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呂世瑜於胡雅文法官席前認罪求情下判刑5年，牽涉的是《港區國安法》第21條的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案情指被告在Telegram頻道中售賣武器及發表港獨言論。從國安法條文閱讀，判刑分為兩級制，即有情節或案情較重或較輕之分。
「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法官判下5年刑期的基礎是基於呂的行為案情屬嚴重，本身打算判刑5年6個月，用以認罪後三分一的刑期扣減，即44個月。若監獄內行為良好，刑期再扣減三分一，則實際坐牢30個月左右。在判刑後，主控提出就國安法條文解讀，此條解讀應類似設立最低刑期，即嚴重案情者至少判5年。換言之，若呂案情嚴重，判44個月（即3年8個月）是低於5年要求而錯誤。法官在考慮陳辭後，同意控方說法，改判5年。
此判刑理由及過程已輯錄於法庭判辭中，各位同儕可自行下載閱讀。
此判刑案例有至少兩個含意：
（一）普通法下認罪扣減原則於吳文南案例確立，現時看來認罪扣減原則並不全然適用於國安法下的罪行。一般刑事案中為鼓勵被告及早認罪，多有三分一認罪扣減，即如判刑3年，最早時間認罪後扣減至2年。此原則本來是為了減少對受害者的傷害及減省法庭時間，給予被告誘因及早認罪毋須審訊，而最終認罪扣減仍可由法官酌情決定。所以，律師與被告均會應用此原則來計算可能刑期，以及可能扣減作為參考，決定答辯方向。國安法罪行判例不多，從量刑起點、扣減等考量，計算可能刑期時沒有案例遵從。在呂案中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就是被告認罪下扣減僅為6個月，而不是普通法下應有的22個月的扣減，影響甚大。
需要留意的是，最直接受此案例影響的是接近判刑範圍下游的案件，扣減刑期後的刑期不會少於最低下限。高刑期的扣減影響反而不大，如判刑15年，認罪扣減至10年，就沒觸及此例。
除了國安法第21條外，其他待審案件均受影響，如民主派初選案、蘋果案。初選案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期分為三級制，「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蘋果案的勾結外國勢力罪刑期分為二級制，即「犯前款罪，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先不討論兩者案情，後者如此看必然為3年監禁起跳；而對民選案來說，涉案中游分子除了考慮案情，策略上可能會選擇抗辯或者求情要求最低刑期，很視乎案情的區分事項及案情背景。事實上，現時國安法案件判刑部分未由終審法院定論，可能亦有變數。
（二）此分級制令國安法罪行立法設立刑期下限。以呂案為例，法官在判定案情嚴重後直接被限制於判處不少於5年的刑期。這是香港首次在謀殺罪名外於特定罪名立法下限。普通法判刑設立最低下限不常見，原因是普通法多容讓法官在考慮案情、判刑原則、被告個人因素、量刑指引、案例、刑期整體性等而多方面判刑，而判刑原是要平衡相稱性、阻嚇性，以達至公平、合適的刑期。外國並非無案例設最低刑期，例如英國管有槍械控罪，仍有設立例外條款，以免一刀切劃一刑期；而呂案中法官考慮了英國案例後，則認為國安法下不設例外豁免，因而採納控方說法。學者主要關注一刀切判刑限制會否破壞認罪扣減、會否不合比例地過輕過重，又或是施下過重而失效的阻嚇判刑，以致對被告不公。
另外，刑期下限亦是用以收一般阻嚇之效。一般阻嚇性原則的好處是整體反映罪行嚴重性，而弊處是該原則將無視被告個人背景或其他求情因素。國家安全考慮阻嚇性是可理解，但如果刑期中重複考慮阻嚇因素，既加最低刑期並於量刑起點反映嚴重性，又因阻嚇而加刑，就可能未必合適。
以刑事辯護角度來說，撇除被告行為及勝算考慮，此案例及刑期評估或者改變被告的行為模式。案情判刑範圍會成為焦點，控辯雙方會參考案例案情，或會要求案情增加判別標準，例如是否涉及暴力、影響力。被告亦可透過律師挑戰案情細節或犯罪角色來減輕嚴重性。雖然最終由法官藉着事實裁定才來決定最終category，但控辯雙方落墨之處或有所不同。
除了認罪扣減，國安法第33條下的扣減選項亦不少，例如立即停止違反國安行為，或是篤灰指證壞分子。但終究問題是刑期扣減多少仍是未知之數。
國安法案例的一般原則與影響仍有待建立，估計控辯就此點都會上訴至更高級的法院（甚至由立法機關多作釋法）。如果之後法庭可提供更多指引或一些解讀法律的方式，盡量減少對被告不公平之疑慮，也是更加相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