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自上月內地揭發有15人從香港偷渡到珠海後，陸續有零星偷渡者被捕，深圳和中山近日爆疫，矛頭也指向偷渡港人。據內地披露的偷渡者資料，他們主要為於香港暫住的中國內地居民，但兩地輿論仍不離「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感嘆。值得細問的是，他們為何要取偷渡一途回去？疫情下何以來港「暫住」？
疫中限制入境 偷渡來港者增
要回答上述問題，從入境處近兩年的數字和行動可見端倪。政府在2020年1月起，先後關閉多個口岸，但同時被拘捕的非法入境者數字及非法勞工人數均攀升。在2020年的被捕黑工中，非法入境者由以往佔約3%至4%升至23%。據入境處行動研究組分析，以往黑工主要以訪客身分如雙程證、探親或商務簽證來港，另一類是水路偷渡。隨着香港收緊入境限制後，更多人採用後者。
另外，研究組解釋非法勞工曾在2020年驟減，是由於按摩店及食肆等受防疫措施所限，縮減人手，但被捕的清潔業黑工則由2019年的3.6.%升至2020年的6.8%。他們估計疫情令人手需求增加，特遣隊行動也按地點和工種變化調整，曾到停車場及工廠拘捕非法清潔工。而綜合本地及內地媒體報道，近月偷渡離港者的目的地為郴州、廣州、惠州、深圳、佛山和東莞等，估計因水路來港、沒法循正途回去；有人為省卻內地千元隔離費用；有人擔心染疫被揭發、且要支付高昂醫療費。
薪酬較本地人低近半 遇險難索償
黑工一般因拘捕或工傷意外才被揭發，具體數字難以掌握。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倩文偶有接觸黑工個案，但均是該會主動跟進嚴重或致命意外後，才知悉事主身分，與其家屬接洽。去年曾有一持雙程證人士，因香港疫情未能返回內地，由於要照顧在港家庭的支出而到地盤工作，卻從高處墮下身亡。她指事發後，入境處一般會起訴僱主，故不難釐清僱傭關係，但黑工沒有勞保，僱主要負責賠償，勞工通常要控告僱主，若僱主破產，就要申請僱員補償援助基金，最少要5、6年。如查明僱主疏忽，黑工也不能就此申索。「黑工家屬有權申請法援，但訴訟要好多證明文件，始終兩地文件往來繁複，如要他們來香港處理，亦會拖慢進度。」入境處稱香港的經濟誘因，誘使黑工在疫情下以不正當途徑來港。據蕭倩文所知，現時黑工人工比本地人少三分之一至一半，不少交由僱主扣除食宿後，將薪金寄到鄉下。她也聽聞有人偷渡回內地，「內地防疫嚴，見到香港鬆散，走是人之常情。他們明顯是在香港逾期居留，政府不作為，為何不查證怎樣偷渡？告他們非法居留？」
兩地基層薪酬差距大
近年報道常說內地與香港薪酬待遇拉近，黑工於疫情下來港，有何誘因？嶺大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潘毅長期研究中國勞工議題，近年涵蓋香港，亦知悉有內地黑工於地盤和酒樓等場所工作。「（以為內地薪酬高）是對中國大陸很不了解，只要看農民工的收入，就立刻明白他們為何會來。」內地人工漲升的行業只限高科技和網紅，還有外賣平台工作，而平台僱員的處境與香港的相似，是以長工時換取高收入。她指近年內地基層勞工如製造業、服務業，薪酬因疫情幾近停滯，例如受工廠停工、封城措施影響，「最近深圳封城，貨物出不了，工人完全停工」。出口相關行業尚算穩定，內銷行業則因內需減弱而受挫。
「第二個原因，是無論工資多高，與香港都有大段差距。」兩地的基層勞動環境均多年未見改善，但全國農民工月入約為4000元人民幣，折算港幣後仍與香港美容和清潔業等人工相差一倍。她說不獨香港，中國農民工也會隨中資機構到海外打工，如建設港口和鐵路，「來香港尷尬的地方，在於這是非法行為」。疫情反不見得是阻力，儘管內地省市間有疫情差異，但未見明顯影響勞工流動。她認為值得認真探討的是，這些「非法來、非法去」的人為何存在？究竟這些崗位是在香港缺人，抑或僱主只想出低價？雖不覺香港有相關研究，但她認為先由相關行業僱主入手，應不難追查。
誤聘黑工 向入境處「自首」
清潔公司經理S（化名）分享：「細公司及散工用黑工和假身分證非常普遍。」近月投標後，他始發現上一手僱用的全為黑工。此項目樓高27層，有會所、停車場及3層高商場，有8個日班及中班清潔工，在行內屬「細盤」，「大盤」的人手則可有數百人。除非法團要求，不然新公司中標後仍會聘用原班勞工，酌量提高薪酬。投標前同事會到現場了解清潔工薪酬，決定投標價，「同事這時不會立刻問人取身分證」。日薪的市價通常逾500元，但他們約為470元，他估計是因現金出糧關係，故未有懷疑是黑工。中標「入場」後，工人遲遲不肯交出身分證，要S於開工前一日嚴正要求才交出，S查證身分證是偽造後，立刻以高薪另聘人手。本來投標價的盈利為3%，後來變成倒蝕。
行內「大行」指有上市公司背景如時運、力新等公司，S指大行甚少「中招」，因面試時會先查看身分證，再由人事部查核，而強積金和銀行戶口等亦有助辨認。他記得未設強積金前，因人事部入職審查需時，他曾誤聘黑工，到人事部發現時他們已開工一天，唯有向入境處上報「自首」，處方事後保留追究其公司的權利。另外，大行為增加市場份額，有時會到細盤投標，故他便不幸遇上黑工。一般而言，工廠大廈或單幢樓宇聘用黑工的機會較大，因只需三兩人手，法團以低價為上，與小型清潔公司合作多年，不會起疑。
問題根源：人手短缺+外判制遺害
身兼清潔公司主管的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會長黃迺元說，清潔行業本是新移民和少數族裔的「職場搖籃」，即使行內人也較難觀察有多少黑工滲入，「我不會說（黑工）普遍，但久不久會有」。他相信政府對承辦商要求嚴謹，非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或較易聘請黑工，主因是人手短缺。在疫情下，許多公司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工友因確診或檢疫缺勤，人手極度緊絀，令更多僱主犯險。另外，在外判制度下，承辦商要依足合約「交人頭」，為免罰錢，衍生更多臨急找散工的需求。「湊人頭」做法是外判制度的遺害，「十次有九次都是夠人頭就付錢算數」，管理方式僵化，沒法按現實環境應變。他說由於本身待遇差，黑工滲入的問題並非影響本地飯碗，而是要正視行業缺人的根源，才可杜絕非法勞工。清潔工薪酬低、風險高，「長期受剝削，嚴峻時更沒人來做」。他笑言葵涌邨圍封時，曾有人開出1500元一天，按平日最低工資37.5元計算，工時為10小時的話，即平日的4倍。
黃迺元在面試時曾見過手工粗劣的身分證，有懷疑便不會聘用，亦有人事部把關，「如果說公司全然不知，前線員工失職，就難說得過去」。行內雖有專門幫忙聘用散工的「雞頭」，但會先經清潔公司審核，故他指公司責無旁貸。現時已有針對聘用不合法受僱人士、沒有查閱求職者的身分證或有效旅行證件的刑罰，黃迺元認為可再加重，以阻嚇外判承辦商。另一方面，物業管理處有查核清潔工證件之責，業主立案法團也是聘用清潔工的一方，S認為二者都應具備辨認證件的基本知識，「如果兩者都有刑罰責任，世界會更好」。
盼入境處增查核方法
入境處雖有核實身分證的網上服務，但S試過並無回音，他指行內會利用網上工具查證，但黑工也漸懂得使用，以製作假證。他建議入境處設立有效查核渠道，讓公司上報收到的身分證，保障自己，「查到可以入職就放心，不用犯法和自首，猜要不要告我」。二人都有上網學習鑑別身分證的知識，期望入境處多提供相關資訊，以免公司誤墮法網。S指有不少工友因要符合公屋門檻或逃稅而要求現金出糧，這令僱主更難分辨黑工，政府可仿效外地以醫療保險綑綁支薪方式的做法。
解決方法：輸入外勞？提高薪酬？
眾人都說黑工問題背後是人手不足。S期望清潔業可合法聘用外地勞工，增加競爭。他指本地員工表現良莠不齊，不理勸戒，抱着東家不打打西家的心態，他經常成為投訴的磨心；而外勞只需提供宿舍，表現亦較佳。既然本地人不想入行，不妨依照新加坡和澳門引入勞工的做法，後者規定了公司的本地人職位比例，「本地人只做後勤，工作量低。為何不參考，讓港人做些優厚、少些工作量的工作？」對於扼殺本地基層生計的擔憂，他指應由政府增加保障，「不應再要阿婆拾紙皮，應給他們福利。這令社會更好」。
黃迺元恰恰相反，極反對低薪聘請外地人，「如果這樣做，這個地方健康嗎？是否要這樣剝削下去？幾多行業因這做法萎縮？他們（支持引入外勞者）期望工友再賤視自己，連最低工資都不要」。除了外判制，價低者得的投標制度，亦助長清潔業僱主壓低成本。他說唯有從大眾對清潔行業的觀念着手改變，疫情是正視清潔工作風險和重要度、提高薪酬福利的契機。如一個行業要靠非法勞工填補空缺，「要檢討是否出現嚴重的酬不抵勞（underpaid）」。
潘毅也認為疫情是契機，「今次看得比較清楚，院舍等厭惡性行業難找人。會否考慮合法途徑聘請外地人？就不會出現水路來、水路去的情况。這其實反映市場需求」。她認同要先維護本地就業市場，但覺得香港的保護政策不統一，像大學教職員或高薪工作，簽證門檻不高；但低薪勞工職位則較封閉。「正常做法是，本地找不到才容許往外找。無論高薪低薪，有人才就應先照顧本地人。」她近年專注香港青年就業與貧窮問題，見到職業錯配，即他們始終想找與教育水平相配的工作。相反，內地農民工有2億多人，多受職業或中學教育，「較願意擔當厭惡性工作，香港年輕人較難接受這些職位」。
本地勞動市場全面開放會是什麼光景？大概會像深圳。潘毅指十多年前，外省勞工被認為是搶飯碗和拉低薪酬，但經多年融合後，現在當地人與外省勞工的分歧已不復見，大家都面對同等競爭。據她觀察，勞工政策的討論數以年計，目光要放到疫情以後，建議現階段應做完整的研究報告，查明部分行業有否引入外勞的需求，「健康的勞工政策討論，應該先減少本地公眾的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