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新聞編輯室每天都收到通訊社源源不絕傳入世界各地的新聞圖片，特別在大事發生的時刻，一按「重新整理」，又湧出數以百計的新相。葉英傑（Bobby）自1990年起，在路透社當攝影師，28年來，他的鏡頭拍過國家元首聚頭的國際新聞，也將大帽山結冰的香港影像送到全球，形容為通訊社工作就像管自己的一盤事業，「冇話公餘時間」，返工影、放工也影。退休後不再追逐死線，他出版攝影集《生活如常─疫下群像》，用有別於以往工作的方式留下影像紀錄，聚焦一個個人物，視角又有何不同？
讀書唔成 發現原來攝影有得讀
1984年入行，Bobby說最初覺得「影相是敗家」，「我中學時完全不喜歡影相，亦不喜歡被人影」，當時他是讀英文學校的文藝少年，寫了一首關於戰爭的詩，登在校刊，那幅配圖是對他影響最大的照片。「是日軍侵華時，一個小孩坐在南京火車站嚎哭的照片，很震撼，發覺原來影像都可以好似文字交代一些事。」讀攝影，他笑是「讀唔成書，迷迷糊糊打算重考會考，發現原來攝影有得讀」，於是入讀被稱為攝影記者搖籃的觀塘職業訓練中心。名字出現在攝影集鳴謝清單的朱國明（朱sir）是不少攝記的老師，曾憶述初當導師的契機便是Bobby帶來的。1989年5月，他致電朱sir說要上北京，拜託老友頂堂，這段幾乎是關於Bobby的僅有報道。
他連入行的日子都清楚記得，「1984年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草簽那天，我在《晶報》，影在街上電器舖門口看電視的人」。當時他不是專職攝影記者，也要寫新聞，「香港（發現）第一宗愛滋病的記者招待會也是我去的，當時都唔知咩事，是好重要的新聞，我回公司寫完之後，第二日看到全被改，但公司同事沒怪責我，也是好的經驗，知自己能力去到邊，學番人怎樣寫才好，先後次序、頭尾鋪排、交代背景應如何寫」。他喜歡做新聞，「翌日就有得比較，我鍾意好快見到結果，所以今次這輯相跟我以前多年做的完全不同」。
各行各業的人 30幅肖像照
書中30幅肖像由他與舊同學合作拍攝，商業攝影師吳華及電影／廣告攝影師梁炳權昔日與他同在理工學院進修攝影，今天3人聚頭展開一個起初不知能否成事的計劃，找來各行各業的人物拍肖像照，有些人已在新聞中出現過，有些從街上物色，Bobby說很想為基層員工如清潔工留影，不過不少人擔心影響工作而拒絕，「Gordon（梁炳權）周街搵，見到一個常在附近送餐的外賣員，就問他有沒有興趣。我想涵蓋不同階層，有老有嫩，有男有女，有退休人士又有細路」。結果找到轉任保險從業員的前香港足球代表隊門將、延期舉辦婚禮的新婚夫妻、久沒見面的一對小學生好友、從設計師轉行的紋身師等，成書後他仍在尋找更多人拍攝，希望可放在展覽中。「這輯相前後影了8個月，因為要找人，中間還有個半月無法影，我們一早從英國訂了菲林，但因為疫情出現運輸、物流問題，不斷延遲。」
趕多條死線 「服侍多國客仔」
做通訊社，趕的死線有很多條，「像澳洲網球大賽，十幾個場同時打波，要服侍晒咁多個國家的客仔，未到決賽時，每個國家都只想看自己的球手」。他不會看畢全場，「一場網球打兩個鐘，我們要影好多國家的運動員，每人只可影打三球波或五球波，有相就要走，係為客仔服務。但香港攝影師可能只需影香港或內地的運動員，角度有點不同。以前傳媒是一日一個死線，報紙可以由朝等到晚，但做通訊社因為全世界不同時間，如香港日間12點是美國夜晚12點，就計住這些時間趕各種死線，大致上分歐洲、亞洲、美洲，你會記熟各地與香港的時差」。
通訊社以香港為亞洲總部時，他是副編輯，8人輪更在辦公室收相再處理；後來亞洲總部遷往新加坡，他決定留下，「通訊社在每個大城市不會有很多攝影師，有時一兩個，或三四個，我自己是以香港為基地，主要跟進香港、澳門、內地的新聞，公司在北京、上海都有攝影師，南中國的事如地震、水災，又或北京大型官方活動如50周年國慶閱兵，我都有去採訪」。
唯獨收工時間，他不會計清，「新聞就是冇得咁計，做得呢行就預咗㗎啦，你鍾意咗新聞就係一個事業，自己嘅事業」。有一年在蘭桂坊，他收工後想去拍倒數場面，「我發覺逼得好緊要，然後聽到下面好嘈，看不見在發生什麼事，覺得有點不妥，就行上路兜番落去，看到多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就覺得出了大事」，看到警察在為一人做心外壓，他舉機便拍，「即刻被人攬住我，可能因為是他們的朋友受傷，不想有人影相，我也不掙扎，大叫救命，警察就來拉開那人」。那是1993年人踩人慘劇。「我回到公司，同事還問我好唔好玩呀？我告訴他好大件事，他就好緊張即刻冲菲林發相。當時是香港發相到亞洲，再發到倫敦、華盛頓，倫敦發給全歐洲，華盛頓發給北、南美洲。」
香港的事，國際都想知
讓國際理解香港發生的事，「在現場與本地傳媒行家做的大同小異，不過有時選的角度不一樣，有時是位置不一樣，又有時是所選的相不一樣。例如一個官員拿一份報告，傳統影法一定影官員和報告的正面，但如果是通訊社，角度就是這份報告好重要，好多傳媒採訪，便抽離少少影好多記者在拍一份報告。外國傳媒未必想知報告封面上寫什麼字，尤其中文的，但會看到一件事原來很多人關注」。但一般通訊社攝記不關心的本地事件，他也會帶給世界，「有些新聞是可做可不做，看你的興趣，前幾年大帽山結冰，政府封山前，一班本地行家約好全部一齊上去，這對國際新聞是可有可無，但我覺得件事好有趣、好難得，結果與行家跣住行上去，真的影到結冰，我們下來吃過早餐就發相，通訊社只有我一個上去，變成國際新聞，照片很多地方都用，好多行家問我是怎樣上去的」。
如果不是碰上疫情，會否到處飛？他自言並非「一定要去旅行的人」，對香港有感情，「我係鍾意做香港新聞，香港絕對是個國際城市，好多人覺得呢樣唔使、嗰啲唔使（拍照），但你知道拍了會有人用，知道原來是焦點」，不過攝影集命名為「疫下群像」，他並不想強調是拍疫情下的香港人，「我想強調人在疫情下的處境，只是so happen我在香港，就這樣做。而這班人也是我熟悉的人，說同一種語言，所以更有感覺」。
香港以外，最難忘的採訪
曾觸動他的不止是香港新聞，2006年2月泥石流襲菲律賓中部一個村莊Guinsaugon，約1800人口中只有50多人生還。「我去到是一片泥海，什麼都沒有，試圖行比較中心的地方，腳已踏進泥裏，怕沉下去，要同事拉我上來，他太大力，我覺得鞋甩甩哋，我話唔好拉咁快住，唔可以冇咗隻鞋，他就慢慢拉。」親眼見到災難滅村，在醫院裏拍下一名父親在吻着滿臉傷痕的孩子，「當時亦有感觸」。而2013年的菲律賓風災，他則經歷最辛苦的一次採訪，「當地斷水斷電，我在馬尼拉公司取發電機飛去中部災場，在機場被阻上機，我用盡所有方法哀求，職員說擔心入面有油，但我說是新的，從未用過，最後他們都同意讓我上機，這對我來說是比影到一張相更大成就，團隊合作好重要。去到酒店睡在大堂地下，是戰場才會發生的事，想不到一間五星級酒店，外面是沙灘與海，但裏面沒水沒電，我們就用桌椅圍住路透社一個陣地、美聯社又在另一處。影到相都要可以發相，說難忘與引以為傲的經驗，我覺得是這些」。
見證新聞攝影走進數碼時代
要說遺憾，九七回歸是其一。「那次影得真係麻麻，落大雨，解放軍入來，真的拍得很差，器材都濕了，影不到那種感覺，市民夾道望住他們進來，《南華早報》影得好好，有人拿中國國旗，又有裝甲車經過，很有歷史感。那個年代數碼相機未普及，一部幾個人共用，回歸前夕我用過一次，影解放軍先頭部隊在文錦渡入城，影完我沒跟記者車走，即時發相，那是第一代數碼相機，得個影字，要插卡才知拍到什麼。」他見證新聞攝影行業、攝影器材的演化，回想初入行，連攝記都未普及，「我入路透社時，也是香港新聞攝影起飛的年代，70年代只有兩份英文報紙《南華早報》跟Hong Kong Standard，以及《星島日報》有攝影記者，90年代開始間間都有，而世界大潮流是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分家，香港後來慢慢才跟上」。
今次他選擇用菲林拍攝，「我們用的是8吋乘10吋的菲林，那部相機就好似以前傳統影樓的木頭機，因為我想可以比較慢一些去觀察，然後了解那個人，而被拍者也可在鏡頭前凝定，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值得保存的事」。每個人物都配以一句話，為何不詳細寫他們談及的疫情經歷？「我不想這樣，若是這樣就變了新聞。我覺得回看疫情時，如果疫情最終會過去，大家除下口罩，10年之後見到戴口罩相，再看這些人的一兩句說話，就會感受到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時代；萬一我們不幸要一路戴口罩落去，這就是一個新的paradigm shift（範式轉移）開始，人是在這樣的狀態中。」
Bobby不會說現時影像氾濫，「有人說影像民主化，我也不會用意識形態那麼重的字，我會說大眾化、普及化，那是好事。以前去第三世界國家，你影一張寶麗來送給當地人，他們便好開心，現在他們都可以用手機影；我見到在香港花展，阿伯阿婆用手機影花，我好感動，以前的人沒機會留些影像，現在可留給自己看。就像新聞記者用文字採訪，一般人會用文字寫日記，你咪當影像係佢嘅個人日記囉，你理得佢文法係點啫。以前年代的人沒有這樣的機會，影像很稀有、很階級性，現在攝影普及是好令人開心的事」。所以他也這樣看待自己，「唔會因為我離開咗呢行就翹埋對手唔影相，就算唔係作家，平時都會寫日記，是同樣的道理。還有能力的話就影，（疫情）這樣一件大事，我想有個完整一點的影法去看這件事，就想出這個」。他保持抽離，來保存攝影中仍有自我，不追逐時間、不追逐新聞，也不用社交媒體追逐不斷更新的消息，生活得純粹，似乎也在攝影的路上追求另一種純粹，「以前做開新聞攝影記者，拿很多長鏡頭、見好多大人物、去好多大場面，甚至去外國採訪、走最前線，見到好刺激的事，當你不做這行，並不會從此不碰攝影，而是用另一種方法去看事情」。
《生活如常-疫下群像》攝影集相展
日期：即日起至6月5日
時間：下午1時至晚上7時
地址：The Culturist's Playground（上環文咸東街105-107號利文商業大廈6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