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我曾經想過，當香港政治發生回歸以來最大的劇變，讓中央以至特區政府的國家強制權力更主導本地的政治遊戲，是否也會在經濟層面發生變化？幾天前，林鄭月娥宣布不角逐連任，並寄語下任：現今「政治環境穩妥」，「明日大嶼」與「北部都會區」應該順利延續下去。這令我傾向覺得，香港的經濟結構變化未必會太大。
環顧中外，經濟結構隨着政治而大變的例子很多。中共在1989年強硬鎮壓學運及民運後，以比1980年代更大的強制力改革國營企業（例如數以千萬國企工人下崗），打造一個又一個由政府主導及調控的市場，曾被國際學者稱之為中國式新自由主義，或我們熟悉的「中國模式」。也許中國太大，未必能跟彈丸的香港作類比，我們就談新加坡吧；人民行動黨的一黨獨大，打壓及壓縮左翼反對黨活動空間，與它主導經濟，例如打造全世界最大規模公營住房，令絕大部分新加坡人擁有自己購置的組屋，維持持久及廣泛的對執政黨的支持，也幾乎是同步的，同時開展新興發展主義國家之路。
但是，香港似乎不是這樣的。
執筆之時，政府公布為「北部都會區」補地價安排將劃一標準金額徵收，例如古洞北、粉嶺北的農地大約每呎372元，改作住宅用途後則分別為每呎5500元左右，而日後還會公布洪水橋／厦村等新發展區。無論政府或地產業界人士也認為，這種安排可省掉一些時間，加快房地產發展，以解決住房供應。有業內人士認為，地價屬「合理」，而且計算過，這樣的地價換算成日後樓宇的售價，又肯定會比現在的市價要貴。換言之，這種被俗稱為「高地價政策」的安排，為香港房地產市場鋪設了一個向上的預期。那麼，香港的房產只會繼續是停泊閒資的「碼頭」（運氣好時可增值，不幸時也可避風險），而不是市民可以負擔的居所。
港式「威權主義」特點
無論過去香港社會為房價、房屋供應如何爭論，政府還是依賴一個由發展商、建造業主導的市場，為市民提供房屋，形同保證了發展商的前期利潤（例如囤積農地後多年的獲利），以及房地產市場售後的利潤。這種結構，無論香港政治出現了如何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沒有改變；北京及特區政府也沒有想過要用公權力大力改造香港的房地產市場，以解決他們曾掛在口中的「深層次的矛盾」。換一個說法，中央與特區政府雖然要重建在香港的權威，只適用在壓制反對派，不適用於經濟大鱷。不要說是「鬥地主」，連戳痛他們一下也不想。其實不用看新加坡，就算是國內大城市的房地產調控力度，也遠比香港大得多，大量內地商人叫苦連天，至於香港，誰會相信「北部都會區」多蓋房子便能解決住屋問題？
此事讓我們看到港式「威權主義」的特點。無論建制派為《港區國安法》如何拒絕這個標籤，認為批評者只是抹黑與誤會，有些事實卻繞不過去：那麼多反對派，無論和理非還是勇武，早已關在牢房裏，選舉制度的「完善」結果是普選成分大減及提名收緊，昔日的反對黨在議會裏消失，從結果來看，威權效果顯著。因此，連一些得到建制與中央接受的論者（例如張炳良教授），也把香港歸類為「亞洲威權體制」之一。
事實上，建制派既然有一套反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不必太介意「威權主義」一詞。它在華語世界裏的確是負面為多，特別是台灣民主化後，在1980至1990年代之交開始，學者與媒體把國民黨統治統稱為「威權主義」，國民黨至今也難以擺脫這個負面稱號，但它卻曾打造台灣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成為所謂發展主義國家之一。在1989年北京學運之前，中國曾出現了「新威權主義」的討論，「威權主義」卻被視為是個好東西，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政策研究室智囊的吳稼祥，以及當時剛冒起頭來如今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學者王滬寧，也認為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權力，才可推進改革。1990年代以來，可以說逐步摸索及實踐出來。
但是，港式威權主義跟不少不同時空下的威權主義不同，它很可能並不會改造香港的經濟以至階級結構，甚至它的目的就是要維持現狀。地產霸權的俱樂部可能會有新成員，但只要資產階級不妄想瓜分香港的管治權，他們還是可以安心賺錢。
威權性格影響了什麼？
從一個歷史及政治經濟角度看，香港的威權特性並不始於《港區國安法》，只是過去仍在「自由與法治」的面紗下而已。就以「北部都會區」為例，大家有沒有覺得它有點熟口熟面？對，在2009年時，當時由菜園村引發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爭議時，公共專業聯盟曾提出錦上路站方案，配以支線連接青衣與港島快線，把機場快線、東涌線與原有市區貫通，既減少建造費，又能避開菜園村，並能在人口最多的新界西與北發展第二個市中心，緩解原有市中心的交通過分擠迫。可是，當時政府堅決指為不可行、不可取，甚至不肯研究。諷刺的是，10多年過去，以西九為終站的高鐵香港段乘客量不足，現在又回過頭來要發展新界。因為，無論對錯，整個社會只能跟着他們的時間與方式，團團轉。
最早支配着香港政治威權性格，並不是中央，而是盤踞在特區政府的決策階層，包括高級公務員及工商精英，他們未必任何事也與民間、體制外的價值觀、觀點不同，但是，他們不願意與民間商議、溝通及合作，只想把他們排除在體制之外。正因為這種威權性格，過去一直拖慢了政改步伐，直至如今的壽終正寢，也導致了反對派政黨及群眾感到自己在決策、規劃上無能為力，也使坊間（尤其是年輕人）一度把傳統泛民形容為「行禮如儀」，轉投日益激烈的議會內及街頭衝擊，視之為一種或真或假的自我賦權之路。
其實，這些衝擊並沒有變成真正意義的革命，即使在2014年雨傘運動，又或者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最高漲之時，雖令社會秩序混亂，但並未有根本上癱瘓政府。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由特首梁振英到林鄭月娥，這種因為政治威權排斥出去的民間及體制外力量，孕育了一波又一波的衝擊，音量愈來愈響，也令他們更需要借助另一種來自北京的威權來震懾香港，才能安心治港。此為秦朝李斯之道理：「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因為，北京的威權，成就了今天的特首及明日的特首的威權，「明日大嶼」與「北部都會區」會順利延續下去，那既是新常態，也是為了維持舊常態。因此，幾大地產商代表一起力挺李家超當特首，絕非偶然，也跟他們的老爸或大老闆當年力挺董建華一樣，演着相似的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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