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後達人}Aaron Busch 網上整理疫訊 專家也追蹤 前記者發帖 只重新聞 不談意見

文章日期:2022年05月08日

【明報專訊】來自西澳的Aaron Busch居港8年,838日前開始在Twitter跟進新冠疫症確診數字,為記者會發放即時帖文。第五波爆發時,他的作息是早上10時起牀喝杯咖啡;11時收看特首的疫情新聞發布會;下午瀏覽各大中文新聞網站的疫情報道,同時用3個翻譯軟件閱讀和整理成英文帖文;4時半記錄疫情記者會的最新數字和資訊;然後整理和解答問題至凌晨2、3點。在高峰期,他日花14小時,至今已聽了400多場「4點半張竹君」,他得到Covid Influencer、Covid Guy的稱呼,外國領事和公共衛生學者都是他Twitter的追蹤者。

緊貼記者會 Twitter發布疫訊

Aaron今年47歲,全職湊仔的中年大叔一名,個性內向、厭倦社交。他笑說住在香港的頭6年,唯一的朋友是每日送女兒上學時,認識的小巴司機陳先生。他把自己比喻為隱居者(hermit),日前酒吧終於重開,佢卻說:「我不外出,我只會坐在露台喝啤酒,看着外面的船隻,多平靜。我常為空白的安心出行記錄而自豪,覺得自己很安全。」港人近日對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熱切,他覺得像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對全球許多人來說都沒什麼特別,但這裏每個人都為這些小恩惠而雀躍慶祝」。

目前他的Twitter帳戶有2.8萬人追蹤,難以想像兩年前他仍是個新手,甚至帶着戒慎,「當時覺得Twitter是個可怕的網站,人們躲在後面,不輸入個人資料,用隻蛋或標誌做頭像,也沒有好友邀請。你可以見到最糟糕的人性,所有人都用來發表自己的看法」。但Twitter介面簡易清晰,較適合即時發布數字和記者會資訊,故他最終沒選擇facebook或出個story都教他呆坐半天的Instagram。

所以,當人們讚賞乃至追看他的帖文時,他實在喜出望外,「在Twitter能得到99.9%正面回應,相當少見」。究其原因,Aaron認為人們是看到他報道的新聞,不是他的意見。他從不表明自己對疫情和政治的取態,稱這是「新聞中立」(journalistic neutralism)。他在大學主修新聞系,曾任新聞播音員、報紙記者、電台DJ,「新聞系教會我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你在報道新聞,沒人在乎你的意見」。這兩年,他見香港和外地的新聞都不符合這原則,「如果我由記者變成政治家,我的意見當然重要,但我現在不重要,我只是個報新聞的前記者」。雖然有人私自轉載或妄加詮釋他的帖文,他仍沒有封鎖帳戶或設私人群組,以讓所有人都可得到資訊。有時他會收到惡言,但清楚知道人們只是不滿疫情措施,借機發泄情緒。

追蹤者包括領事、傳染病學專家

另一個Aaron不評議時事的原因,是追蹤他的除了是本地和外國記者,也有多國領事,港大學者Benjamin Cowling、潘烈文、薛達等,見到這些專家的名字在通知欄上出現,他不由得緊張。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Karen Grépin接受彭博訪問時說,大學裏許多人都從Aaron得知可靠的疫情消息。「我不會發表意見,因為那些會發表意見的人都在追蹤我,他們是流行病學界的大人物,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如果他們發表意見或研究,如之前港大醫學院的倉鼠研究,我會轉載讓人們去讀。」專家之間有時莫衷一是,他一概整理,讓讀者自行判斷。時有讀者向他「報料」說最新的防疫規定,例如在酒店檢疫時的檢測次數,他會再三查證,包括要對方出示檢疫令證明,「這是做新聞的老規矩,我不信謠言,不想發布錯誤資訊。有時真的會出錯,我會嚴正更正,承認錯誤」。

發現官方數據錯 建議記者追查

Aaron有幾個與本地記者溝通的WhatsApp群組,有些群組成員會在記者會前問他意見。有次他見官方公布的數字有出入,多了一宗3歲兒童的死亡個案,他建議記者追查,才發現數據出錯,6天後政府刪去記錄。「記者每天要去不同記者會,之後要跟進採訪。他們亦不能只報道疫情,不會整天看着數字,有時我會向他們建議問題,當然他們有自己的編採方向,最終由他們決定。」記者會上,甚少英文媒體有提問機會,大部分時間官員只用中文回應,他靠的是英文即時傳譯,官方網站亦不設英文謄本。「我知道或許會更花時間,但如果在用廣東話公布後再有英文,這會更有幫助。」

港疫情發布渠道單一 盼補資訊缺口

第五波疫情之初,許多人向Aaron查問確診應去哪間醫院、怎樣家居隔離、怎樣呈報快測等。疫情網站和官方文件設中英雙語,但他說用字措詞令人費解,尤其是對那些以英文作第二語言的人,他有時還得解釋措施的意思。「另一個問題是每項公告都過於複雜,就算讀完新聞稿或聽畢記者會,仍然不知道那規例是什麼意思,有時覺得需要一個法律學位才能破解。」像《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599章的附屬法例一直增加,相信連執法者也未必完全明白。他隨口提出疑問:如果租船出海,可以4人抑或20人?如果去泳灘游泳,上岸後要不要戴回口罩?「我覺得在沙灘上,或者只是在水中浸一下,都要戴口罩的,因為那不是游泳。」

外國人習慣在Twitter看突發新聞,外媒也以Twitter為主要發布渠道,但香港政府、本地媒體包括英文媒體,都較依賴facebook和YouTube,要快速可靠還是中文媒體的即時新聞網頁。「在Twitter上發布的即時公共衛生資訊很少,這是我來填補的缺口,至少對英語用戶來說。」Aaron想下午4時半是大部分人的上班時間,未必留意記者會,但在Twitter見到速報,或可以及時反應,例如知道所住大廈圍封,下班後可立刻去購買食糧。

指李家超政綱「不見防疫政策」

現有的防疫條文過於繁瑣,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的政綱則嫌空泛。當中,Aaron最關心防疫政策,特別是出入境限制,因為他的追蹤者多為從事商業或教育的外國人,疫情回落後,查詢的都是航班資訊、離境或入境檢疫要求。有在2020年聖誕節離港到外地探親的人,近日終於回到香港。在李家超的記者會和政綱中,Aaron不見防疫政策,「許多香港人都想知道,因為這影響教育、子女、商務旅遊等社會各方面。無論你身處餐廳、酒吧、髮型屋,都與防疫政策有關」。他不外出,但也知道有班流連遊艇會、俱樂部的外國人已滿肚牢騷。他見到李家超說要用大灣區和創科等扭轉人才外流,但紙上談兵,相信要待7月1日後才有分曉;對於「we and us」,他的回應是「wait and see」。「肯定的是有大批人離開了。」有報道分析指近月已有約7萬人離開香港,他相信大部分都非短期出遊,看近日租金的跌幅、人們出讓家具就知道。許多人在Twitter向他抱怨因防疫措施,已移居到新加坡、迪拜、曼谷等地,還跟他分享回復自由的生活。

「宅家」全職爸爸 因Twitter擴闊社交圈

有網友對Aaron說:「你不知道你在幫忙多少人,每日數千人從你這裏找尋答案。」他為解答網友疑難,經常耐着性子,在防疫規例和試算表等資訊海洋中爬梳,但仍然保有同理心,「他們真的很緊張,特別是要飛回來的人,不知會被送去哪裏。我明白他們很害怕。他們可能有工作要忙。我的子女都在上學,我有時間去查,所以由我來回答問題」。他當了全職爸爸18年,這個從沒假期的崗位訓練到他的堅持,而病毒也不會休假。他總為子女感到神經兮兮,在香港未有疫情時,他就每天留意內地衛健委的病例數字。2020年1月,他與家人在澳洲度假,留意到內地疫情惡化,便立刻到藥房把口罩買清光,教店員一臉疑惑。1月中回港後,他們已開始在地鐵等地方戴口罩,更引來外國人好奇。

因妻子的工作緣故,Aaron與兩名子女住過印尼、泰國、越南等地,親歷雅加達的大型示威、曼谷的軍事政變。以前每兩三年就會轉換地點,但這次在香港已待上8年。有人因社會環境或防疫政策影響子女而離開,但他暫無此打算,因兒子自小在香港長大,「他很愛自己的學校,向校長發誓要讀到畢業。可憐的校長」。子女跟他一樣,不難適應「宅家」學習的生活,唯一要習慣的是往日隨傳隨到的爸爸突然忙得不可開交,「我常說『現在不行,我要寫條帖文。』兩年過後,他們已經明白,我想他們為我而驕傲」。

Aaron從前的社交圈子只有子女和他們的學校,因為Twitter,他竟然在疫情期間交到新朋友,像替他製作自動化數據表、檢疫地圖和圖表的多是在港外國人,自發整理疫情或疫苗資訊,「我沒過問原因,但見他們都有正職。也許他們是無私的,很樂意幫助這社區」。他曾邀請一班記者朋友到家聚會,「去年有人對我說,你不能再這樣厭惡社交了,就開始約他們吃午餐,一個個地增加。這些都是我在電視、記者會上見到的人,很開心見到真人」。他形容這是一小步(baby step),仍未有心理準備與大伙兒一同去酒吧、沙灘。這兩年沒有外遊,他在長洲山上租了間村屋,每隔兩周就與太太坐船來趟「海外」假期(overseas holiday),這是他在香港最愛的地方。「在幾波疫情之間、沒有4點半記者會的時候,這就是我愛做的事情。獨自去到海灘,喝着啤酒,我會在2點15分轉發新聞稿的資訊,讀少許新聞。之後,我暫停發布壞消息,讓大家都可以休息。」

只想提供數據 供不同媒體引用

他的內心有着「記者魂」,仍然視自己為記者,「一旦你成為記者,你就永遠是記者。什麼是記者?是尋找並傳遞新聞的人,告訴別人不知道的消息」。他不替任何機構做特約記者或報道,「我已做過我想做的新聞工作。現在只想提供數據,讓不同媒體都可以引用。這樣不是為了錢,我有我的子女,這才是我的工作」。一旦疫症消失,他的Twitter或許就戛然而止,他打算飛到他非常懷念的宮古島海灘,暢飲朝日啤酒。他不忘說起,在那因為醉酒,結識了許多朋友,「我清醒時是個內向的人,喝酒時就變得外向,等於變回普通人」。

文˙ 梁雅婷

{ 圖 } 黃志東、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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