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屆特首選舉，跟過去幾屆相比，更為平靜，傳媒挖盡心思，也沒多少爆點。唯一變化的，是這種選舉的性質變得更為純粹，可以說毫無雜質：沒有第二位候選人，沒有政策辯論，沒有預期的熱熾選舉氣氛，當然更沒有起碼懸念。過去雖然一樣只有選委有票可投，但過去的候選人也會面向公眾拉票，互相批評對辯，甚至有過無票群眾的造勢大會，但如今一切欠奉。李家超的競選團隊固然自稱有拉票有造勢，可是沒有丁點張力，沒有什麼氣勢，一切只是走過場。這種平靜的感覺來得極為奇怪，因為香港分明是劇變了，世界也大變了。
在李家超的政綱中，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激烈衝突固然只不過是「嚴峻挑戰」之一，最離奇的是香港面對的「世界」，以及與世界的關係，也好像沒有發生變化：
「通過我們共同的努力，一定能夠發揮香港包容、多元、面向世界的特質，維護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香港始終是兼具自由度和發展活力的經濟體，始終是國家連結世界最佳橋樑，始終是全球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最優通道。」
政綱中那不變的「世界觀」
仍然是一種我們熟習的世界景象：大都會主義、自由貿易、全球化。但是，當特首以至不少官員及建制人士無法再去一些西方大國出訪之時，當李家超連Youtube帳户也被封後，這個世界竟然只是他口中的「更為複雜」？不少建制中人也期待，特區政府配合中國應對美國為首的圍堵，對付「新冷戰」。可是，李家超在公開場合及文宣中，卻沒有半點新說法。我看到政綱說「適時恢復官員出訪外國」，跟外人「說好香港故事」，不禁莞爾，國際大局好像只不過是一場公關宣傳。全世界看着俄烏戰爭，西方國家以及東亞地區擔心台海關係緊張，特區政府打算到哪裏「說好香港故事」？
世界變了，李家超口中的「世界」卻不變。我相信他不是心態離地，而是沒有選擇。在他口中的香港，恍如中國象棋棋盤上的「卒」，不管其他棋子如何左穿右插，進進退退，互相撕殺，「卒」只能向前行，不能踰越劃好的格線，也不能後退，只能在預定好的軌迹上衝鋒陷陣，或等待給敵方吃掉。
世界格局太大，有習主席統領全國外交，小小香港的特首不敢亂說，但香港的管治理念及手法有什麼新發展總可以告訴我們吧。很可惜，除了「愛國者治港」原則及「我和我們」的精神外，還是那套管理主義說辭，例如「關鍵績效指標」。我也曾在佈滿管理主義詞彙的大學裏工作差不多20年，恐怕不少大機構行政或專業僱員跟我一樣，這類術語我們不會陌生。有人詬病他的「以結果為目標」等同不擇手段，我卻沒有往那麼壞的方向想，只是聯想到若干年前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要所有大學搞的一套「果效為本」（outcome-based）改革。
無論是建制派或反對派也會同意，香港遭逢回歸以來的巨變，但何以政府的管治方針比起不少商業或公營機構改革更顯得稀鬆平常？
新的管治 念着舊的經
單以特首出身背景來看，香港管治已出現嶄新變化。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結束前二三十年，匆匆推行管治團隊本地化，既有現實，也有神話色彩，讓人相信，華人政務官（AO）代表政治中立公務員隊伍，是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之一。事實上，香港政府的決策權，在殖民地結束前，還是牢牢掌握在英國人手中。勉強來說，由衛奕信開始，華人政務官團隊領導香港才有點苗頭，到了彭定康晉升陳方安生為首位華人布政司，才把這個管治神話推至最高峰，北京政府也只能照單全收。回歸後歷經幾任特首，兩位是政務官出身，至於董建華與梁振英兩位，雖嘗試培植更多非公務員出身的建制管治人才，但仍然離不開政務官作為香港大管家。
可是，如今讓一個警察部隊出身的人當特首，管着一眾建制派中人及原有的公務員團隊，這絕不是換一換CEO那樣簡單。坊間稱李家超為「武官」，有點言重了，但的確是完全不一樣的管治人選及組合。
過去政府核心的政務官，具有殖民地色彩，他們的行政以至人生經驗是完全在整個官僚架構中培養出來，當中不少人剛從大學畢業後便考入政府當AO，然後在晉升過程中不斷被分派到不同部門管治，他們沒有特定專業，卻領導不同專業的部門，可說是一種港式「宦遊」。而香港政府由麥理浩於1970年代開始引入的管理主義，即當年《麥健時報告書》（McKinsey Report），與華人政務官漸漸冒起，可說是同步地，一起打造一個像大企業般、自命非政治化的通才文官政府。
李家超的警察歷練可說是特種專業，代表政府裏的不同體系。單以police這詞源來看，就是維持治安法紀，以及進行社會監控的部門。新一代的香港最高領導出身警察，當然與北京快速引入香港的國安系統最能銜接，因為香港警察部門兼負內地的國安與公安職能，也同時是由政法委領導。但是，這反過來卻與整個香港管治沿革、特性及意識形態的關係不同，但不同在哪裏？卻沒有人說清楚。如果不想別人為特區政府貼上「警察國家」標籤（還是如麥美娟議員所說的「Why not」？），李家超應該要更坦白更主動發展一種新論述，重新詮釋在他治下的新管治性質。可是，所有人分明感受到香港政局之變，卻還是聽着李家超念着過去的經，心裏忐忑不安。
最應關心政務官去留
就舉一個最極端的例子。李家超已不止一次回應香港的移民問題，但其實他最應該關心的是政府裏的高級公務員，尤其是那些政務官的去留。我早已聽過不少做了20年以上的AO表示人心惶惶，覺得自己身處在跟過去完全不同的生態，一切遊戲規則已變，不止管治權輪不到他們，甚至覺得自己成為被審查乃至清算的對象。變好變壞是一回事，根本不知道變成如何，恐怕是他們日夜規劃着提早退休移民他方的最重要原因。
這本是一份李家超應該交的功課，但在如今更複雜的中港政治關係中，這功課更難做。香港沒有執政黨，卻有一個北京的全國執政黨，這種表面的「高度自治」，實質是弄不清的間接管治，香港如何管治，顯然不是李家超說了算。
李家超年代大概就是在變局中裝作如常，這種「如常」，恐怕令人更感不安與徬徨，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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