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面對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的衰落，以及共和黨（Les Républicains）的慘敗，現任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理應能輕易擊敗其極右陣營的對手勒龐（Marine Le Pen），但據多項權威性民調顯示，馬克龍近日的支持度最低跌至51%，而勒龐同期的支持度則高達49%，兩者只有2個百分點之差，引起了法國大眾的討論和恐慌。
直至上周三晚（4月20日）的總統大辯論後，馬克龍才能以56%比46%的支持度明顯地甩開勒龐。可是，對比2017年，馬克龍以66%比33%大勝勒龐，今屆這難得的10個百分點之差實屬微微小勝。
可記得5年前馬克龍當選時，媒體上的呼聲普遍是正面的；他大學時的恩師，即著名史學家多斯（François Dosse），曾撰書褒揚其政治抱負，更稱無悔將其推薦給已故詮釋學哲學大師里可（Paul Ricoeur）；此外，就連德國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er Schule）的政治哲學大師哈巴馬斯（Jürgen Habermas）亦對其有所期許，認為馬克龍能成為團結歐洲的未來希望；不少學者更將馬克龍競選時的理念稱為「馬克龍主義」（macronisme）。但時至今日，馬克龍風光不再，「馬克龍主義」亦告失敗；在首輪總選過後，更有市民組織一連串「既不要馬克龍，也不要勒龐」（Ni Macron, ni Le Pen）的示威。這種「neither... nor...」（ni... ni...）的呼聲在歷屆次輪總選中從未出現過。究竟馬克龍為何落得如此田地？他在任5年期間又為何盡失民心？
馬克龍真的盡失民心？
香港和其他華語區有不少KOL或時事評論人認為馬克龍今屆仍擁有高支持度，並在首輪總選輕易擊敗左右翼兩大黨對手（即社會黨和共和黨），可見他過去5年政績應該不俗，不然也不能繼續獲得普羅大眾的支持。然而，這種分析是非常錯，亦顯然沒真正了解法國政治。
首先，我們要理解當年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為了處理法國第四共和長期因三分鼎足（即共產黨、社會黨和右翼陣營）而出現的亂局，以公投形式成立了第五共和，將總統權力加大，並以兩輪選舉直選總統。第五共和的篩選式初選機制因而造就了「有用選票論」（vote utile），亦即我們所謂的「配票」，並將過往的三分局面變成了左右兩大陣營，在次輪選舉中問鼎元首之位。因此，自1950年代起，法國一直處於左右翼兩大陣營輪流交替執政的局面，而任何中間派、獨立候選人或新冒起政黨皆難以捱過首輪總選。當年馬克龍於初選能突圍而出，基本上是有賴於他那前社會黨黨員身分，以及身為前經濟產業更新和資訊科技部部長的背景；並乘着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的平庸政績和右傾政策（詳參bit.ly/391fLns），以及社會黨的權力真空而急速冒起。馬克龍初以中間偏左路線吸引社會黨選民，更揚言要提拔年輕政客，一洗前政府保守歪風。同時，共和黨頭馬菲永（François Fillon）因政治醜聞纏身而失勢；最終躋身進次輪總選的馬克龍便藉着「共和派戰線」（front républicain）大勝勒龐。
所謂的「共和派戰線」，是指當面對一個與共和國價值觀相悖的總統候選人時，各黨派會力排左右分歧，統一戰線聯合阻止這人當選，以捍衛共和國核心價值。由於法國政界普遍認為勒龐背後的排外思維有違共和價值，眾黨派自然會為馬克龍站台對抗勒龐。但時至今天，「共和派戰線」的叫陣愈來愈難起作用：極左派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只提醒選民別投勒龐，卻沒為馬克龍站台；據Elabe民調顯示，只有45%的梅朗雄支持者會將票轉投馬克龍，比5年前跌了8個百分點；同時，5年前只有7%的梅朗雄支持者會在次輪總選票投勒龐，但今屆有22%決定改投勒龐，當中不乏憎恨馬克龍的基層選民，寧投勒龐以展示他們對馬克龍的不滿。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提及的「neither... nor...」思維造就了近4屆以來最低投票率，本來上屆次輪總選的投票率已不算高，只有75%，但今屆將預計只有68%至72%，不少選民表示會用「白票」來展示對兩名候選人的不滿。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學者在選舉前夕均撰文批評「馬克龍主義」；其恩師多斯再度撰書，力批馬克龍政績，並指出對其極為失望。媒體上充斥着羅列馬克龍過去5年缺失的文章；不過，也有政治雜誌《瑪麗安》（Marianne）在今期封面寫着「縱使對馬克龍憤恨，也要阻止勒龐亂局」。民調顯示，大部分年輕人（尤其基層或小康）已不再相信馬克龍能為法國帶來正面改變，只有家境較好的年輕人或菁英仍對馬克龍執政有所期許。Elabe民調更顯示，市民對馬克龍的信心值在大選前只有38%（當中已因烏克蘭戰事而回升了6個百分點），對比同期錄得的近55%支持度（投票意向），明顯不成正例；換句話說，不少選民只因「有用選票論」或「共和派戰線」而配票給馬克龍，心底裏對其並不信任。
何謂「馬克龍主義」？
有學者認為馬克龍於5年前參選時，其政綱採用大量空泛概念，並倚仗左右翼兩大陣營的沒落而掌權，所謂「馬克龍主義」只不過是一種中間派民粹主義，但也有學者不盡同意，指出「馬克龍主義」強調超越左右翼分歧，以修復過往多年已被撕裂的社會。政治學者馬也弗來（Damon Mayaffre）指出馬克龍的政治語言離不開「效率、集合、重整、重建、道德化、變革、重新上路、正能量」等字眼，在建其新政黨時，避開使用「黨」字而採用了「前進！」，表明了其變革之決心。的確，早期的馬克龍停止了奧朗德以《緊急法》治國的劣政，亦推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收容難民，縮短移民審批期，並提拔年輕政客入閣，且提倡環保治國、科學治國和直接民主參與等進步主張。然而，馬克龍的經濟措施比奧朗德更為右傾，而在教育制度的改革上也愈趨精英化，衍生出更大的社會不公問題。在科研上，馬克龍更着重發展智能都市，主張將監控、個體數據中央化和人臉識別等技術普及化。所謂的「馬克龍主義」就如一套活生生的政治悖論，它呼應着現實政治中左右翼的無能，滿足大眾對「智慧型王者」的願望，並以「非左又非右」但同時又像是「既左又右」的類政治意識形態存在着。著名史學家馬塞爾‧戈歇（Marcel Gauchet）認為「馬克龍主義」難以學說或理論定性；它只是反映着法國社會的矛盾和所期許的變革。他認為馬克龍趁左右翼兩大陣營積弱而收編其黨員，表面上雖鞏固了馬克龍派別的勢力，但當馬克龍表現未如理想時，選民將會因為憤怒或苦無選擇（因左右翼大黨皆被收編）而轉向極左或極右主義，屆時社會定必更加撕裂。
馬克龍失敗的原因和遺害
馬克龍在任期間最大的問題乃其反覆無常的政策和言論，輕則令大眾無所適從，重則讓人覺得他出爾反爾。這情况在疫情期間更為明顯，例如他最初稱佩戴口罩作用不大，但一個月後卻宣布強制佩戴口罩措施。疫情封城期間，他信誓旦旦說強制接種不會發生，也認為疫苗效用成疑，但幾個月後，他卻忽然強推疫苗接種；時至2021年年中，他更要求醫護和前線公務員須在3個月內完成接種，否則將被革職。然而，大城市中的接種中心求過於供，政策一度引起恐慌，更諷刺的是，警察是有強制接種豁免權，這令到其他徬徨的前線公務員更大為不滿。而馬克龍在「公開講話」（allocution）中所許下的各種承諾，很多時都貨不對辦，例如他承諾給醫護發放的補助和口罩，在過了數個月後仍遲遲不見蹤影。
馬克龍亦被指愛隨心所欲、獨斷獨行。在應對黃背心運動時，其智庫曾勸阻他舉行「大辯論」（Grand Débat），顧問認為民間方案通常和施政難以相容，一旦採取與民間方案相違背的施政，定必惹人口實。果然，最終所收到的民間提案大多沒被跟進或實行，令參與者感到遭受背叛。而在黃背心早期，一眾工會領袖也嘗試與馬克龍會面商討和談方案，但馬克龍卻回絕會面並外遊。多斯便在其書中批評馬克龍這種唯我獨尊的態度，指出他常常漠視學者和研究員的建議和批判，他寫道：「戴高樂會找馬爾羅（著名作家André Malraux）問意見……；密特朗也招經濟學家阿達利入智庫……反觀自命學者的馬克龍，卻無任何知識分子在其顧問團中……」或許正因如此，馬克龍的政策才會出現各種「離地」狀况，包括對廉價燃油二度加稅，引發了黃背心運動，或是為降低僅5歐羅的房屋補助，惹起不少基層不滿。
當然，遠比奧朗德時期厲害的警暴問題，更強化了馬克龍在不少人心中的「皇帝」形象；在黃背心時期，其警暴嚴重的程度引來聯合國發聲明介入。後來，馬克龍政府欲通過《整體安全法》「保障」警察私隱，禁止媒體上載或發布可能「危及」警方的照片；法例同時擴大地方警權、監控權，以及警方使用無人機監控的權限，這同時招來一眾媒體、國際特赦組織和聯合國譴責，卻只能令政府輕微修改法案內容。疫情期間，政府亦採取「通行證」等措施禁止集會或規範市民的生活模式；有人權組織和學者批評這類措施將進一步令市民習慣生活日常被規範化，窒礙公民社會的發展；著名史學家霍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便指馬克龍治下的社會已進入極權化統治與保守主義之間。
雖然馬克龍因疫情期間所實施的援助企業計劃，以及他就烏克蘭戰事的表態，贏回了不少掌聲，但社會各界（尤其中低下階層）普遍對其不滿或不信任。事實上，馬克龍在外交上亦不進取，對中國和俄羅斯所引發的人權問題和經濟入侵立場一直曖昧不清；澤連斯基一再批評指馬克龍沒有果斷處理與普京的關係，也奉勸他別妄想能以談判了事。過去5年，馬克龍釀成了更大的警暴問題，亦將民意推向了極端主義；外交上，馬克龍就歐盟的軍事整合策略也未見成效，只是相比親俄親中的梅朗雄，或疑歐親俄的勒龐，馬克龍勝在為法國國防和外交帶來少一點遺害。而今天，即使選民票投馬克龍，為的似乎已不再是對他的期望，而是僅僅為了防止勒龐上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