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年是六四33周年，亦是第三年香港沒有舉辦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多年來主辦六四晚會的支聯會已解散，今後維園點滿燭光的畫面似乎也難以再現。當6月4日再沒有晚會，再沒有公開悼念活動，香港人將如何書寫、記憶、了解六四？或者這反而是一個契機，讓我們重新深化對八九民運的認識。
1989年5月，北京天安門的學生開展絕食行動，香港的一群中大學生也赴京支援，他們大多參加國是學會、學生會，林亦子是其中一員。當時她和同學帶着香港市民的捐款、物資來到天安門廣場，為靜坐的學生購買食物、帳篷，直到6月3日凌晨。載着傷者的三輪板車、摩托車在她面前穿梭不停，北京市民對她喊話，要把這些真相傳出去，「我們這班學生的任務就是把我們所知道的事保存下來，當時北京人委託我們所做的事，就是將你們所見到的，告訴全世界」。
他們做到了。回到香港後，他們錄口供、寫書，避免自己遺忘，香港、世界都知道天安門鎮壓的血腥場面，但她說這不是全盤真相。「六四當時我們回來剪報，報紙上的跟我們觀察到的是有距離，我們好的東西看到，不好的都看到，革命裏面有好多污糟邋遢嘅嘢。」她初到北京，最初把捐款交給指揮部的學生領袖，由他們分配物資，但最後發現物資分配不周，到不了廣場上的其他學生手上。中大學生帶來的帳篷本優先留給絕食學生，但學運領袖拿着指揮部證明，就要求拿取帳篷。她形容打倒官僚的人變得愈來愈官僚，打倒強權的人變得愈來愈強權。比起學運領袖，她最耿耿於懷那些無名的、普普通通的學生和平民，為學生提供麵包的老闆娘、北京飯店的服務員，「死的是廣場上普普通通的學生、工人、市民」。
一場北京人的運動
六四於她是一場北京人的運動，悼念六四也應以中國為主體，「北京人才是主角，不是香港人，北京人的付出是最大的」。六四晚會不再，她覺得痛心，「反修例和六四為什麼會綑綁埋一齊，六四還六四，反修例還反修例，根本是兩種人，反修例的人根本不會關心中國的人」。她說不以北京人為主體的悼念，是侮辱當年犧牲的學生。如果六四只談維園，不談天安門，不是真心悼念北京人的痛，六四晚會不辦也好，「你只不過借悼念六四來顯示自己有自由而已，你根本無一個悲憫之心去悼念六四。我們還有跟中國人站在一起嗎？那不如不要六四，不要利用六四來悼念香港人自己」。
曾憲冠當年亦是赴京的中大學生之一，他說無論有沒有六四晚會，他也會找方式悼念，但六四晚會的意義，在於能夠集合一群人，表達訴求，公開要求平反八九民運，推動政治改革。過去他每年都會參加六四晚會，離港亦會在外參與當地集會，「沒有表達訴求的空間，會有些缺陷，尤其是對於我們這兩輩的人來說」。但他對六四的思考不停留於悼念，也希望再深入了解八九民運的歷史脈絡、六四的歷史意義、運動為什麼會失敗，「留一個比較闊的context去看整個問題，不要膠着在那段時間，那夜晚，死了幾多人，流了幾多血」。
藝術家李俊峰亦有同樣思考，他曾參與藝術組織「活化廳」，每年都會舉辦與六四相關的藝術活動，如2010年發起藝術計劃「來往廣場的單車」，呼籲大眾踩單車到維園，途經與六四相關的地點，想像當年學生來往廣場的心情。「為什麼每年我都要這樣，試吓不同角度（談六四），我覺得我不想對象化、他者化這段歷史，對於這段歷史我想深化認識更多。」六四亦令他更關心中國社會發展。
對與錯，但之前之後？
香港人因為目睹鎮壓而感到傷感，容易作道德判斷，鎮壓一方的政權是錯，被輾過的學生追求理想是對。但表態完、點完蠟燭、打完卡，不就等於理解六四，六四不是簡單的對與錯之分。「六四好容易諗對與錯，但之前之後呢？」究竟八九民運如何發生，當時的中國社會氣候、社會的不公義與運動的關係。失去了公開集會悼念的空間，儘管覺得失落，但也可以視為一個契機，以冷靜的心態，以其他方法、不同角度深化對整段歷史的了解，「無集會啫，幾個人讀書會可不可以，分享會、閂埋門、非公開又可不可以？」
歷史是複雜的，他相信以「來往廣場的單車」等藝術方式，能夠開拓不同角度進入歷史的複雜性，連結歷史。「歷史不是『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覺得不是這麼二元，不止是記得和不記得，之間還有好多東西，不是這麼簡單就咁一句口號就完。」
「沒有公開悼念反而有個重要的問題拋番出來，究竟這段歷史，跟香港人的生活，是什麼關係？」前幾年尚有維園晚會時，社會有關於應否繼續出席六四晚會的爭議，本土派曾提出香港人應聚焦本地社運，六四與香港人沒有關係，「這個問題我覺得不可以skip，因為不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就算繼續悼念都沒有意義，就算有空間悼念都會變成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