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一兩年，從事香港研究的社會科學學者都有點existential crisis。有些課題突然消失了，有些課題則研究起來似乎不太安全。進入學界，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香港的大學好早就高度商業化，高層視爭排名為唯一人生目標。因此年輕有志之士想要讀PhD，總有前輩好心勸退。而今時今日投身政治學這一行，則更是極高風險投資。今次的受訪者是兩位政治學中人：鄧逸軒（Billy）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TA），現正在報讀博士；關仲然（Tommy，筆名亞然）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師，也是專欄作家。30歲前後，如何在這個風高浪急的學界求存？
講起中大政政，我們三人都是該系的本科畢業生，而且都同時間在學，只不過當時好像無什麼交集。政政系時不時都有殺系或改頭換面的傳言，前景確實比較昏暗。Billy本科畢業後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讀了一年比較政治學的taught master，現在是政政的末代全職TA。Tommy畢業後則到倫敦亞非學院（SOAS）讀碩士和博士，專研台灣，回港後展開教學生涯。我自己也到過LSE讀一年，也做過系的TA，但經已跳船，轉投社會學。
Tommy回憶年輕的時候，其實無特別想過自己大個要做什麼。「可能細個對職業的印象都來自電視劇啦，有一刻幻想過律師，當然揸飛機都曾經是一個option （因為《衝上雲霄》？）都係啦。」Billy也一樣，「同Tommy個經歷好相似。那時候大家講得多什麼，或者電視看到什麼……我記得細個看到一套電視劇，張家輝那一套講無國界醫生的，忘記了叫什麼。那期的功課就寫無國界醫生（笑）。」那應該是《天涯俠醫》。可見對我們這一代而言，童年都是看大台長大的。
與政治結緣 皆因讀報
Tommy對政治這回事萌生興趣，始於他在中學選學生會落敗之後。那時因為敗選，有點頹廢，就開始讀書。「開始逐個人名認識，陳冠中呀、梁文道呀、馬家輝呀，然後就周保松。就這樣『相遇』了，同政治相遇。我想那是第一個wave的啟蒙。」除了讀書，也開始多讀報。他記得那時另一班訂閱了《信報》，但不知為何無人取閱，便自己拿回班房坐在角落閱讀。讀得多，慢慢也開始想寫，有一種「文青地熱血」。大概是2011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立法會說了某些話，他就此寫了一篇文章拿去投稿。如此便開始了寫作生涯，持續在不同地方投稿，後來也有了專欄。Billy小學、中學時代都無什麼規劃，得閒會讀吓閒書，看看動漫，而令他接觸到政治這回事，原來又是《信報》。「《信報》時期嘅陳雲係好好睇嘅。（Tommy：評論好睇，陳景祥嗰一堆。） 同埋練乙錚。」
兩人高中都是讀Science的，而同樣因為對政治產生興趣，就同樣愈來愈不喜歡science，成績自然也不太好。Tommy好快便全心想要在大學讀政治，而且一定要讀中大政政。「那時接觸周保松……其實唔止周保松，還有馬嶽、蔡子強。我細個去書展，買完一堆書給蔡子強簽名（我和Billy大笑），然後蔡子寫給我的，是我個名啦，跟住『多多指教』，再署名蔡子強，類似啦。呢一個template，可能我給他的五六本書，都寫上同樣的東西。但其實不止那些。譬如《民主四講》，我應該是讀中學的時候讀的」。他有幸得到3次面試的機會。其中一次是他自己膽粗粗寫信給馬嶽，額外多了一次面試。那時他想，如果真的無法入中大政政，應該都無法入讀其他院校的政治系，就只好讀engine。皇天不負有心人，最終獲得取錄。Billy的路則比較曲折。他先去讀了副學士，主修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慢慢有一點規劃，想要試試駁上去讀degree。那一科讀得好的話，不是到港大讀社會科學，就是到中大讀政政。他最後讀政政，不是因為學系本身，而是因為中大的學生會。「由細到大，可能看了好多中大學生會的新聞，或看新聞會見到中大學生會。因為這樣先揀中大。」
社運過後心中滿疑問 讀書尋解答
在中大的歲月裏，Billy最深刻的時候，就是參加學生會。那時是2014年。「咁啱做學生會，撞正雨傘運動。一開頭上學生會之前，望住戴耀廷講佔領中環，成支莊的莊員都係諗住搞，因為佔領中環而入學生會的。學生會的環境真的會令你思考好多東西。」正值香港首次大型公民抗命運動，Billy以學生會以及學聯成員的身分參與其中，也不斷觀察。然而佔領過後，他並無繼續參與組織，而是轉而專心讀書。「佔中那3個月，因為要幫學聯做嘢，所以一路都在佔領區，令我覺得我不適合做organization，不適合做organize的東西。而且，帶住太多問題離開。佔中完了之後，到一月、二月，學生會已經開始散散哋，差不多落莊。到三月的時候，我一落莊便自己摺讀了好耐，好多問題想解決。」Billy覺得自己不適合參與組織，也開始思考是否可以走學術路。「我這樣講好似好mean，但（在組織中）識好多嘢的人唔係好多（眾笑）。所以如果講做事的人、human power，多我一個人唔多。但係似乎能帶到其他perspective的人不足夠。我那時會思考，（讀書）是否一個我可以長期追求的目標？因為那時最shock的，是有好多so-called狗頭軍師，你親身接觸過後，你就會覺得好不忿氣。他雖然有點名氣，但講啲嘢係bullshit嚟嘅。」為了要處理各種心中的問題，他專心讀書，也找了馬嶽做畢業論文導師，寫傘後「光復上水」等示威。
Tommy在政政時，無什麼特別參與。「我讀大學的時候，摺到一個地步，就是無（參與）書院啦、無學生會啦、無上莊啦。其實又不是說真的好認真讀書。」但最令他深刻的，確實是上某些課堂。「真係鍾意讀書囉，會鍾意上堂。咁大個仔其實都無試過，我會期待上某些課堂。例如馬嶽的堂呀，（Billy：Nelson、SY……）Nelson（李家翹）、周生、SY（馬樹人），都真的懷着興奮的心情去上堂，會覺得那三個鐘是好聽的。正如你會懷着期待地去聽演唱會，那幾年會懷住期待去上堂。其實幾黐線嘅我覺得。」同時他在校外也有不少活動，例如在香港電台當PA，又做過出版社，並繼續寫專欄。這是他喜愛的生活方式。畢業論文也找了馬嶽做導師，研究的是當時民建聯的candidate selection。（話說原來我們三人的論文導師，都是馬嶽。我寫的是關於天主教會在香港民主化中的角色。）
全職投身學術 「不是純粹讀書」
選擇走學術路，Tommy無什麼大掙扎。他想保持着各種的engagement，而投身學術似乎可以幫他過較為平衡的生活。所以本科畢業後便讀碩士，然後頗順利地讀博士。本科時研究香港政黨，但到了研究院，卻轉而研究台灣。「因為一直覺得自己鍾意做政黨嘢，所以那時做民建聯啦、選舉呀、政黨呀。但不要說選舉制度『完善』啦，選舉制度未『完善』之前，香港的選舉制度、政黨制度，都不是好健全。」那時雨傘運動後，香港的政黨更加散。台灣則有太陽花運動，催生政黨時代力量。為了毋忘初心研究政黨，便投身台灣研究。至於Billy，就在他尋找答案的期間，慢慢也探索升學這個選擇。所以他便先報一年的碩士，嘗試一下，看看自己是否適合。在那一年內，他全神貫注讀書，把所有readings都讀完。「你讀書嘅時候，真的可以好純粹。純粹一日24個鐘，除了瞓覺、煮嘢食，睇吓自己嘢之外，就係讀書、讀書。嘗試自己練吓寫吓，那樣我是好鍾意的。但我可能我讀完之後再去思考。一些朋友問是否真的適合讀PhD，那不是純粹淨係讀書的志向嚟㗎喎，可能要考慮你整個職業。」
到了今年，Billy和Tommy站在不同的階段。Billy今年30歲，好堅決要繼續走學術的路。上年報讀不成功，今年則再接再厲，報了20間院校，正在等待結果。「我已經係超級determined地去做，再看看會否成功。不成功再睇吓點。這兩三年就嘗試一定要入到去。當然好多人都說這一行是超級癲啦，但入咗去先算囉。」當不少前輩都建議不要入行，為何偏向虎山行？「一來好想研究課題啦，二來就是開始發覺自己年紀不細。如果我還是廿中、廿頭的話，我還可以用時間去慢慢磨吓，或者試吓其他嘢囉。不過踏近三字頭，每個行業有其壽命㗎嘛。即係我三字頭，（畢業）出來都三十中。你的working life可能剩下廿幾三十年，你要倒數㗎嘛。雖然由細到大，我對這些都不是好重視，但是整個行業、成個社會不是這樣看，所以就會逼自己。」Billy覺得以前自己好多事都不太順利，總是「半桶水」。現在難得找到志向，就可以捨棄其餘，專心一意。
Tommy也接近30歲，現已在學界中，但對他而言，也不容易。首先，在香港研究台灣，本身已經不屬於主流。「都會question我做台灣研究，係做咩呢？我估從來台灣議題在香港的大學那些政治研究底下，都不是好主流的東西啦。甚至乎如果𠵱家這一個context，我想大家的做法就是唔好講。就算media都已經是如此，唔好講，唔講就唔會錯。自己都會思考的，咁樣講好似覺得自己行錯咗。你做政治研究可能係行錯，然後你研究嘅嘢又係錯（眾笑）。」此外，Tommy一直希望以學術「養」其他公共參與，繼續寫專欄之類。但學院完全不會value這類參與。花時間寫專欄，就代表少了時間寫學術論文，也代表較難維持在學院內的位置。這令他也不禁時不時質疑自己。「不論是否叫做公共知識分子都好，那些事情我覺得應該都有關係㗎嘛。或許是我自己任性？一來自己做唔想放棄，二來唔想認命啦，咁咪繼續做。」那麼有否想過放棄學術本身？「這是一個好好的問題……這是個好好的問題……但如果你在這個『洗濕咗個頭』的狀態下，不是一般的洗濕，講緊我用10年時間讀政治，換來一張so-called畢業證書。坦白講，我不介意的，我不介意做完全非學術的事。」
努力過後 「只能不科學地聽天由命」
仍然踩隻腳入去，或還未離開，除了搵食外，都總有原因。Tommy想繼續研究台灣，想了解大陸如何研究台灣。Billy則想研究威權國家如何監視、控制網絡，而網民又如何應對。「周遭的環境愈來愈黐線的時候，令到我對個嚿嘢有興趣。」而且，兩人都喜歡教書。Tommy：「我想我個人有這種傾向啦，做電台都是一樣。所以回想起來，其實是好鍾意人哋聽自己講嘢。這是一個滿足。」Billy深受LSE的老師John Sidel影響：「似乎我可以做他們當年那個角色，將某些東西share給學生。望到那些學生做得好一些，都可以自我安慰話：真的受我影響喎（笑）。我覺得缺乏這個自我安慰呢，你係完全無動力去教書。我幾enjoy 這一個過程。」展望未來，Billy覺得自己應該會繼續漂泊，居無定所。Tommy也無法肯定自己會如何。如果要走的話，他也想先找到一份學術工作，畢竟都已經接近30歲了。「你要同你自己交代，你要同屋企交代。就算我真係無嘢做喇，譬如聽日唔續我約喇，無咗個位，我唔會餓死都好，但係要同好多東西交代。已經去到一定要同自己交代嘅階段。」
近年來讀博士的朋友都會知道，投身學術其中一大考慮，就是要投放多年的青春，方才可以換來一張入場券。但入場後，又極不穩定。當看着同年的朋友，事業已經慢慢上軌道，自己可能還在讀書，或事業才剛開始。那種壓力，不易應付。二三十年前加入學界，可能隨隨便便就可以安枕無憂。（你看某經濟學大教授，其實根本無什麼publication。）但新自由主義掌管大學後，對年輕學者極度刻薄，更不要談眼下的政治環境。做我們這一行的，究竟最終落戶何處，能否維持教研生活，統統都不容自己決定。雖然是從事社會科學，但人生某些時刻，自己努力過後，都只能不科學地聽天由命。
後記
Billy近排看了濱口龍介的《Drive My Car》，覺得戲內的療傷過程，好hit中自己2014年後的某些經驗。而男主角由不斷和妻子的錄音讀對白，到最後好explicit地講出自己的內心，Billy覺得也有點像2019年後，人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至於Tommy，近排看了講關於敘利亞難民的《Dogs》，當中的離合，令他落淚。「都會覺得，世界上這些事情太多，黐線的事情實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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