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陳國球教授於去年年中出版了《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一書，不少讀者一看書名，便覺得有距離，略顯退卻。可是，經過記者採訪閱讀後，發現這本書並非那麼難以入口，以另一角度了解，可以看到陳教授一些個人心迹，醉心研究來尋找人生答案，只是這道考題時間很長。陳教授研究「抒情傳統論」多年，而這本《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收錄他十多年來的文章，是他的研究碩果，也是寄出對大時代動盪下的隱匿小信。
「抒情」一詞，有學者認為是來自西洋，但是陳教授指「抒情」兩字，早已出現在屈原的《九章．惜誦》的「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一九七○年代起，「抒情傳統論」由陳世驤發揚，高友工充實，和當時在中國大陸由魯迅、聞一多、朱自清等人的「言志」及「抒情」論述不同，陳教授反思：「從五四運動一直下來的救亡啟蒙以至革命主題，所關注都是較宏大的論述，對人的個別理解不太重視。」陳世驤強調「抒情」才是中國文學的正統，突顯時代知識分子的個體感受，在台灣獲得不少迴響。《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集中講述陳世驤、高友工、普實克對於「抒情傳統」的見解，同時研究三位現代文學史的書寫者：林庚、胡蘭成、司馬長風，重新探討中國文學史。
抒情傳統與當下的扣連
陳教授自一九八○年代開始，便一直都十分關心中國古代文學史是如何書寫，在回顧歷史源流時，發現中國文學主要傾向抒情，歷代慢慢發展成「抒情傳統」。起初，陳教授並無刻意立「抒情傳統論」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很早就看過陳世驤所譯的《文賦》，但都只是得到文學史的知識，但到自己教書時發現，這一種書寫會否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在機緣巧合下，他在科技大學與研究生講課時，和學生討論到不同的論述角度，因為這次的討論，勾起他以抒情傳統論為角度去觀察中國文學的興趣。在二○○五年，陳教授受邀參加台灣有關抒情文學的研討會，他十分好奇香港學者如何看待抒情傳統，進一步和抒情傳統論結緣。陳教授在哈佛大學做研究時，特意整理了很多有關抒情傳統論述的資料，後來在布拉格參加研討會時，與王德威教授談論將資料收錄成一本文集，也就是後來二人一同編寫的《抒情之現代性》。陳教授稱讚王教授將抒情傳統論有力地帶到現代文學研究，因為抒情傳統論尚未成為主流，和中國大陸的主流論述有很大反差，引起注意和討論，亦受到王教授影響，他開始將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學的看法互相結合，兩人頗有一種惺惺相惜之情。
研究古典文學為主的陳教授，非常關心古典文學如何與現代人結合——當下的我們如何理解古代？不少人覺得古典文學和當下距離太遠，對之興致缺缺，可是陳教授認為古典和現代的文學相當接近，希望將古典之美「復活」，使其活在現代，而方法便是靠文學史寫下來。陳教授將研究比喻成一種溝通、對話，指古人的生活經驗和處理方式有其值得參考之處，「原來古代的經驗，和我們今天的有類似，而我們也有相同的回應方式，我希望透過研究，幫助我們好好去反省當下如何面對人生、社會環境、生活變化、政治等等」。他認為當下面對的事物也有不少和傳統有關，傳統不知不覺地進入了我們的世界，包括生活方式、思想態度、如何面對人與人的關係，我們都是在文化、風俗、習慣中成長，他感嘆：「有時我們會反叛不想聽這些老土事物，但這些老舊事物有時又轉過來支配我們的思考方式，或提醒了我們一些想法，例如重視人與人的關係，表達內心是希望別人能感覺得到這種知音的追尋。」陳教授以日常生活作例，指不崇尚傳統的人都想找尋知音。在中國文化傳統底下，我們對知音的理解是不需要清清楚楚，只以某種方式會心微笑，只需感覺或會心感應，這證明了傳統文化帶動、烙印人們的內心以至人際之間的交往、對主體之間交互主體性的重視。
抒情傳統論與香港
在香港成長的陳教授對香港文學尤其關心，在二○一六年時更出版《香港的抒情史》，書寫的原因是由於不少學者從城市、殖民地的角度切入香港文學史，他嘗試新的角度——抒情傳統論去看香港文學，思考香港文學傳統、發展和傳統文學的聯繫，「我們如何與一個文化環境及傳統時間有所扣連？原有的傳統文化會否在城市及殖民地裏發揮作用，產生一種互動？這就是香港文學抒情史的角度」。
雖然香港人常被指為經濟動物，但在陳教授眼中，仍然看到許多有心人努力地做文學創作。他體恤這班作家難以為生，並認為他們的作品沒有和社會脫鈎，反而有很多層面的連結，和大眾互動。在這種大眾和作品的互動裏，陳教授能從中找到現代主義思維方式裏有着傳統的部分。他以流行文化粵劇舉例，一方面是民間重要的娛樂活動，另一方面能與傳統緊緊連繫着，唐滌生譜寫不少和中國古典文學有關的故事，即使現在粵劇已淡出大眾娛樂，但仍會有不少挪用唐滌生或其他傳統粵劇作品出現。他續道：「抒情傳統不斷地提醒我們，人的內在世界永遠與外在世界有很多對話，不要單單看外在物質的世界，因為我們內在世界不斷有很多喚醒與提醒，傳統對心、物或情感的關係會不斷地支撐着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
這次新書雖然在台灣出版，但是陳教授更渴望香港讀者能讀這本書，接觸不同階層的讀者，這也是源於他對人文學科的信念，他希望寫下的文章能夠吸引普通讀者去看，即使未有受學院訓練，所以新書的內容有不少補充解釋，以釋讀者疑慮。陳教授研讀文學史是因為想追尋有關香港的問題，新書講述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作為南來文人的他，當時在浸會大學身負不少教務，相當辛苦，但他的理想是在中國大陸帶來一些文化的回憶，探究這些回憶在香港發生的意義。他補充：「當我去討論這本文學史如何寫成時，我會把文學史放在作家的世界裏去思考。」他認為這些討論並不是學術上一些很尖銳、很微細、鑽牛角尖的問題，而是一種易地而處的思考方式。
儘管陳教授已研究抒情傳統論十多年，但是他仍未找到心中最佳答案。他解釋，這是源於人文學科不斷提出問題的特性，即使移居台灣，仍然心繫香港。他說：「這本書我寫了十多年，從開始到現在，香港也不同了，所處的環境也不同……現在身處台灣的我會把問題放大：有關離散的論述，人類文化傳承之間起了什麼作用？我想保留什麼？而意義又在哪裏？所以我來到台灣也要爭取去論述香港文學。」他也聽過不少人說起台灣並不看重、需要這種論述，更令他嘗試代入一九五○年代的新儒家學者來到香港時，例如唐君毅、牟宗三等，他們會問怎樣的問題。援引從前的知識分子自况，他深感人文學科的意義之重——思考文化之間的意義。他解釋，要理解魯迅、李白的字面上意義，隨時也能查出來，反而對魯迅、李白甚至司馬長風所面對的情况，找出和我們當下的異同，才是「在社會上、生活上或生命史上的任務」。
將古人「起底」的研究方式
陳教授續指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對內心的需求或關懷是在早期已經顯露出來，例如《毛詩序》「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言志」等，常常見及內心之物，內心的反應是重要而關鍵的。陳教授的研究，就是在各種文本裏找尋蛛絲馬迹去理解、推測書寫者的內心和行動的用意，要去找不同的證據和周邊的事物去體會，他解釋這些文本都屬於知識分子的生活的其中一個姿態，即使是論文也可以看到他的事業需要。
說起研究最困難的地方，陳教授坦言是在那些處理材料裏進入人物的內心，「因為寫作是一種表述，因應不同時間而書寫，而非為了解剖自己的內心」。他堅信中國傳統裏，內心世界的地位是重中之重，而中國人也很重視知音，他希望成為這些古人的知音。他在鉅細無遺地將古人「起底」，內心是十分滿足的，因為嘗試理解古人是陳教授研究文學史的趣味所在。他談起胡蘭成這個人物，指大家都十分好奇他為什麼加入汪精衛的漢奸政權，以及和張愛玲的愛恨糾葛。陳教授自言自己不喜歡胡蘭成，一直對他感到困惑——是想以文字洗白自己？陳教授嘗試從胡蘭成如何論述中國文學去看胡的思考方式，「這探索就是我自己嘗試去推斷，過程中我並不會找到最標準的答案，亦未必人人都同意我……理解的最終目的也是想看人如何面對不同的生活狀態」。
書中選取的學者，都是陳教授的特別安排，比如在異國研究抒情傳統論的陳世驤，他原本在北京大學讀外文系，後來移居到美國，因為和妻子政見不同，妻子回到新中國協助建設，而他則留在美國保存中國文化，並從傳統着手，深信「文學具有力量面對黑暗時代」，在美翻譯及發布了陸機的《文賦》。陳教授在陳世驤身上看到一種從文學追尋力量的曙光，在亂世找到自身的定位。第二位學者高友工的父親來自國民黨，哥哥加入了共產黨，在這種矛盾的背景下，令得他對文學文化與政治之間，出現很多不同的思維方式，陳教授便以其家族史或中國大時代的演變作為切入。最後一位學者是捷克漢學家普實克，這位左派學者因與夏志清辯論而聞名。陳教授指普實克有着西方局外人的角度去看中國，對中國有很多的想像，並發現中國思維中有很多抒情的部分，影響現代文學的發展。陳教授從以上三位學者中，看到他們在人生經驗過後，回到文學史裏尋找一種解釋或說法，他們都是追尋外在知識之餘，也是對內心詰問找出答案，「或想找回自己安頓的部分」。陳教授研究他們，是希望以一種西方視覺，而非中國文化傳統中出現的人物去了解抒情傳統，加上三位都經歷過中國歷史以至東亞之中的大變動。同樣身處大時代的陳教授也嘗試在研究裏尋找安頓心靈之法，他感慨：「我自問文學或傳統能給予我什麼，當下我有沒有辦法安頓心靈？所以做文學傳統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是學術工作，但其實進入人文學科時也是一種進入生命歷程的理解方式。」
以抒情傳統研究文學史始終不是主流，陳教授打趣地將自己的研究比喻成李白的《月下獨酌》的狀態，對影成三人，望着月亮，看着影子，與自己有三個人。他指李白這首詩既熱鬧又很孤獨，這份孤獨和熱鬧之間有一種張力，在寫文章的時候有所體會——要費力去跟一個不是活生生的人溝通。在研究過程裏，陳教授衝破很多障礙，尤其書寫時感受非常深刻，卻要提醒自己在寫學術論文而不是抒情文。陳教授說：「這學術工作中我的選擇和表述方式，能令我看到自己的生命存在，我有參與到一個非常眾聲喧嘩的世界，嘗試與高友工、陳世驤、司馬長風對話，似乎很熱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