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匿好未呀？」「未呀﹗」「匿﹗好﹗未﹗呀﹗」「仲未呀﹗」一班好友在山坡上跑着大叫，小男孩一邊找地方躲起來，一邊朗聲回應。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燦輝在中大的最後一課，以黑澤明作品《まあだだよ》作結，片名就是日本小孩子玩捉迷藏的話，中文有譯為《一代鮮師》，是述及師生關係與生死的電影。網課甫開始三百個名額已擠滿，講課完畢後，身在英國的張燦輝仍隔着屏幕，與不少許久沒見的學生、舊同事共敘聊至午夜，學生回憶與老師飲住酒傾海德格；老師說起自己的老師，念記未圓湖旁的勞思光像，以往逢八月初八勞思光誕辰都帶蛋撻前往紀念。一代傳一代的大學精神，張燦輝雖已道別，仍留下今天每個中大學生必讀的通識課程。回顧當中理念，回顧在香港與中大的點滴往事，他與記者在最後一課以後又上一課，學生問：「張生，難道你從來不會lost？」他引導着問，「你說的lost是指什麼？」
一切從University說起。「這個字是解集埋一齊，學生與學者走在一起，共同研究、讀書的地方。所謂通識教學，general這個字最緊要不是指普通，是for all（為所有人而設），不是所有東西都要識。這個概念就是重點，有什麼除了專科以外，要讓同學知道？」老師又對作為中大舊生的我發問：「新亞點解叫書院、崇基叫學院？」我搖搖頭。「College的col-是指一起，legium-指coming，College是指『大家一起行來』意譯，崇基一九五一年之前是十三間在大陸的基督教學院，再也不能教書就來到香港；但新亞不同，新亞是中國的書院制度，是離開官學的民間講學，培養人文精神多於純粹傳授知識，用儒家的經典講一方面如何修己，一方面如何成為社會上一個好人。開放自由精神是從崇基學院出來，就是西方的學術傳統；新亞就是中國的學術傳統，加起來就是中大精神。」他總結一句：「講來講去，大學是希望培養一個人成為有自由思想的人，同時是一個好公民。」
張燦輝一九七○年入讀中大哲學系，猶記得老師沈宣仁帶他們走在校園，在四周大片大片空地上唱歌。他本來是香港大學建築系學生，「爸爸過世後，我離開港大申請中大，寫信給中大（哲學及宗教學系）系主任，他要我來見面，那時是三四月左右吧，入去他辦公室，見到一個人，穿着縐巴巴的衣服似校工，談着談着，他跟我談哲學、談存在主義，原來是個大教授」。他形容沈宣仁待他如家人，後來他負笈德國弗萊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一九九一年回到母系任教，「我記得回來他請我吃飯，臨走時捉住我的手，『張燦輝你離開幾年呀，我掛住你架﹗』」。他還憶起老師面對死亡的豁然，「他病重時我飛去加州探望，他第一句跟我說，『張燦輝，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以後唔使食藥喇﹗』」。
「我們忘記大學最重要，除了知識的栽培和承傳之外，是講人之間的關懷和感情，以及對生命的分享，是這種傳承。」自大學學制三改四後，中大學生必修「與人文對話」及「與自然對話」的課，「是說給所有同學聽，學習是人與人的關懷、對自然關懷，透過對話反省、看書來培養獨立的思考方式，最重要是教育不是單打獨鬥，不是個人，而是分享，所以這個科強調tutorial（導修），這是我與同事慢慢想出來的」。每班二十多個學生就着經典作小組討論是課程的主菜，他與當時的校長原本想法不同，「二○○六年時劉遵義是校長，他說（通識新增學分）呢六分好簡單，最好搵全世界最有名的人來講學，我話點講呀校長，他說在大講堂內坐二三千人，我話如果係咁，唔使搵我做通識教育主任。教學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Liberal education，他解釋不是自由，是解放，「從無知獨斷狹隘的世界中解放出來」。
從不介意學生走堂
「你猜我大學一年班GPA（總成績）幾多？」應該是接近滿分「過三爆四」吧。「1.45。因為那時我任性，鍾意就拿A，唔鍾意就拿F，因為看不起一些老師，考試時寫了名字不答問題就離開，睇唔起佢，就肥咗佢，哈哈哈哈。我話同學千祈唔好學我，搵自己笨，因為最後肥的是你自己。當然我慢慢知道是不應該，三年班咪發憤圖強囉，不然怎會有今日？」但他依然說走堂是天公地道，「我只有一個老師的課不走堂，就是勞思光。我教書多年從不點名，你鍾意就聽，也不介意你來旁聽，唔鍾意咪唔來囉，一係證明我無料到，一係證明你懶，又如果最後你考試係得嘅、寫文章好嘅，我一樣畀A你」。
中大最後一課感想：如預演葬禮
透過鏡頭看教授的房間，書架上放着四個雕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民主女神像，另一旁放着父母的照片。他生於一九四九年，在油麻地官涌街市附近的留產所出世，家裏好窮，十兄弟姊妹死了兩個，只有他一人讀大學，「我會笑呀爸每天六點起身夜晚十一點回來，是做牛；阿媽十四年生十個，是做豬」。父親之死，學生在他的「生死哲學」課上都聽過，「我中六時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我等雙層巴士五號車，車來了，前面有個地盤工人，是個女人，我也不知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最後一秒女人已在巴士的前輪下，車退後，地上的黑色慢慢出現紅色，我永遠到今天都沒能忘記她怎望着我。這完全沒意義啊，巴士早停零點一秒，或女人行慢些，事情就不會發生」。一年後，「我爸爸在一條不准駛入的路被小巴車死，有什麼理由？怎麼可能？這些問題令我覺得需要解答。那時我讀港大建築系，晚上守靈時，我對着我的父親說，我就唔學你，我唔做牛」。
哲學之路走下去便一輩子。我疑惑，即使面對親人死亡，亦未必需要追尋下去吧？「肯定啦，正如我說的，做大學教育是給人可能性，用勞先生的話講，哲學有orientative philosophy，是方向性而已，不會告訴你應該做什麼」。他祭出比喻，聽巴哈音樂的人可能覺得MIRROR不好，MIRROR歌迷又未必欣賞巴哈音樂，接着滔滔說到藝術從為特權階級服務到平民化……在最後一課後，記者看學生的回憶文章得知，說着高興就會拓至無邊際的話題，也是教授講課的特色。
哲學家不是提供答案
不過很快就繞回來了。「所以並無絕對的標準，我仍覺得選擇什麼是你的生命取向，沒人可代替你講，也不是旁人能給予的。我講咁耐愛情哲學，愛情唔係畀你，我可以畀隻戒指你，畀層樓你，但畀唔到愛你，愛唔係講畀。生命價值是說如何創造對生命有意義的事，是每個人需要自己追尋的，在追尋背後，就要學懂思考，什麼對你來說是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
愛情哲學、幸福論、性與文化等，都是張燦輝開辦十分受歡迎的通識課，「人生要happy，咩叫happy呢？對這些問題，我常說『以讀攻毒』，人類思想是透過解釋你自己，令你自己清楚一些，未必可完全解答所有問題，哲學家不是提供生命有什麼意義、價值的答案，是反省不同方向，這些是我們每個人必經關於存在的問題，但我發覺中文書極少講這些問題，那我便來做吧」。
二○二○年七月離港後，他一直以Zoom形式講學，「Zoom是無可奈何的方法，如果我要再教書，我一定返去lecture hall裏面傾偈，見到大家恰眼瞓都好。我現在也不能與你握手啦」。不覺已談至英國的深夜，香港的清晨，七十三歲的教授依然精神，學生卻愈聽愈迷糊，因為愈是聽着教授談笑風生，愈想到他在另一本著作《我城存歿》中對香港、中大、教育的肉緊，理性與感性之間，以「哲學」二字就能平衡嗎？於是我聽到皺着眉頭發問，難道你從來沒有lost的時候嗎？
「你說的lost是什麼意思？我在死亡哲學有一堂是講lost，concept of lost好重要，我們一定會lost，即是你有的東西沒有了，就是lost。如我曾經有隻貓死了，就是lost，也有關係的lost、朋友的lost，lost的其中一個條件是你曾經有過，現在沒有了，又如我以前有健康、記憶力，慢慢失去，也是lost。」我想着要不要解釋，想問的不是失去，是迷失，但聽教授說下去，「但你說的，有時是生命價值的lost，你信了成世耶穌，突然不信就沒了生命價值，咪lost囉。不過問題在於，那些你本來擁有的，是否真係正？去殯儀館會看到很多人死，但你不會哭，而如果裏面是你的朋友、親人，有個關係，你才覺得痛苦、悲哀；同樣道理，從前有個生活方向，現在沒有了，首先你要問，原本你的生活方向是什麼？如果生命方向是要發達搵錢，突然沒有了，就算不上是什麼lost」。
「但若說一些有價值的事，不能再得到」，他再次拿出自己面對的人生課題與我一同思考，「如在我這個處境，我當然是lost，我無咗個家嘛﹗」關於去留，他說不全因為政治原因，「因為我老啦嘛，退休時想過熱天在歐洲、冬天就在台灣講學，有三個地方是我喜歡的，香港、台灣、歐洲。這是適當（時候），在斷捨離的世界，過悠閒一點的生活，但現在的情况令我覺得不能夠回去，就不回吧」。
有幸活在最好的時代
「我們有幸生活在最好的時代，有份參與去爭取，在中大的幾十年裏面，我感覺到真真正正的學術自由，加上師生關係是和諧、互相支持。」他如是形容過去的時光，而現在的lost，「我無咗我過去的歷史，只能透過我跟你分享的回憶說出來，你再也請不到我去食雲吞麵，去食大埔群記清湯腩、蛇王二的潤腸。有些lost可以重獲，有些不能逆轉，我們lost了歷史，lost了我們的自由，但lost是有程度，有些是完全沒有了，但你回憶入面有」。
他再談起愛與情，「我常記得我的貓，二十一歲死了，是lost了。但貓留下來的，還有我們的關係、感情。生命價值裏，人可以生情，情不是愛，西方人講愛你，愛是動詞，但情不是動詞，情是什麼？是人與人之間創造的價值和意義」。
「我們去旅行，不是每個地方都會懷念，但為何會懷念一些地方，因為你生情，對中文大學的校園生情、對香港生情。有些lost是永遠的，但不等於我們心中的回憶與經驗沒有了，就像銅像一樣。」勞思光在中大未圓湖旁的雕像，由哲學系校友會所立，銘文由他與關子尹為老師所寫，「他已經死了，但思想還存在我們心中，損失了也沒損失。有些事我們以為不出現就是lost，不讓我思考，不等於就會lost。失去發言權，也不會失去望星星的能力」。他引伽利略被教皇逐出教會之際，說過的一番話：「你可以不准我出聲，燒光我的書，不准我與任何人說話，不准我做任何事，但卻不能禁止我在夜間仰望星空。」
但痛苦仍是真實的啊，張生。「當然啦，誰沒失戀過？失戀就是lost，suffering present is happiness past，現在的痛苦就是過去的幸福，如果沒有過去幸福，你就不會痛苦。但問題是這痛苦是否因此放在那邊？人的存在還有將來，我們還有機會創造我們的新世界、人與人關係，如一日之前，我並不認識你，但你今天聽了我那麼多故事，我們也會產生情的關係，就算不一定將來見面，但有機會我們將來會再聊天，人永遠是在創造關係、有情，創造有意義、有價值的事，生命的意義就在於此。」
未想通的學生還是想反駁老師，那你可能以後再也不會回到勞師像前食蛋撻了，不可惜嗎？誰料他從鏡頭後取出一個勞思光小像。他說過校園裏的唐君毅、勞思光兩個雕像代表中大精神，現在竟也有小像隨身，「𠵱家勞先生、唐先生喺度架喎，當然這個像跟未圓湖的不同，但這個年紀需要一些斷捨離。孔子一早死了，我還未死；蘇格拉底七十歲死，我七十三歲仲未死；我爸爸五十四歲死，我仲未死」。
他說死亡仍是笑得瞇着眼，「我知道我時間有限，年老人知道我們的將來，好似日日好多時間，其實我無時間，每過一日就老一日，就快死一日。我在這年紀會看到，（常聽到）原來哪個同學死了、又有誰誰誰死了，會接受生命的有限性。沒任何人改變到的lost，能夠去接受、承擔，就是唯一能做的。有些可以改變的事，做到就要做囉，做不到的，無辦法㗎。對學術的傳承、精神的傳承，就靠我們不要把它忘記，好多人希望我們忘記，但我覺得，說希望我們忘記，這本身就是讓我們不要忘記，不是嗎？」
問教授上畢中大最後一課的感想，他停頓良久，說：「我覺得那堂好似是預演我的葬禮，發覺原來我都有些少吸引力，三唔識七的人都來，很多很久沒見的學生也出現，開心啊，就咁樣囉，風光大殮囉。哈哈哈。」他選擇以黑澤明的電影作為結束，「戲中老教授每年與學生在生日聚會，與我都幾似。『匿埋未呀？』『未得﹗』即是未死住，這是對應我最後一課的想法」。未呀！教授正努力著書，完成《生死愛欲》的下篇，「我還想把我的課『幸福論』等重新講一次，用廣東話、香港話重新講，放在網上，免費的，我想教乜就教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