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市:友善政策 給無家者多一個選擇

文章日期:2022年04月17日

【明報專訊】近月有幾個經常在報道出現的關鍵詞例如陳志榮、阮少碧、通州街公園和「100元賠償」,還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促請政府制定的「無家者友善政策」。早在2017年,多間社福機構已聯署爭取成立專責小組,同年深水埗區議會亦通過無家者友善議案。2018年立法會社福界議員與相關機構參考台灣和日本政策,初擬細節。醞釀多時,惜未有寸進。有社工說無家者在社福界是最複雜的範疇,走向無家的成因眾多,他們可同時是長者、失業者、家暴受害者、成癮者或精神病患者。這些群體各有相應的公共服務,但一旦居於街頭,就難以獲得支援,癥結在於香港欠缺整全一體的無家者政策。

疫下無家者增

住宿需求較迫切

這兩年失業率和貧窮人口創新高,從傳媒報道及機構調查可知露宿者人數增長,但實際增加多少?據社署數字,2020至2021年度的登記露宿者人數為1580人,較2018至2019年度增22%,但其電腦資料系統只靠前線社工登記和露宿者填寫表格,常被認為不符實情。而目前較全面主動的無家者調查,有由大學學者、社福機構和義工合作、分別於2013年、2015年和2021年進行的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調查(下稱「調查」),當中的「無家者」除露宿者外,也有居於賓館、臨時收容中心或單身人士宿舍者。參與2021年7月調查、曾任前線社工的城大社會及行為科學(社會工作)助理教授陳紹銘解釋,這是為了涵蓋需社工介入幫助、瀕臨露宿的群體。711份的可分析問卷顯示,露宿中位數為18個月,約20%為3個月以下,51%是首次露宿者。這批短期露宿者或因封關未能往返兩地,或因失業未能交租,尤其令人擔心,「露宿頗折磨心智,經歷過露宿的話,很易再崩潰。通常要盡快安排住宿,令意志不要跌得太快」。

近來增加的求助包括失去住所、露宿地點因疫情關閉,以及因疫情突然失業的露宿者等,同路舍是其中一家協助無家者的非資助機構,於疫情下與賓館和宿舍合作,提供約6周緊急庇護所服務。同路舍項目經理吳兆康指這陣子需接收的,還有本來在醫院接受長期護理但要騰出牀位的病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轉介,如因失業欠租而要遷出的個案;其他宿舍因防疫規定未能接收的更生人士或長者等。「這些個案都來得好快好急。一般無家者或已與我們建立關係,懂得在有需要時尋求服務,找我們幫忙,但這群人的迫切性更大。」如未及時安排住宿,他們便變成在街頭的受助者,更難站起。同路舍項目總監楊子寧指政府仍未有為受疫情影響、失去居所的市民增設求助渠道:「理論上,政府在疫情下應提供更大承托,機構要一起面對,現在轉介到我們手上,只靠我們填補,會走漏不少。」

新來者 難追蹤去向

社工亦難以找到這些「漏網之魚」,如女性露宿者或會選擇到隱蔽和安全的角落;通州街公園雖有互助社群,但新來者或有心理關口,未必會主動融入,加上露宿者圈子也偶有偷錢或借錢問題。吳兆康說:「一開始必然是去較僻靜的地方,因為有失能感,不想被人見到。」24小時快餐店是令部分無家者感覺未至於流落街頭、不用結交其他街友的地方,但禁堂食令快餐店提早關門、又有封鎖公共設施和頻密的驅趕行動,令部分人要躲在唐樓天台,有人搬到離島廢屋。無家者四散,遠離油尖旺的支援網絡,唯有待外展社工發現,陳紹銘說:「前線社工都說現在外展好辛苦,因不集中,愈來愈隱蔽。」政府資助的露宿者綜合服務隊只有3隊,分別負責油尖旺區、港島及離島、九龍(除油尖旺區外)和新界區。社署回覆每隊的人手編制數目為12.625至23.95不等,各有1名註冊精神科護士或有精神科訓練的註冊護士。

宿舍選址背後 考慮受助者尊嚴

社署雖有資助臨時收容中心、宿舍等設施,但入住率約八成,部分亦難言「友善」,如宿位一般只能住3至6個月,有舍監要求嚴格、規矩不一,門禁規定也不便打散工或通宵工作的宿友。另外,即使非資助宿舍,也有建於垃圾站和公廁上方,曾到訪的陳紹銘說牀位「人貼人」,而且有木蝨,衛生問題令人擔憂,故入住率一直偏低。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的《深水埗區露宿者研究報告》,提出以太空艙設計,改善蝨患和欠私隱等宿舍流弊。2013年政府提出重置宿舍方案時,選址仍是垃圾站上方,有無家者感侮辱,陳紹銘認為反映了社會對無家者不友善:「政府與社區都視之為厭惡設施。應該參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經驗,居民有反對聲音,但在政府支持下,仍然區區都有。如果附近有支援配套,無家者對社區影響並不大。」楊子寧指各區都有就近垃圾房或公廁的設施,更重要是看其動機、向社會傳遞的信息:「是否沒人想要的地方、最後選擇,才分給無家者?」

吳兆康指調查已清晰顯示無家者的需要,包括約四成為老人家、約四成屬長期病患、約一成半有身體殘障。所以,宿舍應鄰近診所、急症室、長者中心,以及有無障礙設施,位處市區亦較方便他們求職或上班。同路舍提供的住宿期為1至2年,主張多給宿友機會,「如有精神問題,都會試試收容,前提是不影響房友。如果影響他人,我們尚有單人房,不會就此趕走他」。長遠而言,他認為露宿者應獲得公營醫療的適切照顧,然而目前較為困難。像遇到有嚴重精神問題的個案,社工會設法將他送院診治,但因要強行送院,要經警方或救護員、急症室人員和精神科護士多重評估。此外,他們亦與長者院舍合作,但無家者進院舍後的表現不理想:「他們對團體生活感困擾,又對自由有所追求,覺得想試下自己生活。無家者與一般長者間亦存在鴻溝。」

如未準備上樓

定點設施暫解困

大部分無家者的難題在於住屋成本高昂,雖然有時口裏會說滿意現狀,但陳紹銘說:「這選擇不是好『真』,通常是基於沒錢或迫於無奈。社會工作就是要為他們提供改善生活的選項,而不是他說願意露宿,就由他。」調查中小部分露宿者其實有足夠儲蓄上樓、租房,陳紹銘解釋,背後或因與社會隔膜日深,需更長時間重拾信心。楊子寧則說身為社工,只能提供選擇,沒權決定他人的生活模式,「為何不可在街頭生活?為何這是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有些人視街為家,何不友善地看待?有人在街上是否一定不人道、一定要收容?」她認為街友未準備上樓,政府應給予社區資源,承認他們是社會一員,像有外國城市正試行讓街友紮營,而不應採取現在眼不見為乾淨、希望他們在街道消失的取態。

過往,政府部門尚願意配合露宿者作息時間清潔街道,但近年多了惡意驅趕。3人說當局態度轉變,主要因無家者增加或家當佔用過多公共空間,引來居民投訴、區議員受壓,才會有所行動。但無家者問題不絕,證明了驅趕非根治良策,也揭示無家者對設施的需求。黃洪早已提出在露宿者集中地設立自助服務中心、臨時夜間宿舍和儲物空間,近日有許多露宿者因體育館關閉無法洗澡、獲贈智能電話後卻沒法充電和保管,楊子寧和吳兆康都認為集中配套,可解決家當阻街問題、減低衛生風險。此外,許多露宿者都不良於行或坐輪椅,二人建議依照中醫車、疫苗車的做法,設立無家者醫療專車,才可幫助居無定所或抗拒求診的露宿者。調查顯示25%無家者在過去6個月要服用精神科藥物,近三成有抑鬱與焦慮徵狀,故需長期跟進精神健康問題。

入住宿舍是開始

脫離露宿生涯遠

外國有「先安居」(housing first)的對策,成立了5年的同路舍,眼見現存做法未有根治無家問題,也在摸索此方向,先為無家者提供穩定環境,以住宿為第一步。「放下好繃緊的情緒,不用整個人處於求生模式(survival mode),之後想自己人生。」楊子寧說。調查發現近四成無家者會「再露宿」,中位數為3次,她強調住屋固然重要,但不是構成無家議題的唯一因素。受助者入住他們的宿舍前,要填寫緊急聯絡人(行內稱「VIP」),吳兆康說:「社福界的服務對象經常要填寫VIP,但我們收到大部分個案是填不到。會問:吳生,可以寫你嗎?可以寫旁邊那位嗎?這令人心酸,他生命中沒有一個可求援的人。」

陳紹銘說再露宿或是心理因素,「提供宿舍或離開街頭,不代表個案完了,但可能精神狀態差,缺乏支援,又回街頭」。故不同社區組織各有介入方法,有的爭取權益;有的培養信仰靈性。同路舍嘗試做全人發展,包括提供運動班、聘請他們任全職助理,目前佔機構人手近四成。楊子寧解釋,這可為他們提供穩定收入和固定的生活時間表,予以培訓和支援,「我們的機構尚好新,原來無家者這個群體有很深層的結構,去到做全職工作,表面上較穩定,但仍要跟進情况」。她說大眾以為介紹工作和助露宿者住上劏房、牀位已解決問題,但這種對着四面牆的生活反而剝奪他們的社會資本,未能防止再露宿,唯有強化他們的人際網絡,才真正做到互相支持,「起碼待一兩年後,填到VIP」。但他們也在思考,「先安居」是否必然定律?不少機構都轉介個案給他們,想先解決無家問題,吳兆康說:「其實需要聆聽無家背後的成因,有些個案住了兩三日就無聲離開宿位,因為他們並不是要地方住,是另有內情需要跟進。」但也的確有無從入手的個案,社工唯有從住宿開始,安頓後更易建立互信。

整全的友善政策要由政府帶動,社區承接。楊子寧曾收過街坊查詢,說樓下有露宿者,問她有否方法解決,如沒有就要報警。「除了趕走他,是否有第三條出路?」她認為政府責任多於市民,但友善政策終歸希望扭轉城市對無家者的態度,培養大眾對邊緣群體的接納包容。吳兆康認為之前的平等分享行動是好例子:「友善的態度,就是要當做朋友,理解其需要。」部分露宿者或希望保持距離,未準備好與社區接觸,但大家可以簡單舉動,如放下一杯水來表達善意。陳紹銘說友善的基礎是理解和給予空間,讓他們有更多人生選擇,「他們能在街頭生活,其實很有生命韌力。我們等於在他不口渴時,給他一杯水,告訴他隨時可以取,有日他口渴了,就可以飲」。

【無家者篇】

文˙ 梁雅婷

{ 圖 } 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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