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為維持現狀的港式威權主義

文章日期:2022年04月10日

【明報專訊】我曾經想過,當香港政治發生回歸以來最大的劇變,讓中央以至特區政府的國家強制權力更主導本地的政治遊戲,是否也會在經濟層面發生變化?幾天前,林鄭月娥宣布不角逐連任,並寄語下任:現今「政治環境穩妥」,「明日大嶼」與「北部都會區」應該順利延續下去。這令我傾向覺得,香港的經濟結構變化未必會太大。

環顧中外,經濟結構隨着政治而大變的例子很多。中共在1989年強硬鎮壓學運及民運後,以比1980年代更大的強制力改革國營企業(例如數以千萬國企工人下崗),打造一個又一個由政府主導及調控的市場,曾被國際學者稱之為中國式新自由主義,或我們熟悉的「中國模式」。也許中國太大,未必能跟彈丸的香港作類比,我們就談新加坡吧;人民行動黨的一黨獨大,打壓及壓縮左翼反對黨活動空間,與它主導經濟,例如打造全世界最大規模公營住房,令絕大部分新加坡人擁有自己購置的組屋,維持持久及廣泛的對執政黨的支持,也幾乎是同步的,同時開展新興發展主義國家之路。

但是,香港似乎不是這樣的。

執筆之時,政府公布為「北部都會區」補地價安排將劃一標準金額徵收,例如古洞北、粉嶺北的農地大約每呎372元,改作住宅用途後則分別為每呎5500元左右,而日後還會公布洪水橋/厦村等新發展區。無論政府或地產業界人士也認為,這種安排可省掉一些時間,加快房地產發展,以解決住房供應。有業內人士認為,地價屬「合理」,而且計算過,這樣的地價換算成日後樓宇的售價,又肯定會比現在的市價要貴。換言之,這種被俗稱為「高地價政策」的安排,為香港房地產市場鋪設了一個向上的預期。那麼,香港的房產只會繼續是停泊閒資的「碼頭」(運氣好時可增值,不幸時也可避風險),而不是市民可以負擔的居所。

港式「威權主義」特點

無論過去香港社會為房價、房屋供應如何爭論,政府還是依賴一個由發展商、建造業主導的市場,為市民提供房屋,形同保證了發展商的前期利潤(例如囤積農地後多年的獲利),以及房地產市場售後的利潤。這種結構,無論香港政治出現了如何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沒有改變;北京及特區政府也沒有想過要用公權力大力改造香港的房地產市場,以解決他們曾掛在口中的「深層次的矛盾」。換一個說法,中央與特區政府雖然要重建在香港的權威,只適用在壓制反對派,不適用於經濟大鱷。不要說是「鬥地主」,連戳痛他們一下也不想。其實不用看新加坡,就算是國內大城市的房地產調控力度,也遠比香港大得多,大量內地商人叫苦連天,至於香港,誰會相信「北部都會區」多蓋房子便能解決住屋問題?

此事讓我們看到港式「威權主義」的特點。無論建制派為《港區國安法》如何拒絕這個標籤,認為批評者只是抹黑與誤會,有些事實卻繞不過去:那麼多反對派,無論和理非還是勇武,早已關在牢房裏,選舉制度的「完善」結果是普選成分大減及提名收緊,昔日的反對黨在議會裏消失,從結果來看,威權效果顯著。因此,連一些得到建制與中央接受的論者(例如張炳良教授),也把香港歸類為「亞洲威權體制」之一。

事實上,建制派既然有一套反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不必太介意「威權主義」一詞。它在華語世界裏的確是負面為多,特別是台灣民主化後,在1980至1990年代之交開始,學者與媒體把國民黨統治統稱為「威權主義」,國民黨至今也難以擺脫這個負面稱號,但它卻曾打造台灣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成為所謂發展主義國家之一。在1989年北京學運之前,中國曾出現了「新威權主義」的討論,「威權主義」卻被視為是個好東西,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政策研究室智囊的吳稼祥,以及當時剛冒起頭來如今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學者王滬寧,也認為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權力,才可推進改革。1990年代以來,可以說逐步摸索及實踐出來。

但是,港式威權主義跟不少不同時空下的威權主義不同,它很可能並不會改造香港的經濟以至階級結構,甚至它的目的就是要維持現狀。地產霸權的俱樂部可能會有新成員,但只要資產階級不妄想瓜分香港的管治權,他們還是可以安心賺錢。

威權性格影響了什麼?

從一個歷史及政治經濟角度看,香港的威權特性並不始於《港區國安法》,只是過去仍在「自由與法治」的面紗下而已。就以「北部都會區」為例,大家有沒有覺得它有點熟口熟面?對,在2009年時,當時由菜園村引發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爭議時,公共專業聯盟曾提出錦上路站方案,配以支線連接青衣與港島快線,把機場快線、東涌線與原有市區貫通,既減少建造費,又能避開菜園村,並能在人口最多的新界西與北發展第二個市中心,緩解原有市中心的交通過分擠迫。可是,當時政府堅決指為不可行、不可取,甚至不肯研究。諷刺的是,10多年過去,以西九為終站的高鐵香港段乘客量不足,現在又回過頭來要發展新界。因為,無論對錯,整個社會只能跟着他們的時間與方式,團團轉。

最早支配着香港政治威權性格,並不是中央,而是盤踞在特區政府的決策階層,包括高級公務員及工商精英,他們未必任何事也與民間、體制外的價值觀、觀點不同,但是,他們不願意與民間商議、溝通及合作,只想把他們排除在體制之外。正因為這種威權性格,過去一直拖慢了政改步伐,直至如今的壽終正寢,也導致了反對派政黨及群眾感到自己在決策、規劃上無能為力,也使坊間(尤其是年輕人)一度把傳統泛民形容為「行禮如儀」,轉投日益激烈的議會內及街頭衝擊,視之為一種或真或假的自我賦權之路。

其實,這些衝擊並沒有變成真正意義的革命,即使在2014年雨傘運動,又或者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最高漲之時,雖令社會秩序混亂,但並未有根本上癱瘓政府。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由特首梁振英到林鄭月娥,這種因為政治威權排斥出去的民間及體制外力量,孕育了一波又一波的衝擊,音量愈來愈響,也令他們更需要借助另一種來自北京的威權來震懾香港,才能安心治港。此為秦朝李斯之道理:「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因為,北京的威權,成就了今天的特首及明日的特首的威權,「明日大嶼」與「北部都會區」會順利延續下去,那既是新常態,也是為了維持舊常態。因此,幾大地產商代表一起力挺李家超當特首,絕非偶然,也跟他們的老爸或大老闆當年力挺董建華一樣,演着相似的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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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蔭聰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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