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後國安法時代民調發展 民調回應率下跌 最大衝擊

文章日期:2022年05月22日

【明報專訊】俄烏戰事民調引風波、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鍾劍華上月離港,引發輿論擔心往後民調的發展,例如今後會否遭政府漠視,失去協助官方決策的角色,流於學術活動或社會分析。下面三家來自學術界或民間的民調機構,對此各有看法,大體表示樂觀,但不約而同提出最憂慮的是每况愈下的民調回應率,為整個行業正面對的難題。

科學方法採集民意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CCPOS)除民調外,亦接受公私營機構委託的調查,主任陳志敏說:「商界那些我們視作員工調查、品牌問卷,外界可稱之為民調,但根據我們的標準,民調是大眾對所關心事情的看法,如政治發展、社會問題。」例如他有做香港人用手機習慣對心理的影響,但這只算學術研究。民調有助政府施政之用,亦讓持份者和市民了解大眾想法,它與公眾諮詢同樣旨在採集民意,「不過,政府設諮詢期,歡迎大眾給意見,得到的建議未必代表大眾想法。民調用隨機抽樣等科學方法,盡量想要有代表性的民意」。他承認抽樣有基本限制,期望找到一般市民(general population),故一般民調會以粵語為條件,或排除了說其他語言的少數族裔。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鄭宏泰則說明,民調的代表性意指「被研究的群體被抽中的機會盡量均等」。例如街頭訪問不能接觸到甚少外出或沒在調查時段出現的人,網上問卷只接觸到有電腦的對象,均有欠公平和代表性。

香港亞太研究所

發布民調後不關注外界反應

隨背景和定位不同,各機構對民調主題、公眾關注度的看法各有別異。亞太研究所於1990年成立,鄭宏泰指此前香港研究非國際學術焦點,創辦人均為第一代研究香港社會問題的學者如劉兆佳和黃紹倫,民調主題由宗教觀、消費觀到香港核心價值均有涉獵,「至今仍有延續部分縱向研究,如生活質素和貧富懸殊等」。另外亞太研究所亦有為中大或其他大學做民調,但他坦言生意日減,近年多了接受坊間智庫委託。研究所不看調查公布後的傳媒與公眾反應,亦甚少舉行記者會或受訪,因不想「又做球證、又做球員」,「我們做民調沒問到成因,但傳媒常會追問。我們不想加詮釋。發表數據後就由學者各自取材」。而且傳媒會否報道有多個因素,「我們覺得不要緊,像一直公布的快樂指數、運動指數,沒人報都沒法子,最重要是繼續把研究做下去,累積社會變化的數據,做更系統分析」。

香港研究協會

重民調實用性 帶起社會討論

香港研究協會是於2004年成立的民間民調組織,其常設民調包括《施政報告》期望調查,以及市民利市錢和新年消費意見調查等,間中就時事專題另設調查,亦有受區議會和商場公關公司等各方委託的民調。總幹事吳偉民稱內部審視民調時主要有3個考量:研究或社會價值,即會否正面影響某議題或政策、有助解決問題;新聞價值,即傳媒或大眾會否關心;協會的人手和時間分配。本月的特首選舉時間緊迫,明顯較少選前民調,但協會仍做了一輪「市民對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的意見調查」,「行政長官選舉5年一次,有其研究價值」。他認為外界目光只放在支持度,但民調其實可帶出其他值得探討的重點,如市民對下屆政府的期望。

如果政策過於艱深,吳偉民則覺得不太適合做民調主題,「市民可能答都答不到。除非有人委託,不然發布後市民未必理解,傳媒不報道,會覺得所花的心機時間未發揮到最大效益。想做實用、可解決問題、又得到報道的題目」。據他經驗,若是社會焦點或與市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範疇如衣食住行,會較易引發討論。較為成功的一例是2014年的「香港學生時間分配形態調查」,至今他仍見外界引用和有研究者查詢最新數據,顯示社會關心學童壓力,故他正考慮做新一輪,並加入探討疫情的問題。在台灣及外國,他見到大學和民間民調往往並舉,但香港民調似乎未算成熟,公眾或以為大學才有能力,故協會希望引入民間視角,「大學項目可能有相對高的要求、成本高點,我們可用較低預算盡量配合其他民間機構,在最大限度做到科學客觀的民調」。

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

大眾關注的議題才開記者會

CCPOS會進行新聞與傳播學院及外界委託的調查,以及就個別議題如「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做定期民調。陳志敏的觀點與鄭宏泰相近,不會預想外界反應,陳說:「近年很少主動發新聞稿。通常是大眾關注的議題,亦覺得政府應該知道,才開記者會。」2014年及2019年,CCPOS因應急驟的社會運動變化,幾乎每月做追蹤調查。「2014年雨傘運動時,因當時未有人展示到大眾對運動看法的數據,但我們有,吸引力就好高,公眾特別好奇,第一、二次的民調記者會都好多人。」

今次特首選舉,CCPOS沒討論過會否做民調,他個人覺得會有其他機構跟進,花資源重複做的意義不大。多間機構選擇同樣主題作民調的例子不多,他常以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作課堂教學案例:CCPOS、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及民建聯都分別在2015年進行相關民調,但因提問方式不同,得出迥異答案。香港浸會大學於2012年曾公開尚未完成的特首選舉民意調查的結果,他亦會在課上分析,以讓學生明白須依據科學方法和標準程序做民調。

民調日後發展 方向不大改 避敏感問題

對於民調的發展,鄭宏泰表示不憂慮日後的選題空間,指亞太研究所的定位「較重視學術,嚴格來說不是公共知識分子或民調機構」。他們始終「為研究而民調」,亦出版專論、發表期刊論文。就俄烏戰事民調,他覺得題目若是市民了解又切身的,會較能反映實况,「民調是主觀的,好多時是情緒、立場表達,如果對該事件了解不深,好容易跟隨主流媒體或民意領袖去表達,得出的結果會是主流媒體或背後控制者的立場」。

陳志敏不覺民調方向會大改,但指近來的確有大學教授因問題敏感、被市場調查公司要求刪減的例子。觸犯《國安法》的問題固然不可問,但他相信政策研究上仍有許多關於政府且較少爭議的問題。至於具體對策,他說要接到委託時才考慮,「因好多學者都不知底線在哪,也不會找家機構去試底線。這條底線不止影響傳媒,也影響了民調機構問的問題」。吳偉民較正面,說民調優點是拆解複雜問題、引起社會討論,政府可據此決定政策議程,故日後在政策醞釀、制定和執行後這3個階段均有用處,「只要政府有動機了解,民調就有存在空間。無論什麼政府都一定會關注民意,想知民意訴求和對政府的看法」。

【知多啲】抽樣形式隨時代演變

陳志敏、鄭宏泰和吳偉民都認為民調角色未被動搖,但整個行業面對更大隱憂,陳志敏指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沒有民調機構能準確反映特朗普民望,「這對行業打擊很大,令我們反思抽樣模式」。鄭宏泰認為這要先由民調歷史了解。1969年7月,學者Robert Edward Mitchell進行了香港城市家庭生活的調查,被視為香港首個人口普查以外的大型學術民調,為計劃生育與社會福利等相關政策提供方向。他指以前只有國內生產總值和平均壽命等數字,均屬客觀指標,「到6、70年代,就發現這不符實情。堅尼系數就是明顯例子,國家收入增加,但都有人更不開心和有怨氣。有學者提出主觀指標,並用民調找出來,補充客觀指標的不足」。不過,他又見近年社會側重主觀指標,如他們近日做的社會流動民調,顯示年輕人覺得向上流動機會不足,但部分客觀指標卻見並非如此,他認為審視議題時,應要結合主觀和客觀兩者。

早期民調用入戶形式,先從政府印製的地址簿抽樣,再寄出通知信,然後派訪問員上門,「以前入戶可以問上70至80條問題,市民願意跟訪問員談。因以前社會不太政治化 、尊重學術訪問」。取樣數目一般有2000人以上,更可設4組子問題。至2000年中,大廈管理處等限制令他們要改以固網電話調查,打通後會採用「最近生日」一問題選出合資格住戶受訪。至近年手機普及,則用上雙框電話號碼(家居固網電話及手提電話)取樣。CCPOS同樣用此方式,因考慮固網電話或只限年長人士或某類工作,手機則可擴大年齡層,取樣數一般為1000人。

重私隱、無耐性 訪問回應率跌

但現時電話訪問回應率下跌,只問到約20至30題,得盡量精簡,鄭宏泰說出困難,「要過好多關,例如是否真電話、會否願意受訪。若對方只講到5分鐘,就未能完成。現在的人較重視私隱、缺乏耐性」。隨社會轉變,研究所也有嘗試用網上問卷,但始終欠代表性,只適用於部分群體。

吳偉民指除真人的電腦化電話訪問系統(CATI)外,協會也有以面對面和電話錄音做民調,按題目或預算而定,各有優劣。如他們做立法會選舉的選民民調,只能以街頭形式,但會受天氣等環境因素影響。CATI所需人力較多,難免攙雜人為失誤,但可問開放式問題;電話錄音就難以處理複雜問卷。「綜合各方面及坊間民調機構經驗, 暫時CATI較平衡到各方面。」 

至於怎樣加強大眾對民調的認識、提高回應率,吳偉民認為媒體也有責任,「民調是提供數據者,傳媒是放大器,可以讓市民留意這民調怎做,令他們這方面的素養更理想」。除發布機構,大眾可留意問卷設計如樣本數目、抽樣方法、問題有否引導或個人色彩,以判斷機構公信力。鄭宏泰則指若與坊間同一規模和抽樣方法的民調比較,由於研究所已建立口碑,回應率較高。陳志敏覺得民調賣點仍在代表性,「為何機構會找我們,因現時有能力做代表性民調的學術機構,在香港沒幾多間」。

文˙ 梁雅婷

{ 圖 } 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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