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文潔華將於6月離開浸會大學，不少學生也不捨這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師，她是浸大電影學院總監和人文學系講座教授。在這所九龍塘大學春風化雨超過30年，面對近10年來教育界風行量化指標評核，她慨言教師的重心「只在於能否把知識講得清晰，能否達到教學成果」，缺乏文化傳承的重量感；她勉勵電影學生要堅持電影工作者都是一個做夢的工廠的信念，對自己有信心和期望，保持健康，奇蹟就會出現。
文潔華在1990年完成博士學位，當時正值八九民運後的移民潮，她亦踏上了移民之路。人在異鄉，她心中不免懷疑：「在這個又冷又杳無人煙的地方，我讀的哲學博士學位有何意義？」她回憶當時有一個販賣賀卡的店長，願意以1元加幣的價錢，出售店舖牌照，讓她打理店舖。可是她害怕要賣卡終老，於是便在加拿大繼續讀書，更用英文修讀中國藝術史，直言「辛苦得要死」。在迷惘的路上，剛巧浸大人文學系聘用了她，她便回港教書，開展了長達逾30年的教學生涯。文潔華回港任教的第一批學生便是首屆的人文學系學生，她指學生非常勇敢，因沒有人知道會學什麼。人文學科的界線總是曖昧不清，有諸多的演繹方法，她說：「人文學是有批判的，是關於人的思考模式的，人既是歷史的動物，也是創作的動物。」故每件事物也能從不同角度去理解，人文學科的精彩之處便是在於不同的可能。每當文潔華看到台下學生靜靜聽講的模樣時，便會想起當初留在香港的理由：「這是我的地方，我和他們（學生）一起長大，我學的他們也應該要知道。」
讓學生互相批評 訓練思考
文潔華主要教授人文學系和電影學院的學生，面對憧憬創作的年輕人，不少教師都會感到頭痛，更有不少人質疑創作能否教。她認同喜歡創作的學生天生與別不同，亦希望自己是獨特的一個，因為每個創作都是獨一無二，不可重複。她坦言：「他們不會乖乖地聽人文學，只有講得動聽他們才會聽，大部分都心急於自己創作。」正正因為創作的學生和一般學生不同，他們各有喜惡，自然每個教師都有fans或haters。文潔華擔任系主任時，能夠看到學生的回饋，當中他們會寫：「好心佢喇，上課時唔好講咁多笑話喇，佢啲笑話真係唔好笑！」她更打趣說，髮型不好看學生也會有怨言！回歸教學的本質，對文潔華而言，是一種雙向關係，「教學不止是知識，人文學知識不是固定，我是去選擇所相信的信念、對一件事的批評眼光去教同學」。但凡事總有例外，文潔華看到一些非常懂得引導學生的名師，好像是導演譚家明，他會要求學生按時交電影劇本，並會邀請大家互相批評，讓學生學懂接受批評，更會將一些經典作品交給他們，讓他們剪成另一個版本，解釋自己為何比原作更好。文潔華形容這些訓練是完全思想性，把理論實踐起來，學生更不會覺悶。她又舉出任教香港電影史的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張志偉，準備的教材十分之多，花了不少心力備課，講學更是相當精彩。文潔華續指讀人文學科需要一定耐性，看到同事盡心盡力地教學，她感慨說：「那麼努力有心機帶一疊教材來，就算沉悶我也感動。」
文潔華分享教性別研究時，會面對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印度、法國或內地的學生，當中更有同性戀者，他們自身對性別的看法非常不同，但在同一課上坦誠交流，比書本讀到的更為豐富。她更指外國學生很喜歡楊曜愷執導的《叔．叔》，反而香港學生不太有感覺，可見在香港有一種很潛在的壓抑，不會想像的士司機或者鄰居太太是同志，這些人會在異性戀婚姻中隱藏真實。文潔華說：「我借教材來討論一些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自由及包容能力，亦是價值觀所在。他們不一定認同我的價值，但大學要提供一個多元價值的看法，然後作辯論。」
教學失去重量感
當下的大學教育，要求教師寫下教學評估和成果，以分數去量化學生的表現，文潔華批評這種教學很模式化、科學化，她直言：「這些如同棋類遊戲的規則，由委員會去審視寫得對不對、能不能接受，我們教師配合。」作為戰後新生代的她，比較上世紀60年代的教育，指那時和現在相差極遠，而這種科學量化方式也是近10多年的產物。她續說從前任教的教師大多都是從內地逃難至香港的，沒有讀過師範卻很有學養，她其中一位老師在英文課時分享二戰從軍殺敵的經驗，「我們受的教育並不是在教材上……他們相當深刻地影響我，例如如何跟我說話，教我故事如何引人入勝」。
她大學時期所遇到的老師，也是經歷過文革，或者曾到訪台灣，甚至因為其政治信念而不能返內地。他們不會刻意教馬克思主義，宣揚新儒家，好像是唐君毅、勞思光、牟宗三等名師，教學時有其重量感，是一種對於文化國族的信念重量感。她反思當下並感嘆：「教師沒有這種重量感，重心只在於能否把知識講得清晰，能否達到教學成果。」她回顧自己還是學生時代時，常常慕名去聽牟宗三這位一代大儒的課堂，形容他身穿白色長衫，講話很有風範，他們對文化有種承擔感，不會扭曲中國文化真正的意義，未必喜歡某種政權下的中國文化，有種將信念傳承下去發揚光大的堅持。她認為大部分的教師都沒有這種道統，失去那種「非教這事不可」的文化堅持，教學不再是傳道或解惑。但是她認為現在的教育開放了另一個平台——學生可以罵道統，只要罵得有理由，否則學問就不會有進步，她帶着這種信念，化為繼續教學的理由。
在浸會大學任教多年的她，認為浸大的教師大部分對學生不會吝嗇地付出，這是浸大的優勢。她指一間大學如何發展也好，自身的強項不會被寫下來，只會在生命中記下，不是那些科研成果，而是我們結了多少關係及緣分。學生在畢業後緬懷大學和好老師，才是她認同的大學實力，「不單單是向前走，而是珍惜所累積的歷史，並非塵封的歷史」。
文科、創作科=乞食科？
在香港讀大學，都是想為未來鋪路。一直以來，文科和創作科都被污名為「乞食科」。文潔華反問，是否大家都將教育想得太急功近利了？她當年因為讀哲學而搵唔到食，被父親趕出家門，也沒有因此後悔讀哲學，反而覺得讀哲學是光榮的事，哲學令她「看到事情的重量」。她作為極難搵食的哲學畢業生，沒有認為自己是哲學家，即使退休了，也只會是一個很謙虛的哲學學生。學習、讀書，很多香港人都會想得太功利，視為接近結果的手段，而忽略了它是一個過程。
不僅是就業前景的困難和疑問，讀電影搞文藝的人不得不面對的是，創作的自由空間愈縮愈窄的問題。文潔華對此並不悲觀，指有時創作會基於有條件下的自由才有好作品出現，創作並無完全自由，哲學上只有條件性的自由（conditional freedom），出生、成長、眼光，受什麼人感染，已給創作者本身很多限制。回到電影教育，她指這幾年報讀的人數上升不少，是JUPAS全港首5名最有競爭力的課程，「雖然畢業生未必人人做導演，但是能夠知道美感經驗、品味，如何去蕪存菁講故事，如何吸引而感動地表達，這些是一輩子要做的事」。她認為每個電影工作者都是一個做夢的工廠，需要把握這個信念，需要對自己有信心和期望，依然有健康時，就有很多奇蹟可以出現。
文潔華現在還會和第一屆的畢業學生敘舊，她其中一個學生，因為孩子有學習障礙而放棄大好工作，回浸會讀特殊教育。看到這些畢業生，她十分欣慰而滿足，不是在於他們事業是否成功，而是做人態度上很好。「教育不一定單向，因為我教你時你亦教我，不單是教4年到畢業時寫紀念冊上的一句話，這太浪費了。」她更指自己會為了與更多學生結緣，而找更大的村屋作平台，讓大家一起來燒烤，「每個人都是一本書，今天我離開大學，我都帶着很多本書」。
文：楊喜盈
編輯：蔡曉彤
美術：張欲琪
facebook @明報副刊
（本網發表的作品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