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縱身躍入大海，游呀游，游呀游，往想像中的自由之地。當時沒顧太多蓋過來的大浪，執番身彩才知原來昨晚打風掛9號波。那是1973年香港。陳梓桓把這個因文革逃港的人物放入電影《憂鬱之島》中，但不是由老伯在鏡頭前自述經歷，而是找來生於1997年的年輕人飾演他，二人還一起蹲坐演了一場鄉村宣揚毛主席思想的戲，喊cut以後才是戲肉，「當時是否這樣？」後生仔問，老伯笑答：「無咁激。」「這是一套有些實驗性的紀錄片，我不只是想講某個時代抗爭的故事，我選了3段歷史，包括六七暴動、文革大逃港潮、八九六四，讓曾經歷過2014、2019年的年輕人重演這些人的記憶，探討香港人的身分、主體性。」繼《亂世備忘》（2016）後，陳梓桓這部拍攝了5年的新作本周起將在多倫多、紐約、台北影展放映，香港？尚未有期。這又是否導演最深的憂鬱？
「在《亂世備忘》時，我最後的問題是問主角，你覺得20年之後的你，會否仍相信現在所相信的事？當時是拍一班年輕人想像他們的未來會變成怎樣，這個開始的想法恰恰相反，拍上一輩的人是否仍相信他們30、40、50年前相信的事，或記憶如何影響今天的他們？我覺得是一面鏡。」他形容《憂鬱之島》是用劇情片的方式去拍紀錄片，「念頭源於2017年，那時如片名是很憂鬱的狀態，因為夾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及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之間，是公民社會一個很低潮的時期」。
幾代人的扣連
4個時空、7個人物，他說內容分3類，劇情片的部分是由年輕人演出曾參與六七暴動的被捕者、1970年代偷渡來港的人，以及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的香港學生代表；紀錄片部分是他這幾年來追蹤拍攝人物的現實生活；以及讓年輕人與他們所飾演的上一代人對話。「這幾代人都曾想像過香港是什麼，想像過香港應該走向哪條路，六七也好，文革、八九也好，從沒停止過，而他們就是因為如此想像過而付出一些代價，這可以與今天的年輕人有扣連之處。」
他選中的人物裏，不乏慣於在鏡頭前滔滔表述見解者，多數名字在昔日新聞一搜就可盡知過往甚至立場，尤以八九民運的「演員」與被演的真實人物均做過無數訪問，他們的對話卻沒剪入片中，「原本搭起天安門的場景，想二人在帳幕入面聊，不過一人沒來，後來拍佔中九子案那一場，便安排他們在法庭觀眾欄對話，談了大概20至30分鐘，但最後失敗了」。記者聽着很意外，對談也是新聞報道一種形式，約兩個能言善道、能清楚表達見解的人坐在一起對話，效果總不至太糟吧？「我倒不是想聽他們說太多見解，這些在傳媒訪問都能聽到，我想多少少進入他們的內心。」另一對就擦出點點火花，穿同款囚衣分坐狹小囚室的兩個角落裏，一邊是1967年因參與印文宣而入獄的人，後來從商；一邊是廿多歲小伙子。他形容兩人其實有點類似，「都是愛吹水（話多）的人」，果然商人立即就能侃侃談半小時，導演叫停稍息，向年輕人指示他待會再談便尋個空檔表明身分，「他也驚的，因為對方是幾老練的人，年輕演員要找個位敞開心胸講自己，是要推一下」。結果年輕人剖白，「我比你嚴重少少，被告暴動」。
他們的政治立場大概相反，商人畢竟思維靈巧敏捷，很快以鏗鏘說辭回應，而這套答案也早印過在各種訪問報道裏，不過仍有那麼一刻，電影捕捉到他需要消化「原來是這樣一個人來演我」的反應。「如何可以突然作出衝擊，抓住一些可能的真實，這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陳梓桓是個不安分說故事的人。他最為人所知是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亂世備忘》導演，以第一身視覺帶觀眾走入傘運現場，其實在此之前，他的作品《香港人不知道的》，故事說懷疑香港食水被加入鎮靜成分穩定社會；《作為雨水：表象及意志》講逢遊行都落雨是背後有組織操控的陰謀，都是「用紀錄片方式拍的偽紀錄片」，今次反過來試用劇情片方式拍紀錄片，「那是我自己的風……如果我有風格的話」，他總久不久露出帶點靦腆的笑，很自覺說話不把自己抬得太高。
只在影片中存在的東西
儘管在《憂鬱之島》製作過程給過意見的人都同意，那場學聯60周年晚宴拍得實在絕。從六四現場走到今天，鏡頭鎖定一個昔日學生代表與各路人馬碰杯閒談，這邊建制陣營人馬在談呢排撈咩，那邊又與同路人分析社運人士被控罪名，新知舊雨攬頭攬頸唱唱學生會歌，轉頭與同枱後輩唏噓幾句；熱鬧宴席之間閃過幾個臉孔，今日俱已入獄。導演說拍攝政治取態不一的幾代人物是本來已有的概念，而入獄者的畫面則是後期剪接再發掘，是這半年之間慢慢發展出來的部分。「那場戲有很多閱讀方法，有些人覺得電影裏記下一個消逝中的香港，我們拍過的議員辦事處沒有了、（六四）燭光晚會沒有了、學聯收了皮……人物、事件、公民社會的所有東西都只在影片存在」。
拍過傘運後，他一直抱住懷疑，沒有因曾拍過一次大型社會運動而變得熟練，反而多番承認走在2019年現場「唔知拍緊啲乜」，「2014年時我比較清晰少少，在現場有拍攝的人物、見到那條主線，希望透過攝影機與他們很親近地交到朋友，而觀眾可透過攝影機去跟那班人交朋友，是那時的想法。在2019年，可透過手機直播，成萬人睇，可以留言交流，我本身想做的，這些直播做得更理想更即時，咁我就噢，我做緊啲咩呢？」「所以最後用得好少，拍了70、80日，覺得自己應該要拍，那些素材就變成片中3、4分鐘的內容，帶出的是我們背負那麼多歷史故事、人物故事，那些素材就是以第一身的角度經歷好爆炸的時刻，再回復憂鬱的狀態，經歷了這些之後的思考，如何延續下去？那段記憶如何影響今天的我們？我們到現在仍承擔那個後果，那是我想在片中討論多一點的。」
以抽離角度審視自身或歷史
「我會對自己有懷疑，為何沒好好拍好2019年，但最近有人對我說的解釋是，那種抽離不等於你不愛這個地方，或對那件事沒情感。它擺到明不是令人完全投入的一套戲，但這些電影已經存在了，我亦未必有能力拍得比他們好，可能經歷過2019年的人，需要以一個抽離的角度審視自身或歷史。」但帶着2017年的意念不斷在拍，迎面撲來一個時代大浪，會歷經掙扎的過程嗎？會否來來回回地有時過到自己，有時又過不到自己？「我又唔覺得是一種『過唔過到自己』（的掙扎）……拍到很接近運動的如《理大圍城》，或很完整看到運動的如《時代革命》，至於我呢，我選擇用這個角度去講，問題在於當你選擇用這個角度，是否真的講得好香港古仔。」
不要停止想像香港
那1973年9號風球游水來港的老伯，說他想像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地方。2018年山竹襲港，在9號風球將升級為10號風球之際，陳梓桓早上8時拿攝影機去等每天都下海游泳的老伯，沒有約好，但剛過8時目標人物就出現了，在暴風雨中抬腿拉筋，「我當然不會約他啦，因為太危險，那時我揸住部機濕晒，他說你喺度嘅？我話係呀」。他失笑說起當時瘋狂的場景，「他落水之前我問了幾次，你係咪真係要落水，有啲危險喎，他說沒問題㗎沒問題㗎，就跳了下去，我就拍拍拍，拍到咁上下，突然有兩個人衝埋來，一路行一路話『老竇﹗老竇﹗你係咪傻×咗呀﹗』他們好嬲，也睥住我，因為我揸住部機影緊佢阿爸，阿爸話無嘢呀，仲話要冲埋個涼，他們說『冲涼？返去啦係咪傻㗎﹗』我在旁邊好驚」。
「但我覺得（對老伯來說）是一種儀式。」跳進海，在兇狠的浪裏浮沉，拚命往前追，吃着水，這一秒像被淹沒，下一秒又露出一些面貌，這個人物的故事着墨不多，卻成為貫穿電影的一個象徵。
亞洲紀錄片面對課題：
如何向歐美觀眾說故事
「外國人鍾意看（游水情景），因為不需要歷史背景都意會到。」電影初剪版本有兩小時，現時版本約1.5小時，去年他往柏林駐留數月，也問外國人的觀後意見，「他沒辦法明白，會撈亂晒認為六七跟八九兩個人物是否父子關係，我就嘗試簡化」。他原本的想法是讓觀眾流暢穿梭於不同時空，但後來發現需要平衡觀眾的觀影感受，「有人說這已經是一碟新奇的菜，還要觀眾用奇怪的餐具進食，就很難啃，所以這個版本是將歷史分得清晰些、簡單些」，時常要觀眾抽身，即使香港觀眾亦未必易跟，「我們入場睇戲的感覺是，一入到去睇套戲，有個主角跟住條主線，就盡量投入個古仔，不再懷疑什麼，但穿梭會令觀眾沒有一條線去跟，可能睇到第30分鐘時，觀眾就會放棄，我很不想有這個結果」。
我們現在有點習慣，聞說有香港電影在海外影展放映，它在說香港發生的事，不過身在香港卻未必看到。但導演可惜之餘，也努力的摸索，「（參加影展）是《亂世備忘》那時已在試，這是比較容易令我拍到下一套的方法，得到更多關注，有些往績就更易找到投資者，獨立電影導演會比較重視這個」，「《亂》的經驗是始終在亞洲區比較好，去到歐洲、美國就無人理，想保有屬於自己或屬於這個地方講故事的方法，但同時要fit海外觀眾的理解是很困難，就如《亂》是一個群像，不是一個英雄人物對戰超級大國這種很美國的故事，不扭轉自己講古仔的方法，就要想辦法讓他們理解你的拍攝方法」，這不獨是香港導演面對的問題，「其實全亞洲紀錄片都有同樣的問題，大家都傾緊如何呈現我們的故事，又推到去歐美？」
問起他是否已對下一部作品有想法，他接連說了兩個，其中一齣會是劇情片，「監製話好貴，我話用好平的方法試拍，想入面有些得意的紀錄片元素，我仲諗緊，但監製覺得唔可行，但我覺得，得﹗哈哈哈」。轉而說着另一齣想趕快拍起的，描繪一番，「……我的故事，串連幾個人的故事，應該幾得意哩﹗」看他深夜時分說到雙眼發光，我呆住了，他便又自覺地問，「想像唔到？」我說只是想不通你的能源來自什麼，「可能講香港的政治、公民社會或我們面對的事，加上紀錄片的形式，撞埋一齊，我就覺得好！」他又想想，自言30歲後開始割捨了貪心，「沒那麼多想像自己會變成一個有錢人、想像自己可以（同時）做十件事」，但逐漸感覺電影是他的核心，「這好像是define我的方法，仍令我覺得好有趣」，甚至因限制試過將影像轉化為其他藝術形式，「然後合作的人就成為了我的女朋友」，他由謙和的笑變成甜笑，我和攝記「唓」一陣起哄，「在這樣的社會下，是需要有些陪伴，有些支撐，是很認真的分享呢」。
「我的創作需要香港」
香港的故事難說，說香港故事的路也難走，但陳梓桓說，選定了路，感覺更自由。「就算說對自己拍攝有懷疑，唯一沒變的，是我覺得我們的電影是重要的，重要在於很難在主流電影中看到真的香港，幾十年後（想）睇番香港（是怎樣），就真的是看我們的電影，所以無論當刻或對未來睇番香港都重要」。路不窄，他說對香港的創作樂觀，「年輕一代對工業電影沒什麼fantasy，亦急切想講故事，就會拍到一些好的東西出來」。會否覺得所選的路賭上了自己做電影的前途？「無㗎喇，《亂世備忘》（推出）過了兩年就沒再想這些，首部劇情片、金像獎紀錄片獎，是很吸引，但要令自己唔好走入一個泥沼。可能選擇了也是令我義無反顧走這條路的原因，同時覺得那個世界唔係真係咁好玩，我現在有很多試驗，由資金到發行，都是另一種歷險。我覺得做電影是一種歷險，如果它令我覺得是搵食的事，或要屈從，沒有這種歷險心態就唔得。」
有人建議過，他可以離開香港，遙距派人在港拍戲，「我有想過移居外地的話會撈得更好，但我仍未想移居，因為我覺得我需要在香港。我的創作需要香港，我需要在這裏陪這個地方」。不斷跳水，浮沉裏專心保住一口氣，總爬上同一個岸，踏回同一片地的那個人，也彷彿是他。電影抽離記錄這個城市的憂鬱，其實既讓過去、現在互相映照，導演還有想照出一點點未來的心思。虛虛實實之間有個明亮畫面，扮演游水老伯的年輕演員黏上鬍子，在想像的自由土地上快樂地生活着，分不清是角色的過去，還是他的未來。片首早提出幾代人的疑問，香港其實係咩？「我希望想像不會停止，如果停止想像的話，香港應該就無㗎喇，所以想這套片帶到一些思考與想像出來，即使是無力和困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