文化的模式亦是買買買向偶像的代言產品進貢，多狂熱少理智。研究美國民主的學者Robert Putnam認為，流行文化與理性思辯背道而馳，不利孕育社群間的連結，不利思考社會及公共事務。你可以將追星和聽歌理解成暫時忘記日常生活的憂慮，放鬆一下，同時也可以說是對公共事務麻木，變身港豬。這也不就是人們說追星膚淺，娛樂至死的原因？
但當看到RubberBand唱Ciao、C AllStar唱《留下來的人》現場亮起的燈海，MC $oho & KidNey說「香港management不好」等時大家的反應，我無法相信在場的人是在逃避現實。相反他們是以另一種方法走入公共、走入彼此之中。
共同的創傷，共同代入一首歌
30幾年前張學友的《壯志驕陽》都是關於出國留學打拼，雖然愛情、親情、事業、疾病這些個人問題依然永恆，但今天Ciao、《留下來的人》、岑寧兒《勿念》中述說移民所告別的，不止是個人的親友，而是整個香港崩壞中的標準和價值觀。2019年後香港走上一個分水嶺，如果你是同道人，我們就在分享根源一樣但以各自形式展開的創傷。今天「勵志歌」闡述和回應的，是一種集體的情感；同時流行文化本身就是追求跟大多數人溝通的展示。既然有共同創傷，勵志歌想撫平的心意、想傳達的感情就變成一種表演者和大量觀眾之間，還有大量觀眾與觀眾之間的共同經驗。
頒獎禮一些感言和作品之所以成為話題，是因為它們能置於這個城市一些現象和暗湧之中理解。MC $oho & KidNey的「管理好緊要」、張敬軒感謝香港朋友、姜濤的Master Class，甚至是Gareth.T的電子和爵士風，都是對固有勢力或剛或柔的反撲。做好廣東歌之所以動人，因為曾經我們只是着眼幾百萬人的小市場，反而迸發出創意火花；因為近年大灣區太美好，叫人忘了曾經我們可以做「亞洲第一」。做好和支持廣東歌講了好多年，但今天這番話的脈絡是城市的命運：我們是否必要走努力融合搵錢的路？
有些歌和樂隊講得比較白，有些則比較言人人殊。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創作者的原意，但觀眾卻會抓住一些蛛絲馬迹。例如2019年姜濤一身黑衫在屋企附近的港島街頭被警察查身分證被攝下，姜濤從未表達政治立場，但至少這是當時很多人的共同經歷。我不知道文首那些1980至2010年代初的一二線的香港藝人2019年下半年在哪，我知道的是他們沒有被拍，不少人在微博高調護旗，而如果他們當時已經將重心放在大陸市場，那我猜他們很可能沒有我們的類似經驗。「立場新聞」訪問一位沒有再聽陳奕迅的聽眾，她說：「我覺得他已經不能再代表香港。」
又例如柳應廷，他對公共事務也是隻字未提，但卻反覆說要用作品唱入大家的心，他的作品《迴光物語》、《水刑物語》和《人類群星閃耀時》與多場過往音樂會翻唱《聽風》、《青春頌》和Let Us Go Then You and I等都反覆出現關於力量、絕望與希望的歌。他前幾天在Instagram刊登的2021年回顧就說：「大家都經歷過很多，但我生於這城市，很愛這地方，大家都要重新振作。」這番話其實任何立場的人都能代入，但有心的聽眾從他的作品以及這些話就能想像，柳應廷所唱的正是我所想。
一時一地的情緒 構成文化的重要部分
研究當代文化的學者Raymond Williams在1980年的著作，描寫20世紀前半一班英國文人、哲學家等組成的Bloomsbury Group如何走在一起，他花了很多筆墨解釋這班人之所以成為一個群體，除了有共同的理念和行動，還有很多比較虛無的東西建立群體內的氣氛和關係。Raymond Williams提出的structure of feeling打開了後來學者很大的缺口：除了以意識形態、生產關係、制度、理念、文獻、理性思辯等研究文化，不能忽視的是在一些特定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脈絡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感覺到的情感經驗。
Structure of feeling所克服的，其實是一種社會科學傳統的二元對立，搭建一座更好地理解文化和生活的橋。這種二元對立關於公共與私人：政治事務就是公共，追星和聽歌是私人；也關於理性與感情，理性就是思考政治事務的工具，感情就是衝動而難以理解，難登大雅之堂。
傳統上思考文化，我們慣用生產關係和物質條件、科技、制度、文獻等客觀、實體而理性的進路理解。但只靠這些進路難以捕捉文化的意涵如何經常都在改變。
將叱咤台上的得獎歌手與在大陸電視台跨年演出的港星相較，恍如親歷一次改朝換代的典禮。上一個里程碑也許要數到標誌着網絡文化可以與主流媒體分庭抗禮之時的2016年1月的毛記電視頒獎禮。但實際上這6年間，資本、制度、科技等未見明顯改變，依然是吃人的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制度、電視台和電台依然需要靠政府發牌（所以無可能被歸為一種顏色）、YouTube技術和串流科技本質上改變不大。但通過2019年以來的社會和歷史脈絡，深入觀察日常生活中的關係和情感經驗，我們可以大概抓着這種轉變的力量從何而來。
這種情感的轉變並不只是被動地只是資本、制度、科技、理性思辯等的副產品。學者Stuart Hall形容情感正是構成（constitutive of）文化的一部分：「兩個人來自相同文化的意思是，他們以差不多的方法理解世界，可以表達自己對世界的感覺和想法，同時對方也能理解……文化是關於感覺、依附（attachment）、情感，也是關於理念。」如此理解情感就能超越個人經驗。移民意味着離別所以不開心看似是很普世的情緒，但屬於相同文化群體的人對同一件事的意義有相似的理解，移民不只是暫別親友，那就不是本能的生理反應，而必須置於當下香港這一時一地的脈絡才能完全理解。
流行文化作為情感交換的公共領域
姜濤的Master Class、MIRROR去年5月演唱會後沒有再唱過的WARRIOR你可以解讀成只是關於樂壇初生之犢對前輩的宣言；RubberBand得獎感言說「我哋要好好地過……我哋永遠都係香港人」、「咬緊牙根，真理必勝」；C AllStar說「我哋的音樂係做畀香港人聽」，這些話其實可以有無數方法解讀。但掌聲似乎說明，因為我們2019年起經歷一種共同的創傷，所以想像場內的人以同一種情感理解它，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感到除了自己，還有更多人與我們有着一樣的情感。這種public connectedness，令廣東歌成為一個讓彼此交換情感的公共領域。這個群體是想像出來的，因為我們永遠無法得知創作者、表演者和觀眾之間的情感是否一模一樣，但有時其實不一定要說得很清楚，因為更重要的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之中，有一瞬間很多星星各自發光，縱使短暫而明滅，卻足夠看得見彼此，知道大家還在。
廣東歌和流行文化不是萬靈丹，它有很多結構性問題，例如之前提到電視台和電台都需要政府發牌所以注定是建制的一部分；商業模式的動力都是資本和賺錢，所以MIRROR被批評是廣告從業員無時間練歌；甚至可以隨時被拿來尷尬地出現在選舉廣告中；ERROR的反叛人設，和姜濤懷念亡友唱Dear My Friend的眼淚也可以被新自由主義和商業考慮完美吸納。同時整個城市也不只是得一種structure of feeling，一種理解文化的方法，有些人繼續睇一二線港星返大陸先開心，有些人根本不想聽歌，如何詮釋文化從來是一個充滿競爭的場域。
流行文化不應被視為能量的轉化，更不可能是抗爭性政治的場域。但在舊有結社變得不容易時，它有一種作為公共領域雛形的潛力，視乎流行文化的生產者、表演者和消費者如何使用和互動，研究的人如何深入其中觀察和論述那些極度日常和細緻而容易被忽視的情感。
12月22日L從牆內捎來的信說：「廣東歌可以陪我哋捱多陣。」這句話隱約地啟發我以情感交換的公共領域方向思考叱咤。正如黃妍在《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的文案中說：「世界正崩壞。但因為有人，以至之間各種關係，世界尚存一點光。」我跟你從不認識，但可以一齊聽《人類群星閃耀時》，上文就是我的回信。
（此文得以完成，必須感謝鄧鍵一博士這半年來日日被我轟炸。我有個Instagram專寫關於MIRROR的雜碎，你唔介意我是柳炒和神徒的話，打＠mirror_etc會搵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