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ble F:黑腳卡繆「膠不膠」?

文章日期:2022年05月04日

【明報專訊】我總懷疑,沙特與卡繆曾經的親近與後來二人友情的決裂,增添了更多人對卡繆的趨之若鶩,一如維根斯坦的天才形象、拋掉一身財富的灑脫成就其傳奇光環。世人喜將卡繆與沙特並談,若說卡繆注定比沙特更有魅力,我想不在他的明星臉、穿衣優雅,更在他複雜的身世,塑造他的思想體系不那麼愛恨分明,尤其對待受苦難之人的復仇與伸張正義有更深遠的看法。

卡繆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同年,被問到怎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的獨立抗爭,他不同意在電車上放炸彈為之正義,因其仍居於該地的母親會處身危險之中。在陣營分明的時代,沒明確支持FLN的卡繆,注定被理解得更少。

卡繆表態之時,巴黎帶領風潮的哲學圈也處於戰後的奇怪氛圍,他們覺得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某種程度的手段與惡可被視而不見。蘇聯陣營的烏托邦未來對戰後恢復中的西歐及知識分子有其吸引處,寫下《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控訴蘇聯極權的匈牙利猶太裔英國作家Arthur Koestler,於1946年來到巴黎時,沙特主持的《當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對他一再抨擊,巴黎哲學家並不信蘇聯集中營與大清洗之說。卡繆為Koestler發言,亦無法以少敵眾。後來卡繆與沙特就共產主義筆戰,令卡繆遠離巴黎哲學圈,後期益發沉默。

背離一切複雜環境講對錯,將問題簡化,從來都讓人看不到真實的苦難。卡繆不想阿爾及利亞獨立嗎?他不愛阿爾及爾嗎?他曾自述無法在阿爾及爾以外生活,總如處於放逐狀態。他不是單純的原住民,或單純外來享有高位與富權的殖民者,而是居此日久,或與本地人同樣貧苦的「黑腳」,他母親是為富有法國家庭工作的女僕。作為移民後代,卡繆較當地人獲得相對多的特權,比如不需如本地人般放棄穆斯林身分就能獲得法國公民權。但他一樣目睹各種不公,後來成為《阿爾及爾共和報》記者,揭露當地人困境:他到卡拜爾人聚集區卡比利亞採訪,寫過《苦難的卡比利》報告。這些經歷都讓他不輕易下對錯判斷。

卡繆認為反抗有兩種,其一形而上,是全人類面對生命的荒謬與困境時奮而起身的反抗;歷史上的反抗則是被壓迫者反對掌權者,反抗不公的制度與身分。這些反抗要求的是價值的平等——即在大家都承認的共同價值下,被平等對待。維持共同價值,反抗者才不會失了原則,令世界失序。這些說話,放在今天,大概都有很多人覺得卡繆「膠」吧?

戰後以散文小說劇場思考反抗

戰後卡繆以散文、小說、劇場思考反抗。他的五幕劇《正義者》改編當年俄國革命人士刺殺大公的故事,男主角知道自己對不公的反抗乃訴諸暴力,因而有所掙扎。他要怎樣拒絕剝奪別人生命的過度權力?為了正義的理念就可以不擇手段?FLN游擊隊員中大概也有掙扎,但在與法軍雙方的血腥對抗中逐漸磨滅人性,更甚留有後患——這亦是卡繆預見的。這些層層疊疊的不公,很多時都被忽略,像先幾期談的《北非諜影》與《阿爾及爾之戰》皆幾乎沒有觸及北非其他族群的困境,例如因避戰而逃跑到Casablanca卻被丟到猶太區,完全顯露身分給德國軍的猶太人。

後世人都忽略當卡繆被斥沒有在戰爭時為阿爾及利亞做過事,他回答:「一年零八個月以來,我的沉默不意味着我停止了行動。多虧了某些你不知道的行動,你的一些同志才保住了性命。」後來發展證實了卡繆的擔憂:獨立建國後,阿拉伯人在阿爾及利亞清算,大舉逃往法國的「哈金斯」(協助法國殖民政權的本土阿爾及利亞人)得不到妥善安置,過上了另一種二等公民的生活,引致其後半世紀的仇恨與恐怖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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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