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新聞照片則是時代的見證。那些重要的歷史瞬間，尤其是來自極權、封閉地方的影像，皆出自攝影師、新聞記者的勞苦。
梁萬福喜好攝影，最近出書放入他的「打雀」照片；盧炳松在1970年代末曾任記者，親歷在極權國家採訪的紅線；加上攝影發燒友蘇彰德，3人倚着專為記者而製的放大版Lecia相機模型，說起得來不易的新聞照片。
■蘇：蘇彰德
■梁：梁萬福
■盧：盧炳松
梁：我𡃁仔時玩相機，買一大筒菲林回來，自己剪菲林，再捲入菲林筒，這樣便宜很多。
盧：以前報館用的菲林很大卷，要用黑布袋包住，使用時自己數36格、剪下，再捲入菲林筒；但我怕自己數錯，所以影相不會影足36張，影到30張就停，驚萬一數少了，過不到底片。尤其做突發記者，一過不到底片就會錯過某些影像。所以我影到30張就不繼續，穩陣一點。以前我們做記者還要自己冲曬照片。
蘇：你們剛才說的剪菲林、捲菲林，當年很多攝影師都是這樣做，尤其是戰地記者。他們以前去一些比較封閉的國家，拍照後，還要想辦法將照片偷運出來。有些幫報館工作的，甚至試過自己在廁所冲曬底片。讀攝影師的傳記，見到以前很多攝影師真的從ABC到每一樣都要認識，包括他們經常到處飛，還要懂得多國語言。
有一次，我和很有名的瑞士攝影師René Burri，在維也納一起乘車出席活動。他從上車到下車期間，用5種不同語言交談；跟我說英文，司機用德文，法國籍太太用法文，有人打電話給他，雙方用意大利文，下車時又用普通話跟我說「謝謝」、「你好」。他說語言在職業生涯裏救過他幾次，尤其去到一些非常不友善的環境。他經常與年輕攝影師分享，如果你去到某些地方，不懂得保住自己生命，照片拍得多好也沒有用；所以每一種語言他都會學，而且會與被攝者溝通，先做朋友再拍照。
盧：在內地剛剛開始容許香港記者入境採訪時，我在《明報》工作。那時採訪後帶住拍完的照片，衝去關口，看哪些人的樣子正氣、講廣東話、是香港人，就跟他說：我是明報記者，有一筒菲林要送回香港，你會在車站或機場見到有人舉着寫有「明報」的牌子，你幫我交給他。那時是1970年代末，經常是這樣。
（陌生人都肯幫你？）
盧：我們會給明報卡片他們，他們就會相信我們，願意幫我們帶菲林回港。
蘇：我剛才提及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誇張地說就像一個間諜組織，有整個網絡，從最極權、封閉的國家把菲林運到巴黎或紐約，這就是當時的世界；今時今日，有手機和網絡很輕易都能看到這些地方的照片，但以前並不是這樣。