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當天，我誤打誤撞走進了無家者的案件，因為跟着一位失業記者採訪而跟着聽審。事隔十幾天了，希望留下一些簡單的法庭記錄，讓大家更理解打官司，更理解小額錢債索償。始終，我們都有可能成為無家者，有可能要走上法庭。
無家者的社會問題是複雜的，像你只見到線頭，一扯，便牽扯出無數問題，千絲萬縷，而這次審訊卻只會處理「線頭」，即康文署聯同防暴警察在2019年12月21日（冬至前夕），打擊罪案及大清潔後，如何處理無家者的家當？有沒有棄置？有沒有造成無家者的損失需賠償？
2022年3月29日，西九法院小額錢債審裁處。因為我在記錄舊同事的去向，記錄失業記者往哪裏去，她這一天正正來到法院，以普通巿民身分聽審，再在自己個人面書報道，以完成她未能完成的一個專題。圍着無家者訪問時，她碰上一位認識的攝影師，便幫他拿咪問問題。攝影師又是來自另一新聞機構的失業人士，現嘗試自己開平台繼續報道。於是，失業的我拍攝失業的她協助失業的他採訪。
我們步入法庭，白髮蒼蒼的無家者陳志榮，在後排坐着輪椅，他大部分時間閉目休息。前排坐着社區組織協會的幹事，吳衞東和陳仲賢，他們袋中有兩張黑白照，是兩位已去世的無家者。原本申索人有14位之多，但有人失去聯絡、有人坐監、有人離世，其中一位更是在3月初不幸感染新冠病逝，最終判決前剩下8人。陳仲賢感嘆，他們自2020年6月起入稟，1年9個月的法庭程序，即使只是小額錢債案件，都是漫長、冗長和難捱的。吳衞東則說他當時心情忐忑怕輸掉官司，他們面對的是律政司龐大的團隊。
翻看律政司的結案陳辭，表明「此案毫無合理訴訟因由」。陳辭說根據《公眾衛生及巿政條例》及《遊樂場地規例》賦予的權力，公眾遊樂場地主管當局可移走妨礙其他人正常使用設施的物品，條文並沒規定須事先通知。案發當天是警方及康文署的聯合行動，打擊毒品及清潔大行動，而職員在移走物品前，均容許在場人士不少於25至30分鐘收拾（補充：有申索人指收拾時間只有3分鐘，存事實爭議）。
垃圾車不是盛載垃圾的車
律政司的結案陳辭指，行動把移走的物品放入12個垃圾車推走，並非即時丟棄，只是考慮物品的數量和體積而決定使用垃圾車作「運載工具」。物品在指定位置存放3天讓物主認領，該位置為壁球中心後門，並非垃圾房內（我到現場觀察，該處為一空地，四面有圍欄，有清潔人員擺放和處理垃圾，實非垃圾房，但是公園的垃圾收集站；而律政司指垃圾車不是盛載垃圾的車，也着實令我醍醐灌頂，突破思維）。
結案陳辭並指康文署職員，有口頭通知在場的無家者（約20名），物品將存放於指定地點，更請他們通知其他不在場的露宿者（約50名）有關地點及領回個人物品的權利，並表示如收到求助，會幫助有需要人士取回物品。律政司認為事實證明，所有供辭均確認，申索人知悉並曾前往指定地點尋回物品，包括有申索人表示找到他們的牀墊和部分物品，「只是認為物品已弄髒覺得不值得取回」，而被署方否認有弄髒各申索人的物品。
陳辭的第18段更仔細形容申索人「只是草草找了一會」，「只搜尋數個垃圾桶或只搜尋散落在地面上的物品，便放棄繼續尋找其物品」，而且沒有向康文署職員表明物主身分，更沒有提供詳細的失物內容及求助。律政司說由此可見，局方完全沒有剝奪申索人使用或擁有物品的權利，而是申索人自己不願取回。
一封凌晨4時發出的電郵
Objection！申索一方對以上觀點表示反對（以上僅為綜藝效果，非真實對白）。申索人的結案陳辭說，根據社協20多年服務露宿者的觀察，露宿者是普遍不願主動尋求協助，由於擔心徒勞無功，因此會放棄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但並非不願取回。有無家者在清場翌日後向吳衞東求助，他隨即到通州街公園了解和聯絡受害者，並通宵工作至凌晨4時多，發出電郵向警方和康文署查問清場的理據，以及如何取回個人物品。根據審裁官林希維之後的判辭，那一封2019年12月23日04:16的電郵，成為本案的關鍵證據，「內容毫不含糊」，證明無家者並沒有自願放棄物品，而是想取回物品。
判辭並引述案例（Desir Anthony C v. Knight Frank (Services) Ltd. & Ors (HCSA 36/2013)案），指署方選擇清場時移走物品，便要負上非自願受託者（involuntary bailee）的責任，必須是真誠地行事（performed in a good faith），以及合理照顧（with reasonable care）相關財產，包括有責任簡單記錄、分類、拍照，讓無家者有辦法尋回物品。相反署方將大約70位無家者的所有物品，放滿12架垃圾車，各人物件亂作一團，不幸的是，部分無家者為老弱傷殘（吳衞東補充有過半申索人需坐輪椅），要他們在每輛高於1米的垃圾車中尋找自己的失物，「未免太強人所難」。審裁官又說清場時，只有大約20位無家者在場，署方透過他們通報不在場的50人，但無證據證明各人互相認識，又沒有如以往般貼出告示，未足以履行謹慎責任。
誰申索、誰舉證
無家者一方贏了道理，但還未贏到賠償。在民事訴訟上，誰申索誰舉證，舉證標準不至於「毫無合理懷疑」，但必須證明你對案情的說法較另一方更為可信，「相對可能性的衡量」。8名無家者向政府索償$2000至$13,290不等，翻查他們的申索書，以申索最大金額（$13,290）的個案為例，包括現金$6000，皮褸5件$2800，牛仔褲3條$900，外套5件$850等。另一申索枕具金額較多的例子，被$400、毛氈$400、枕頭$200、牀墊$200。
律政司在結案陳辭批評，申索人本人有舉證的責任，但損失財物，沒有相片，沒有單據，以及沒有解釋如何估算價值，反而作供顯得不盡不實，前後矛盾，例如有申索人文件上指自己遺失了一條長褲（$1290），兩件外套（$1900），其中一件是亞歷山大牌子，但法庭上卻指外套及長褲均是亞歷山大牌子。例如有申索人指自己遺失3000元，文件寫是6張500元鈔票，但庭上卻說是3張1000元。
$100象徵式賠償
律政司遂懇請審裁官駁回申索人的申索，並判訟費予被告人。根據「訟費陳述書」，警方代表作供日薪$2367計，康文署代表作供$1555元計，律政司書記日薪$1866計，還有影印費$910、交通費$348，合共$26,879（律政司索償的舉證便十分清晰了）。
審裁官林希維的判辭裁定，在衡量賠償金額方面，指申索方沒提供相片、收據、佐證，個別申索人供辭說法矛盾，不合理。在相對可能性舉證標準下，只接納枕具，牀墊、睡袋、被、枕頭被棄置，其他都欠缺單據證明。而枕具價值，申索人未提供單據，缺少客觀證據，所以拒絕申索人供辭列出之價值，判處象徵式賠償$100作為枕具的損失。與訟各方各負責自己訟費。
吳衞東肉緊地覆述庭上的對話，「我們討論到這是侵犯人權，違反公義，我們在法庭上說。他（審裁官）話我們不是處理這些問題，是處理誰申索誰舉證，唔該你，你有無相片，你有無單據？但要舉證屋企有咩是強人所難……」他認為要無家者提供財物的相片和單據是不合理的，而康文署竟然在清潔行動中沒有拍照，「外判清潔公司一定要影相，無可能無影相，掃街也要影，但相片上不到法庭」。他說對$100象徵式賠償感到遺憾，有無家者甚至忿言這是一個「侮辱」的錢，把無家者當乞丐。
$100的法律技術問題
我想$100賠償可能是法律上的技術問題，而非輕視任何人？我向司法機構查詢一般民事案件中，象徵式賠償在什麼基礎下頒布？如何釐定金額？司法機構答：「基於司法獨立的原則，司法機構不會亦不宜評論個別個案。象徵式賠償及象徵式賠償的金額屬普通法的法律原則……法庭會按每宗案件的證據、事實基礎及其他個別情况，判定這些法律原則的適用性，而有關的理由和法理基礎一般會在判辭中解釋。」（你明不明？我想我有少少明……）
在判決後幾日， 吳衞東又馬不停蹄，和無家者到康文署總部請願，批評$100賠償踐踏無家者尊嚴，另外要求政府就事件道歉。他已經第三次帶領無家者打官司，無家者被棄置家當，由2012年、2015年、到2019年不斷重演，前兩次獲庭外和解，今次首次對簿公堂，但從未獲政府道歉。吳衞東往好處想，說審裁官提出處方有責任在清場時為物品簡單記錄拍照，希望能有助改善措施，讓更多無家者受惠。
我好奇吳衞東因何充滿幹勁？無家者的問題像大山一樣如何改變？吳衞東，55歲，1990年在中大經濟系畢業，但不做銀行做社工。他說自幼受愛國工會的《工人血淚史》一書啟發，大學三年級見證中國民運，自始立志做社區工作，一做31年。他說因為在做自己喜愛的工作，所以從來不覺辛苦呀。
做一個快樂的西西弗斯
做自己喜愛的工作。我的舊同事沒有了新聞平台，便在自己個人面書寫幾千字法庭報道，再加幾千字專題特寫，成績不錯，有473個分享！她在法庭碰見的失業攝影師，製作了一條十多分鐘的紀實影片《無家者的輪迴》，十分有心的製作，放在自己新開的YouTube頻道，也有2042次觀看。我相信他們也不覺得辛苦，也覺得快樂。
後記
寫文章時我在聽my little airport的《西西弗斯之歌》，歌詞寫：
希臘神話有一個故事，講述西西弗斯受到諸神嘅懲罰，要喺地獄不斷推一塊巨石上山；上到山頂，塊巨石又會自動碌番落山腳，佢每日都要重複呢種徒勞無功嘅工作，直到永恆。後人有一個講法，話諸神並唔係用「推石頭」嚟懲罰西西弗斯，而係用觀念，用「我永世都要推石頭實在太慘」嘅呢個觀念。西西弗斯知道自己改變唔到命運，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繼續推石頭。直到有一日，佢發現佢可以蔑視自己嘅命運，甚至用享受呢個過程嚟去否定諸神對佢嘅懲罰，於是，佢感覺到自己係快樂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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