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悼念不再,我們思考

文章日期:2022年05月29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六四33周年,亦是第三年香港沒有舉辦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多年來主辦六四晚會的支聯會已解散,今後維園點滿燭光的畫面似乎也難以再現。當6月4日再沒有晚會,再沒有公開悼念活動,香港人將如何書寫、記憶、了解六四?或者這反而是一個契機,讓我們重新深化對八九民運的認識。

1989年5月,北京天安門的學生開展絕食行動,香港的一群中大學生也赴京支援,他們大多參加國是學會、學生會,林亦子是其中一員。當時她和同學帶着香港市民的捐款、物資來到天安門廣場,為靜坐的學生購買食物、帳篷,直到6月3日凌晨。載着傷者的三輪板車、摩托車在她面前穿梭不停,北京市民對她喊話,要把這些真相傳出去,「我們這班學生的任務就是把我們所知道的事保存下來,當時北京人委託我們所做的事,就是將你們所見到的,告訴全世界」。

他們做到了。回到香港後,他們錄口供、寫書,避免自己遺忘,香港、世界都知道天安門鎮壓的血腥場面,但她說這不是全盤真相。「六四當時我們回來剪報,報紙上的跟我們觀察到的是有距離,我們好的東西看到,不好的都看到,革命裏面有好多污糟邋遢嘅嘢。」她初到北京,最初把捐款交給指揮部的學生領袖,由他們分配物資,但最後發現物資分配不周,到不了廣場上的其他學生手上。中大學生帶來的帳篷本優先留給絕食學生,但學運領袖拿着指揮部證明,就要求拿取帳篷。她形容打倒官僚的人變得愈來愈官僚,打倒強權的人變得愈來愈強權。比起學運領袖,她最耿耿於懷那些無名的、普普通通的學生和平民,為學生提供麵包的老闆娘、北京飯店的服務員,「死的是廣場上普普通通的學生、工人、市民」。

一場北京人的運動

六四於她是一場北京人的運動,悼念六四也應以中國為主體,「北京人才是主角,不是香港人,北京人的付出是最大的」。六四晚會不再,她覺得痛心,「反修例和六四為什麼會綑綁埋一齊,六四還六四,反修例還反修例,根本是兩種人,反修例的人根本不會關心中國的人」。她說不以北京人為主體的悼念,是侮辱當年犧牲的學生。如果六四只談維園,不談天安門,不是真心悼念北京人的痛,六四晚會不辦也好,「你只不過借悼念六四來顯示自己有自由而已,你根本無一個悲憫之心去悼念六四。我們還有跟中國人站在一起嗎?那不如不要六四,不要利用六四來悼念香港人自己」。

曾憲冠當年亦是赴京的中大學生之一,他說無論有沒有六四晚會,他也會找方式悼念,但六四晚會的意義,在於能夠集合一群人,表達訴求,公開要求平反八九民運,推動政治改革。過去他每年都會參加六四晚會,離港亦會在外參與當地集會,「沒有表達訴求的空間,會有些缺陷,尤其是對於我們這兩輩的人來說」。但他對六四的思考不停留於悼念,也希望再深入了解八九民運的歷史脈絡、六四的歷史意義、運動為什麼會失敗,「留一個比較闊的context去看整個問題,不要膠着在那段時間,那夜晚,死了幾多人,流了幾多血」。

藝術家李俊峰亦有同樣思考,他曾參與藝術組織「活化廳」,每年都會舉辦與六四相關的藝術活動,如2010年發起藝術計劃「來往廣場的單車」,呼籲大眾踩單車到維園,途經與六四相關的地點,想像當年學生來往廣場的心情。「為什麼每年我都要這樣,試吓不同角度(談六四),我覺得我不想對象化、他者化這段歷史,對於這段歷史我想深化認識更多。」六四亦令他更關心中國社會發展。

對與錯,但之前之後?

香港人因為目睹鎮壓而感到傷感,容易作道德判斷,鎮壓一方的政權是錯,被輾過的學生追求理想是對。但表態完、點完蠟燭、打完卡,不就等於理解六四,六四不是簡單的對與錯之分。「六四好容易諗對與錯,但之前之後呢?」究竟八九民運如何發生,當時的中國社會氣候、社會的不公義與運動的關係。失去了公開集會悼念的空間,儘管覺得失落,但也可以視為一個契機,以冷靜的心態,以其他方法、不同角度深化對整段歷史的了解,「無集會啫,幾個人讀書會可不可以,分享會、閂埋門、非公開又可不可以?」

歷史是複雜的,他相信以「來往廣場的單車」等藝術方式,能夠開拓不同角度進入歷史的複雜性,連結歷史。「歷史不是『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覺得不是這麼二元,不止是記得和不記得,之間還有好多東西,不是這麼簡單就咁一句口號就完。」

「沒有公開悼念反而有個重要的問題拋番出來,究竟這段歷史,跟香港人的生活,是什麼關係?」前幾年尚有維園晚會時,社會有關於應否繼續出席六四晚會的爭議,本土派曾提出香港人應聚焦本地社運,六四與香港人沒有關係,「這個問題我覺得不可以skip,因為不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就算繼續悼念都沒有意義,就算有空間悼念都會變成爭議」。

文˙朱琳琳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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